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高枫参加了香港回归五周年的演出。

　　中新网9月20日电 今天，京城主要媒体均在显著位置报道歌手高枫昨夜突然去世的消息。将于下周面市的中国《新闻周刊》刊发一篇评论式的文章，对一段来围绕着高枫所发生的“事情”作了“点评”。本网先转载如下：

　　截止9月18日下午19点30分，某某网站上对高枫的网友评论已经多达450页，远远超过对南京中毒事件300多页的评论。

　　这个事件具有如此多的新闻因素：一个半红不黑的歌手，一种被怀疑为与艾滋病有关的怪病；而公众的眼球除了对高枫“是否还活着”十分关注外，更多的恐怕是他感染这种病的途径。以致于当高枫的经纪人和他的舅舅在面对网友时，网友们忍不住高呼：“我们不会因为艾滋病歧视高枫，只想知道真相。”

　　更想知道真相的是聚集在协和医院门前那近30位的记者，他们大多从外地赶来，铺张报纸席地而坐，现场看到任何风吹草动立刻敲进笔记本电脑然后发到后方：一个歌手的绝症成为了娱记和八卦爱好者的盛宴。于是，真相在两三天内翻云覆雨。1%的生还希望已经激升到50%，可能是由艾滋病引发的PCP肺炎也变成北京最好的医院都无法确诊的疑难杂症，一个普通的“感冒引起的肺部感染”也可以要了有钱人的命……整个事件扑朔迷离，“先知先觉”的冯小刚的《大腕》也不如现实更富戏剧性。

　　卫生部艾滋病预防与控制中心的郑锡文副主任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因为公众无法正视、不愿善待艾滋病人，导致他们的治疗多数处在一种偷偷摸摸的状态，可以想见媒体的吞吞吐吐、公众的追根究底给作为公众人物的高枫和他的家人带来的压力。虽然因为性传播引起的艾滋病例在中国只占7%，但娱乐圈的混浊引起的猜测、联想、推断，就像当年的杨钰莹的保时捷一样，总会有一根手指捅破这一层窗户纸。

　　但令人吃惊和不解的是，娱乐圈的“危机公关”已经做到了极至。有人直言不讳地问：“高枫过去的专辑只能卖一万张左右，这张最新专辑已经卖到了20万张，你们怎么会事先就敢生产这么多唱片，这是不是蓄谋已久？”高枫经纪人的回答是“巧合”。

　　人遇不治之症，他的一切本应该得到同情，何况，是高唱过“大中国”的高枫。但是，他周围的人却表现得太有“急智”了。他的经纪人和舅舅在他最需要陪伴的时候连赶两场，在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网站搜狐和新浪座谈；他的好友黄安立即要在自己的新书中重点渲染与高枫的一段友情，而之前黄安还说他们并不是很熟；据说，他想见的某位好友先通知了记者，才赶到医院，记者恰到好处地拍下了她“悲伤”的表情。如果高枫真的不治的话，他的新歌加精选、《我和高枫不得不说的故事》、纪念高枫的“义演”……也许都会不失时机的推出。如果他“奇迹”般地醒过来，等待他的将是和台湾歌手方季惟同样的结局。方季惟当年曾借喉部手术的机会大力炒作，癌症、生还率很低、即使生还也无法唱歌，直到她活蹦乱跳地回来了，最大程度地愚弄公众的同情心，而她为“狼来了”的谎言付出了代价。

　　明星丑闻的屡屡曝光已经使他们的经纪人掌握了如何让“咸鱼翻生”的诀窍。被刺的毛宁可以坐着轮椅上台赚取观众的热泪；杨钰莹可以坦言她和走私犯的初恋；吸了毒的苏永康更加抢手；撞了人的谢霆锋可以用长达一年的“暂别”换来更多的机会，接下来就可能是出狱后的刘晓庆的新书、红豆的自白，法律给了违法者应有的惩罚，新的道德尺度却无力审判那些法律管辖不到的角落。

　　同性恋、滥交、用身体换取利益、没被逮着的吸毒，都不再用迟志强、张行时代的“罪”来界定，社会进步后的宽容度已经大到了“笑贫不笑娼”的地步。可能娱乐圈并没有想象般黑暗，可能圈中不乏洁身自好的人，可能“狗仔队”的偷拍使他们的隐私被放大，但吸毒而死的朱洁和姚二嘎、发疯的何勇、跳楼的谢津和陈宝莲、被杀的李国豪……非要等到灰飞烟灭的那一刻，公众才能知道那被包装过的真相吗？(中国《新闻周刊》作者:孟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