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参与)契诃夫创作于1887年的《伊凡诺夫》就是为俄国知识分子的软弱苦闷而作。狭窄的社会空间只为“伊凡诺夫们”留下了一个喘息的逼仄通道。
19世纪下半叶，农奴制改革以后，俄国被西方商业功利主义笼罩，上层社会陷入到低俗享乐的生活氛围中。那个时代的人们失去了精神家园，堕落为低俗生活的奴隶，独立、道德、自由被偷情、酗酒、糜烂的宴会取代。这种局面也让知识分子堕入到极度的苦闷中——一方面，沙皇的秘密警察钳制了他们的政治抱负，另一方面仅满足于口腹之饱、感官娱乐，有悖于自己的价值观，却又不知如何解决。“他们毛发很长，而期望永远年轻，这就是俄国的知识分子。（别尔嘉耶夫）”。
契诃夫创作于1887年的《伊凡诺夫》就是为这些俄国知识分子的软弱苦闷而作。林兆华于近日上演的《伊凡诺夫》是为什么而排，我们不能确知，但二者有一点是相同的：狭窄的社会空间只为“伊凡诺夫们”留下了一个喘息的逼仄通道，精神的十字架就悬挂在头顶——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呼吁为治疗俄国思想道德的贫血症而走上基督之路，进行心灵的拯救。易立明设计的舞台准确地扑捉到了这一点，但是在随剧情不断变化中，这个十字架始终在一种亮度下，没有变化，冷酷无情。
“只要太阳一落山，苦闷就开始折磨我的灵魂。那是什么样的苦闷呀！……我既感觉不到爱恋，也感觉不到怜悯，我感觉到的仅仅是空虚和疲倦。”濮存昕开场低沉的独白为这部戏奠定了基调，那种颓废的自言自语不是从他的口中发出来的，而是从剧场的深处飘出来的，仿佛时代的鬼魅。然而这位龟缩的“死灵魂”也曾两次挑战社会：一次是在自己30岁的时候娶了一个与自己信仰不同的犹太女人安娜，另一次是追求年轻的少女莎霞，并在妻子刚刚病死之后就向她求婚。前者是对社会宗教的对抗（要知道他娶安娜的时候正是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遇刺，因涉嫌被捕者中有一名犹太妇女，俄国掀起反犹风暴的时候），后者是对家庭伦理的对抗。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伊凡诺夫身上有着典型的知识分子式的自私——用他人完成自己的自我救赎；然而他又是善良的，良心的叩问又让他质疑自己，否定自己。只是他的这种存在感很快被淹没。看看他的四周，庸俗的金融投机寡妇、堕落的被历史遗忘的伯爵先生，不择手段的管家，莽撞的没有头脑的正义代表医生，还有一个即将走进坟墓的爱情。
即使有一位像莎霞这样能够依靠自己天生的同情心和激情来拯救知识分子的“契诃夫类型”的少女又能怎样呢？这种人性之美对于社会微不足道，不足让他站立起来批判沙皇的独裁和控制，呼唤精神的自由和独立。所以最后，他的出路仍旧只有一条：掏出自己的手枪，用肉体的消亡来解决精神的难题。1887年的伊凡诺夫为自己选择了这样一条路。
《伊凡诺夫》在林兆华手中显示了他的担忧，那个“流氓知识分子”，他的徘徊和苦闷，他的无情和怯懦，都让我们重新发问——“伊凡诺夫”的苦闷到底是为了什么？是在丢失精神家园的享乐主义中堕落下去，还是决绝地与这一切说声再见？
李蝴蝶（北京 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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