30年前在戛纳电影宫台阶前欢呼意大利明星玛丽安吉拉·梅拉托的人群中，有一个年仅28岁的年轻人。他是为自己的处女作《兰花之欲》到戛纳来寻找制片人，也就是说寻找投资者和钱。这个年轻人就是帕特里斯·谢罗。这是这位未来的戛纳电影节评委主席第一次踏上戛纳滨海大道。

　　和所有其他来到戛纳寻找电影梦的年轻人一样，谢罗住在戛纳几十公里外的小镇圣保罗德旺斯的一家小旅馆“金鸽”饭店，每天驱车前往滨海大道。他一面追逐大明星们，一面寻找着他的“投资者”，当然也不忘记看电影。他清楚地记得他看到伊夫·蒙当在记者们的镜头下玩一种“滚球”游戏的情景。而给他印象更深的，则是他在戛纳看过的仅有的两部影片（今天他将看至少23部）：其中一部就是瑞典著名导演伯格曼的电影《呼唤与细语》，谢罗深受冲击。当时的伯格曼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整个一代作家电影的标志性人物。这就是当时对电影几乎一无所知的谢罗留下的戛纳印象。

　　在投身电影之前，帕特里斯·谢罗已经是一位话剧和歌剧两栖导演。他从话剧、随后是歌剧中展现出的才华，使他年纪轻轻就已经颇有点名气。正是凭借他在舞台上的成功，他很快便找到了投资人，并邀请夏洛特·朗普林出任他处女作的女主角。两年后，也就是1975年，他的处女作问世。票房平平，批评界反应也平平。

　　10年后，谢罗再次踏上滨海大道。这次是1983年，他的第三部影片《受伤的男人》被选入正式参赛片。但他自认为“选片人对他的影片显然不太喜欢”。当时法国片也如今年一样比平时多出一部。他至今怀疑是当时的文化部长向戛纳电影节选片人施加了压力，才使他的影片入选。他的影片被安排在电影节最后一天放映，而且放在22时；而翌日晚将举行电影节颁奖和闭幕仪式。也就是说评委在看谢罗的电影时，获奖影片几乎已经定局。影片未获评委青睐，亦未激起观众的强烈反应。但这部电影因提出和探讨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一些特殊问题，因而在电影史上也留下了它的印迹。谢罗至今对此片入选感到高兴。回忆当年在戛纳的情景，他说：“当时我都兴奋得昏了头，我无法想象自己成为影人中的一员。我总觉得自己是个局外人。我觉得我找到了一个新天地，正在开始一桩奇遇……”这一年，尽管谢罗没有得奖，但戛纳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0年后，他成为戛纳电影节的评委主席。在这20年间，他的《法国旅馆》于1987年入选“一种注目”单元；而1994年则是他的“戛纳荣耀年”：历史剧《玛戈王后》获得了评委大奖和最佳女演员奖。1998年他将新作《爱我的人将坐火车》送往戛纳，但并未得到戛纳影人的青睐。倒是翌年的凯撒奖给他送来了安慰与承认：他获得了最佳导演奖。此后，他便开始成为国际各类大奖的常客。2001年柏林电影节将金熊奖给了他的新作《私生活》，由于这部影片拍摄的性爱场面超出了X电影的尺度，从而引发了欧洲电影的暴露场面究竟能走多远的争议。2003年他的另一部影片《他的兄弟》又得了银熊奖。

　　对于谢罗来说，戛纳邀请他出任评委主席，使他“既感骄傲、高兴，亦感吃惊”。因为这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他自己承认，如果有人建议他来拍摄一部巨制，甚至一部好莱坞电影，他都不会吃惊。事实上，好莱坞绝不会请他去拍电影，他弄出一个好故事的水平似乎并不大。他没有想到戛纳会邀请他来担任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作家电影大本营”的评委主席。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电影中置于哪个位置”。他自己也承认，他拍的电影并不多，仅八部，因此一直“感觉自己仍在发展之中，感觉到自己正在成为一个好导演，但至今为止并未达到自己所寻找的东西”。正是这种感觉使谢罗一直觉得自己游离于法国电影圈的边缘。他自谓“既不属于新浪潮派遗产的继承者，同时也不同于皮亚拉这类真正拥有自己独特风格的影人”，甚至也不属于“最近二十年冒出来的年轻一代”。他的这番自定义的确有一定道理，由于他的主要精力还是在戏剧舞台，因此与近二三十年的法国各类电影流派只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而且他的风格也始终没有自成一家，而是随时变换面孔，惟一一以贯之的，便是一种不可遏制的欲望和激情，这在他的电影里总能看见。

　　总之，这位58岁的法国艺术家，喜欢标新立异，在法国文化圈子里比较时髦，他每出一部电影，都有一帮捧场的人，看上去，倒好像不是对他的作品，而是对他这个人。他会引导本届评委选出什么样的“金棕榈”，对于这个不断变换角度的电影人，还真是很难说。（郑若麟 边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