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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永元主持《实话实说》。（资料图） |
人民网报道 1996年3月起，中央电视台推出一档全新的谈话类节目《实话实说》。节目中，人们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主持人：他长相“有些困难”，说话也难字正腔圆，随意得“如邻居大妈的儿子”，但就是这个两眼一眯、嘴角一弯、微微露出点“坏笑”的男人，倾倒了无数观众。大家给主持人崔永元起了个亲切的称呼——“小崔”。崔永元的出现，让中国人对节目主持人的形象有了新的认识。如今，“小崔”已变成了“老崔”，但有一点始终没变，他还是那样的言语犀利、敢说真话。
他也坦言，干《实话实说》以后，天天绷在心里的念头都是“知耻而后勇”。更苦的是，到演播室的嘉宾都才华横溢，不要说对话，能听懂对方说什么就不易，毕竟隔行如隔山。当年央视采用的是“放飞式管理方法”，让一只乳鸽与苍鹰并行翻飞，一争高低，不怕你不喊力不从心。2002年，崔永元患上了抑郁症。本文文字来源：《环球人物》杂志 第176期
新的方向 迷上了口述历史
近几年，大家知道崔永元主持了很多栏目，但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这只是他工作的很小一部分。他把大量精力都投入到“寂寞”的口述历史的资料整理中。采访中他不止一次提到，自己在和时间赛跑，否则耽误一天，历史上就少了一个或几个历史见证人。
这件事，要从2001年说起。那年崔永元去日本NHK电视台访问，看到人家有口述历史资料库，据说里面关于中国的内容非常丰富。他试着让管理员找一下张学良的资料。“很快，工作人员就调出一段张学良发表演讲的‘视频’，整整30分钟，时间是‘九一八’事变后第三天，即1931年9月21日。张学良在演讲中说：‘委员长说，两年之内，不把日本人赶出满洲，就辞职。’”这段视频，给崔永元很大的刺激。
“我很惊讶，日本有海量的口述历史材料，而且很多和中国有关。我觉得中央电视台的历史素材就特别少，想编个片子，什么都缺。我开始很希望台里也能建这么一个，可能是我表述得不清楚吧，大家似乎不知道我想建个什么，也没有人理。”于是，从2002年开始，崔永元就扎进历史堆里，出不来了。他组建了记者团队，采访了电影、音乐、战争、外交、知青、民营企业等六大类，共计4000人的口述历史，先后开办了《电影传奇》栏目，制作了《我的长征》、《我的祖国》、《我的抗战》等一系列专题片。每每谈起那些老兵，他都忍不住泪流满面。
“《我的抗战》中有一集讲3对恋人的故事。其中一对，很像《潜伏》里的余则成和翠平，但不管怎么样，翠平后来还生了个孩子，余则成也有可能和妻子重聚。可现实生活没有那么戏剧化，没有那么完美，很多人奉献就奉献了，失去就失去了，他们可能一辈子什么都得不到。我也曾请一位老兵来做客，当人们知道他的经历后拼命鼓掌，老人热泪盈眶，我也是。因为我在想，他这辈子接受的掌声可能还不如我一天接受的多，这就是现实。我们用任何发自内心的方式向他们表达我们的敬意都不为过。”
崔永元有时也会想，2002年时自己为什么会患病？“就是老想不该想的事。现在为什么快乐，就是不想那些事，只想怎么把该做的事情做好。可能大家会说以前我在电视上很光鲜，做口述历史成为了幕后者，会很孤独。其实做起来就知道，这件事意义更大。”
寂寞在于找不到知音
在北京怀柔区一个叫新新小镇的地方，有一处不起眼但很幽静的三层楼。里面藏有4000位老人讲述的共300万分钟的影像及文字资料，他们的平均年龄都在80岁以上。这就是崔永元建立的“口述历史影像资料库”—— 电影传奇馆。该建筑是他的好朋友、地产大亨冯仑免费提供的。崔永元说，他曾试图说服政府部门或其他有钱的机构来参与做这件事，“可是光试着说服他们就用了两年时间，还没结果。有这工夫，几百个人都采访到了，我干脆就自己来吧。”于是，从没开口向别人要过一分钱的崔永元，厚着脸皮为这事找钱。
崔永元成立了一个公司，不花国家一分钱。他认为，拿节目本身去敛财是不高明的手段，他甚至拒绝借助自己在央视的播出平台，为他正在进行的“口述历史”系列纪录片筹集资金，他认为这样太功利。
但是，对那些投钱给他的人，崔永元说一时给不了回报。“因为口述历史的工作是收集资料，并不是为了播出。也许要等到100年以后，才会有人认识到这些资料的价值。”
2012年2月27日，媒体刊出消息，中国传媒大学[微博]与崔永元合作成立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及口述历史博物馆，并举行签约仪式。据了解，中国传媒大学将提供一座约8000平米的独立大楼，用于建立中国传媒大学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和口述历史博物馆，该中心的主要职能是口述历史的收集、整理和研究等。而口述历史博物馆，将会把崔永元十年来收集到的所有口述历史影像资料建成数字化存储检索系统，除了保存、归类整理及永久传承之外，还将面向中国传媒大学全校师生及社会其他学术研究机构或个人免费开放。
环球人物杂志：您现在每天都在忙什么？
崔永元：忙的都是和口述历史有关的，因为现在我有5个采访组在外面跑，每个月要拿回来200个小时的素材，我们要把这些素材进行分类，要速记、校对、录库，然后找出它的检索方式，做数据化复制……实际上相当于做一个网络图书馆，很庞大的工程。我们要把所有拍的东西录入，以后你打一个关键词，就能检索到相应的影像和文字资料，包括历史图片、图书等等。我们的口述历史素材，都是自己直接去采访的。我们的口号叫“和时间赛跑”，后来发现跑不过，这些人去世的速度远远超过我们采录的速度。这个工作量太大了，我就决定专心致志做这个事。
环球人物杂志：做主持人不好吗？
崔永元：不是说做主持人不好，可能我到了这个年龄，精力不够了，18岁的时候，你同时干3件事都干得了，现在不行，常常做事情有应付的感觉，这让我觉得很不好。做幕后的研究工作是我的理想，我也做了10年。我不想这么分着心干，也不能糊弄观众，我们有400多个优秀的电视主持人，有深度的也有200多个，但做口述历史的很少，比较冷门。
环球人物杂志：您是不是对做节目太追求完美了，才对自己不满意？
崔永元：我其实是看不惯我们做的某些东西，可能开始一两天或者一两个月没看出什么破绽，觉得挺好的，但当有一天你发现它有破绽的时候，就会觉得不好。比如一期片子做完了，还没有播出，就知道它破绽在哪儿，但是已经没有时间了，只能播，这个状态其实让人挺不痛快的。
环球人物杂志：您觉得做主持人或者传媒人没有归宿感吗？
崔永元：首先我没觉得这个行当跟其它的行当有什么不一样，所以这次我说去专心做历史，大家突然这么关注，我觉得挺奇怪的。难道你们把工作都分成了三六九等？难道在大学里当老师比在央视当主持人能低八等？否则怎么会有这种反应？
环球人物杂志：或许大家更关注您是否对电视这个行业感到失望？
崔永元：这肯定是有，但是它不是导致我想离开的原因。你以为大学我就能看得上？那里面的学术腐败什么的更厉害。但是你也得想明白，你是去干什么？你是跟他们玩这个去？我对这个东西没有兴趣，我是到那儿做口述历史研究，所以我只关心这件事。那么你的学术腐败也好，你那些乱七八糟的潜规则也好，别粘上我，我不跟你们在这个系统里玩。但是你也别当着我就玩，我看到了肯定是要说话的，就是如此。
环球人物杂志：研究中心的场馆这么大，有其他人投资吗？
崔永元：没有，全都是无偿的，都是中国传媒大学免费提供的。
环球人物杂志：没有什么幕后集团之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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