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比冯小刚的《大腕》更富有黑色讽刺意味的活剧眼下在协和医院上演：铁门里，高枫生死未卜已经昏迷了4天；铁门外，一群来自全国各地的记者轮班守候，有的干脆垫张报纸躺在病房前冰凉的石地板上过夜，唯恐漏过一丝新闻；演艺界人士．歌迷、医生、药商各色人等纷纷赶到医院，有人甚至送来了自称能避邪的宝剑和大蒜制的药方，还有人提出向媒体提出要把自己的肺捐给高枫......

　　黑色新闻出炉记

　　在高枫事件中，其经纪人大唐是一个关键人物。记者采访中获悉：把高枫病危这一黑色线索捅得路人皆知的，正是大唐本人。

　　大唐向笔者解释说：高枫近期的工作日程排得很满，跟许多演出商签了合同。高枫生病不能去属违约，我们必须给个说法，所以公司15日给几家媒体发传真，说高枫得了重病。

　　收到传真的记者迅速在高枫病房前集结，趁大唐出门送客时围了上去，大唐向大家介绍：院方确诊是PCP病毒性肺炎，给家属下了病危通知书，目前靠呼吸机维持生命，一直昏迷不醒。救活可能性几乎不到１％，顶多还能有两天生存时间。

　　盘根究底的记者们随即上网搜索PCP肺炎的相关资料，查询结果让人大吃一惊，他们又向佑安医院(中国最权威的艾滋病治疗机构)等医院的专家请教，爆炸性新闻第二天迅速传开。某报甚至在头版打出最醒目的通栏标题“歌星高枫得怪病生命垂危”，结合内页一个整版的报道，稍具常识的读者都看出了言外之音，各大网站的BBS上，一些网友的发言把高枫与“艾滋病人”划上等号。

　　这一后果也许是大唐始料未及的。次日众记者再次采访大唐时，他改了口：“我没说过高枫得的是ＰＣＰ病毒性肺炎。”记者们则针锋相对：“昨天你的话我们是录了音的，电视记者更是音画齐全。”

　　事情开了头，收尾就难了。迫于舆论的强大压力，大唐最近两天带着高枫的舅舅奔波于搜狐、新浪等各大网站，一遍又一遍地回答着网友们各种问题，澄清关于“高枫得了艾滋病的谣言”，并强调他治好的可能性达50%。记者曾看到高枫舅舅一脸疲惫、躬着背拖着沉重的脚步奔波着，不禁感到鼻酸。

　　记者昨日上午再次拨通了大唐的电话，这位曾担任过杨丽菁、俞小凡、王馨平等港台明星经纪人的汉子自嘲道：“在这个圈子混得也够久了，什么样的阵式没见过？但这一次还真是载了大跟头。现在我很怕接受采访，我每说一句话，有时会被记者演绎成一大篇文章。”记者试探性追问：“高枫究竟是不是艾滋病患者？”

　　大唐说：“我个人认为100%不可能。如今对于艾滋病毒的检验十分方便，听说5个小时就能测出结果，但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人通知我他是艾滋病患者。医生说过很多种可能性，当初还怀疑过是哮喘，高枫接着话荏说‘不会是得了跟邓丽君一样的病吧？’医院都没有资格对外宣传他的病情，因为他的病现在还没有得到确认。有些数据正在化验中，在网上公开的那份是我们从协和医院得到的唯一一份诊断书。”

　　大唐的话究竟是真是假？哪句真哪句假？记者也一时也难以判断。有人甚至联想到：一年前毛宁遇刺住院时，毛宁公司曾经召开新闻发布会，讲述了一个“毛宁上街买水喝，遇歹徒抢劫”的故事，然而北京市公安局很快召开新闻发布会说明真相：系被“同志”所伤。

　　但是，目前所有的新闻来源都只是大唐。协和医院拒绝接受一切采访，也未发表任何声明。高枫的病于是扑朔迷离起来。

　　不少人认为这是一种炒作，因为目前的事实是，高枫的新专辑在各地热卖，两周前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新专辑新闻发布会，塞红包请记者，报道响应者却不多。这一次虽然医院保安拼命地驱赶记者，全国各地的媒体仍源源不断出钱让记者前来抢新闻，毫不吝惜版面。

　　但大唐反驳：“高枫连命都快保不住了，我们哪还有心情来炒作？”此话也不无道理。

　　娱记不畏远征难在高枫事件上，娱乐记者穷追猛打的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

　　16日清晨6：30，接班的保安打开病房的铁门，当即吓了一大跳：地上横七竖八睡着几个男孩。叫醒一问：原来是从外地赶来的记者，他们生怕漏掉重要新闻，干脆铺上报纸在冰凉的石地板上坐着，半夜里实在熬不住了，倒下就睡熟了。

　　17日晚，笔者再次来到高枫病房外，不足十平方米的楼梯间已经站了20多个人。笔者刚靠近把守病房铁门的保安，十多个记者唰地围了上来，话筒、录音机、照相机一齐对准笔者。笔者表明同行身份后，大家才失望地散开。

　　记者们或靠墙站着，或铺张报纸坐在地上，有位女记者还从家里搬了个小凳子供大家轮流享用，还有的席地而坐,把笔记本电脑放在膝盖上写稿。现场屯积了干粮和水，都是外地记者带来的，他们来自上海、山东、沈阳等地。

　　几分钟后，一个戴着鸭舌帽和墨镜的年轻人从病房里走出来，问：“你们谁是记者？”众记者在身后追问：“你是代表谁发言？是代表经纪公司还是医院？”他从电梯里探出头来：“我只代表我自己。”记者们冷笑一声，不再理会。

　　现场不时人来人往，有些是要求捐药的，有些要求捐钱或捐身上的器官，部分人得到了高枫家人的接见，但没有接受他们的捐赠。

　　晚上10时许，大部分记者陆续离开，笔者和天津、上海的记者仍在驻守现场，一个要求给高枫捐肺的河南青年在病房前守了两天两夜后被保安遣走。

　　这时有一老者出现，自称高枫父亲的好友，来自江苏徐州，专程给高枫送“秘方”来的。保安通报高枫父亲后，他得以进去。时近午夜，高枫父母送老者出门，见记者们仍席地而卧，第一次主动提出让记者为他们和送药方的大爷合影。“你们都挺不容易的，可是这样傻等着也没有用，我劝你们走吧，明天的网上都会有消息，你们又何苦不爱惜自己的身体呢?”

　　几天来，有十多个省的记者赶到病房外采访，疲劳战术使一些记者放下了脸上沉重、悲戚的表情，有的人甚至在现场席地打起了扑克，几个来自天南地北的女记者边等边闲聊炒菜技巧，一位黑龙江女记者在病房外对镜补妆的照片还被一家报纸登了出来。记者们既团结又互相提防，都想抢独家，有的人还有意或无意地放出点“小道消息”，让同行们扑空。比如17日晚有记者说刘德华、杨钰莹半夜会来探望，一些摄影记者辛苦候到午夜都没见半个人影。

　　褒贬舆论针锋相对

　　针对于媒体对高枫新闻铺天盖地的报道，各界看法针锋相对。媒体之间也形成两大阵营，其中一派显得正统。如北京晚报18日发表的评论《明星病危约等于娱记节日》，辛辣地嘲讽了同行的“狗仔队”作风。

　　中国青年报青年话题主持童大焕说：“媒体现在挺堕落的，该关心的不关心，一味追人私生活。人们对于这一新闻的高度关注，一个关键原因还是它的结局处在悬凝未决之中、是与非仍未置可否，有了供大家评论的巨大空间。这好比个性化车牌，一开始它的出现并无多少人关心，但被主管部门喊停后，马上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童大焕呼吁媒体给别人多一点尊重：“目前我们的社会还并不宽容，许多农民是因为卖血感染了艾滋都不容于众。高枫目前已经不能说话，他的病情真相外人无权公开，作为高枫及其身边人，他们保护自己的名声是正常的，他们没有警示社会的义务。当然，假如一个名人得知自己感染上艾滋病毒，主动站出来宣传警示，意义当然很显著。但这一切都是他的自由，不是他必须履行的义务。”

　　而一贯言辞比较偏激的余杰这次对于媒体的行为表示理解：“传媒有自己的运作模式，媒体如今已非常商业化、公司化，需要提高发行量、收视率。”

　　极善于利用媒体炒作自己的著名导演、音乐人张广天（话剧《切.格瓦拉》和《圣人孔子》等的编剧兼导演）也持相同看法，他同时也指出：“这种炒作有高明与不高明之分，高明的媒体既赚了钱又扬名，平庸的媒体也许只可顾一头，差劲的媒体往往两头落空。”

　　记者注意到一则新闻资料：1998年，美国报刊杂志炒作克林顿和莱温斯基的绯闻赚了2000万美元。

　　北大新闻学院青年教师焦国标则认为：“记者们的采访只要不给高枫和家长在现场带来麻烦，如阻塞了交通、影响了大夫的工作等，这种等待新闻的方式，并不过分。媒体也要生存，作为公共人物，什么叫隐私、什么样的病叫隐私？公众有知情权，媒体有自己的职业伦理——弄清事实。经纪人一开始向媒体透露是PCP肺炎，有些记者找专家追查病因，这是智力劳动的结果。

　　“让媒体像高枫的亲戚一样关照其情绪并不现实，社会公众对于艾滋病事件的关注成了媒体报道此事的一大动力。必须有破坚冰的事件出现，否则艾滋病防治很难真正进入公共领域。目前我们对于艾滋病主要态度是捂着盖着。媒体对高枫事件的报道我不认为有什么错，判断娱记的举动太冷血缺乏依据。艾滋病就是一种病，而我们往往认为得这种病的人就成了狗屎，说也不能说、看也不能看、谈也不能谈。只有打破这种禁忌，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搜狐视线 特邀撰稿：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