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奕华 |
台北的“两厅院”(落成于1987年,是台湾最专业的表演艺术机构和剧场)操作过林奕华的《半生缘》、《快乐王子》等作品的上演。这一次他们提出,要林奕华做“四大名著”系列。
2006年做《水浒》,林奕华想让大家看到“男人之罪”;2007年推出《西游记》,以此窥见“生活之难”;这一次,在《三国》里他要探讨的是“人际关系”。《三国》选择了原著中桃园结义、煮酒论英雄、三顾茅庐、借东风等十二章回为药引,探讨现代人的“忠勇仁义恕,羡慕嫉妒恨”。
“三国其实在讲人际关系,各方势力要平衡各自利益,必须要知己知彼,在这个过程中,这个人与那个人会建立对话,那个人又会和另一个人建立关系,这些放在今天都可以叫人情世故。我在原著中读到人情世故的时候,突然很感动,因为这些是情感,我们可以从这面镜子照见自己。”
在改编剧本阶段,林奕华和主创团队在台北花了一个月时间读《三国演义》,“是一个个字念出来的读,否则我是读不下去的”。读着读着,林奕华发现《三国演义》里没有赢家,都是输家,这是部充满教训的失败之书。“为什么很多人会羡慕嫉妒恨?因为不快乐。为何不快乐?因为他想成为别人。为何要成为别人?因为别人有的,他也想要。为什么他也想要?因为他不想要过程只想要结果。为什么?因为他怕失败,因为他怕成长。”
每一次改编名著,林奕华的动作都很大,观众不会在舞台上看到忠实于原著的复述,两三个小时的戏是他的“读书报告”。林奕华说,“每个艺术家都会有自己的世界观、情感观,我展现的是我在名著中读到的东西,我想表现的不仅仅是过去的历史,而是希望借此反映当代的问题”。
对话
《三国》其实在讲情感与人际关系
羊城晚报:为什么要用12个女演员来演《三国》这部几乎全是男人的戏?
林奕华:我不把《三国》看成是男性斗争的书,真正读进去是我从故事和人物中看到自己,三国其实在讲人际关系。比如鲁肃带诸葛亮去见孙权,也就是带他跟自己的老板孙权借兵,又要照顾诸葛亮,又要照顾老板,鲁肃真是个外交官,很不容易,要小心翼翼地考虑。我就觉得:这样做人好难啊!但我也因此很佩服鲁肃,做事时帮这个想、帮那个想,并没有考虑他自己的东西。
从小到大,我看到各种人与人的误会、缘分的开始和终结,再读下去我觉得这本书讲的是情感。让女生来演,一部分你可以认为是颠覆,另一方面我利用了女生的感性,以及我自身的感性,架起通向观众的桥梁。
有趣的是,戏中大部分女性角色却使用了男生的性格来呈现,特别硬、不拐弯,很注重成效、结果,好像打仗一样。因为现代社会把女人异化成为男人,为了要在游戏中赢,运用的是男性世界里的游戏规则或游戏精神。
反观女性的本质,我觉得不是这样的。男性是森林里的狩猎者,他必须要用这样的手段去对待猎物,但女性是在洞穴保护猎物的后盾,理论上讲她应该是更宽容和温暖的。而当女性进入社会森林后,要用男人的生存法则,从而连女性本身的生存特质都要放弃。
羊城晚报:你的戏剧也一直在探讨两性话题。
林奕华:性别是很复杂的,以致于我觉得《三国》除了女性来演是个颠覆外,也希望带出未来感如果明天的男人就是女人,女人就是男人,那是很可悲的。
现在的男性越来越像女性,越来越喜欢对着镜子自恋,越来越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他不去想他没办法解决的问题,而把更多时间放在幻想的空间。我说的镜子并不是真实的镜子,网络世界其实就是面镜子,他每天对着网络去找虚拟的自己。同时,女性却更多地在物质世界打拼。所以我觉得以后是女人娶男人,女人会非常看不起男生。这很可悲,并不是进步,而是两个性别换位后,继续重复我们的过去。
让一个苹果扮演水果的所有特质,这不公平
羊城晚报:你在香港上演第一部戏就得到了政府的资助,现在情况有什么变化?
林奕华:现在我们刚刚变成接受三年一次的团体资助,每个月政府会给行政费用的补贴,“非常林奕华”每年大概得到一百万港币左右的资助。
羊城晚报:赖声川导演说,香港政府在这方面的资助比台湾要多很多。
林奕华:是的,像我们这样得到长期资助的戏剧团体,香港大概有十一、二个,但给的钱不一样,根据每个团的作品数量、规模、水准、口碑来衡量。我们拿的钱其实也很少,像在香港一个剧团里的艺术总监应该是六、七万港币吧,但我现在只有每月一万一。我的同事(助理)也拿很少钱,大概才九千港币,连毕业生出来的费用都比不上。
虽然我做的戏到大陆是走商业演出市场,但其实我们并没有赚到商业演出的利润。商业剧团不会这样操作,导演不管怎样会先要钱,如果没有办法给到这个钱他就不做。而我们现在是作品水准要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保障,所以钱一般花在这上面,比如布景的大小、道具运输等等。
羊城晚报:你觉得自己的戏剧是先锋的吗?
林奕华:我从一开始学习戏剧,对戏剧语言的思考就不是学院派的,不是传统的。例如,观众在看《贾宝玉》的时候确实有门槛,不是你一坐下来,所有东西就都理所当然演给你看。《贾宝玉》一开始就有十几个女孩子跑过来,将这个故事倒叙,然后突然跑出来的贾宝玉是女生,穿的是时尚的时装。基本上整出戏的点子都需要观众动脑筋,而不是眼球效应。一部戏要观众动三个小时的脑筋,这个要求非常高。我的戏不管叫不叫先锋,都需要观众愿意陪我玩,愿意在我丢出来的各种问题中继续追求答案。
羊城晚报:现在香港戏剧整体发展得如何?
林奕华:无论是香港、台湾还是大陆,戏剧对华人来讲,与西方最不同的地方是陷入了矛盾。外国人看戏剧很清楚定位,如果是商业戏剧,就用商业戏剧的标准来要求它,如果它是莎士比亚式的或者先锋式的,那会用另外的标准。但华人对于戏剧的认知非常矛盾,观众去看一个商业戏剧会嫌它不够艺术,去看艺术戏剧又会看不懂。大家常常让一个苹果扮演水果的所有特质,这对观众、对戏剧来讲都不公平。
大家觉得戏剧又要有娱乐性又要有艺术性,虽然我觉得没必要,但还是希望自己能兼顾二者,这也是我给自己挑的一条很困难的路。
羊城晚报:这样不会包袱太重吗?
林奕华:不会,因为那就是我。你跟我相处时我会很八卦,但我也可能很灵性,这对我来说不矛盾。
观众需要被教育,但不只需要被戏剧教育,而是需要被文化教育。观众需要变得更自信,他们在选择戏剧的时候,才不会把本来应该自己准备的功课,转嫁到演出的戏剧上,总觉得“我都进来剧场了,什么都应该是你来告诉我”。现在就好像是我给你钱买票,你什么都要满足我。这样只会把戏剧弄成越来越精神分裂,越来越依靠几个取悦观众的点。
我最不希望看到的是我们的戏剧变成卡拉ok,观众走进去听到一些歌曲觉得很感动,然后流眼泪,但跟前言后语是没关系的。我们太容易追求被感动,又太难真正打开自己,所以追求的被感动,只是最表象的东西,只是情绪发泄。我最不想看到戏剧变成情绪宣泄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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