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氏王国的“秘密”：引日本人才，兴香港电影

邵逸夫于1月7日逝世，享年107岁

　　搜狐娱乐讯 （背背山/统筹 感恩而死/文）【前言】2014年1月7日，香港影视业大亨邵逸夫爵士于个人寓所中安详去世，享年107岁。在他横跨一个世纪的波澜壮阔的岁月中，留下了无数佳话。他见证了中国电影的浮沉兴衰、他一手打造了邵氏电影王国、他率先创办了TVB（香港无线电视），作为影视大亨的同时，他还热心慈善事业，历年捐助社会公益、慈善事务超过100多亿港元，全国随处可见的“逸夫楼”便是明证。邵逸夫的生平已被无数人介绍，而他的事迹与功绩更是千言万语说不清，无法面面俱到，因此，笔者索性只取其引进日本电影人才的来龙去脉详细介绍，以资纪念。

　　没能获奖的“获奖者”——邵逸夫的“日本电影朋友”

　　1962年的第一届金马奖颁奖礼上，发生了一起戏剧性的事件，邵氏公司由李翰祥导演的《杨贵妃》一直被认为是“最佳彩色摄影奖”的不二之选，结果居然错失奖项。这部影片曾在最高级别的戛纳电影节斩获摄影技术特别奖，却得不到金马奖的青睐，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原来，是主办方认为这部影片的摄影师西本正（中文名贺兰山）是个日本人，所以才未授奖。

　　实际上，《杨贵妃》这部影片只不过是日本摄影师西本正正式加盟邵氏的第一部作品，却立刻能引起如此大的反响，而他以及后来陆续引进邵氏的一批日本影人，更是对整个香港电影、乃至华语电影产业带来了非常深远的变革与影响。至于这一系列动作的背后推手，自然就是当时邵氏的掌舵者邵逸夫。

　　邵逸夫之所以会选择从日本而非欧美引进先进技术，推测其原因可能有几点，首先50年代是日本电影的黄金时期，国际上频频获奖，颇为强势，其在亚洲的影响力也不小，再加上文化相近，邵会优先考虑。其次1953年成立了东南亚制片人联盟与东南亚电影节，会长与副会长就分别为日本大映社长永田雅一与邵逸夫，这份“亚洲联盟”的使命感可能也是促使其选择向日本寻求协助的原因之一。

　　由于这些日本影人多为幕后技术人员，因此这段历史并不为人熟知，但大批引进日本技术人才实为邵逸夫之一大创举。他们不但丰富了香港电影的类型，更重要的是为香港电影带来了更先进的技术与制作理念，亦培养了无数香港影人，由此可见邵逸夫的非凡魄力与国际视野。他绝不仅仅是一个赚钱的电影商人，通过国际合作，更在无形之中推动了香港电影的技术革新，在这一点上可谓功德无量。

　　邵逸夫的“亚洲电影计划”——引日本技术，拍香港电影

　　实际上，中日之间的电影交流由来已久，早在20年代，就有中国电影借助日本技术的例子，如中国第一部片上发声的有声片《雨过天青》（1931）便是在日本协助下制作的。而50年代的香港，在邵逸夫正式聘用日本人员以提高技术水准之前，亦不乏一些颇有日本风情的或港日合拍或日本取景的影片，如当时邵氏对手电懋公司所推出的《菊子姑娘》（1956）、《欢乐年年》（1956）等等，但这些多属于以异国风情为卖点的“日本风光片”，包括后来电懋跟日本东宝公司合作，由红星尤敏与宝田明主演的《香港之夜》（1961）、《香港之星》（1962）、《香港东京夏威夷》（1963）三部曲也都是这个路子。

　　相比于电懋的消费异国情调，邵逸夫的邵氏走的是完全不同的方向，他并不愿意拍这种有“东洋味”的电影，但仍看中日本电影先进的技术，因此他大肆引进日本的技术人才，以求制作更优质的中国电影。在正式签下西本正之前，邵氏也曾邀请其赴港拍过一部中日韩合拍片《异国情鸳》（1958），这是一部伊士曼彩色片，当时就是因为邵氏认为日本摄影师拍出来的彩色片非常棒，遂意欲借助日本的技术来拍摄。众所周知，邵逸夫是一个非常善于精打细算的精明商人，但他在日本技术人才身上花钱却毫不心疼，据西本正回忆，当时拍完影片赚的钱怎么花都花不完。

　　事实证明邵逸夫的策略是完全正确的，正式签下西本正后，邵即让他掌镜李翰祥的古装历史片巨作《杨贵妃》，这部影片也是伊士曼彩色片，结果西本拍出来的效果让李大导演惊艳不已，影片也在戛纳获奖，名利双收，李以后更是非西本不用，在其帮助下炮制了不少鸿篇巨制。除西本等摄影师以外，邵氏还聘请了不少专业岗位的人才，如灯光师、美术指导、特技指导、剪接师、作曲家、舞蹈编排、化妆师、道具等等，其中不乏圆谷英二、伊福部昭等重量级人物，可见邵逸夫在技术改革上的力度之大。西本正为邵氏带来了伊士曼彩色、Cinemascope宽银幕等先进摄影技术，而各部门的日本技术人员也让香港本土的工作人员见识到了高水准的作业与效率。非但如此，邵逸夫甚至还不惜花钱让西本正带领中方团队去日本的拍片现场参观学习，而如郑佩佩等年轻演员也被送到日本去培训。日本当时已经有一个非常成熟的电影工业，学习他们的先进经验，对邵氏的大步发展可谓帮助不小。

　　字幕背后的“秘密”——其实邵氏电影是“外援”拍的

　　当然，邵氏对人才的引进也并非仅仅在一些专业部门的岗位上，在西本正与蔡澜的推荐下，邵逸夫也曾邀请过不少日本导演来邵氏执导影片。当时邵氏意在开拓自身影片类型，遂一举买下大批日活动作片，同时亦热情邀请日本导演。随着日本电影产业下滑，香港反而颇为红火，邵逸夫对日本人员又一向优待，这些导演自然没有不来之理。由于邵氏为刻意隐瞒自己影片有日本元素，另一方面也因这些导演自身有种从高水准的日本电影界投身低水准的香港电影界的“委屈”的心态，因此这些导演基本上都起用了中文名字，仅从影片字幕上无从识别，但其中不乏日本本土的名导——

　　其中包括化名杨树希的中平康，拍摄过《特警009》（1967）、《飞天女郎》（1967）等影片，化名为戴高美的古川卓巳，拍摄过《黑鹰》（1967）、《风流铁汉》（1967），化名为穆时杰的村山三男，拍摄过《人头马》（1969）、《鬼门关》（1970）等影片。其中最为成功的一位，就是号称最贵导演的井上梅次，他也是唯一一个坚持使用真名的日本导演。井上梅次的贵，是贵得有道理的，他是出了名的拍片“快枪手”，在邵氏的几年时间内共拍摄了《香江花月夜》（1967）、《花月良宵》（1968）等17部影片，不但与邵逸夫“多快好省”、“娱乐至上”的理念相吻合，票房成绩也都相当不错，更为香港现代歌舞片提供了良好的范本。

　　包括导演、摄影师在内的这些日本人才，在邵氏提高自身的制作水准以及产量与效率上功不可没，而另一方面，他们也培养出了华山、鲍学礼、桂治洪、蓝乃才、刘观伟等不少港片制作人才，他们才是香港电影最大的财富。时至今日，不少当事人早已作古，邵逸夫也终于离世，但他们对香港电影乃至华语电影所带来的影响是不可限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