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以来我的脑子里就有一个戏，戏中的主角是一对父子，一对视若仇敌的父子。他们为什么对立，如何彼此仇视，起源和结局都没有，但这样的一对父子关系却深深吸引着我，使我觉得自己一定会写出这个戏来。我简直弄不清这个想法何以如此根深蒂固，经历了时间的冲刷始终似一块黑色顽石伫立在脑海中。可事实如此，我也没有办法。
其实人的思路总能寻到一些来由，我能想到的是我的一位朋友，我认识他多年，从他还是个少年到现在已近花甲，他和他爸爸的关系外人看来没有什么异常，但内心中他始终没有原谅他爸爸在他小时候对他心灵的伤害。类似的父子关系我听到过不少，我曾和一位戏剧界的同行说起我想写一对对立的父子，他本能反应说：父子本来就是对立的。多么奇妙的反应。
我和我的儿子，我们也有异常对立的时刻，那种激烈的冲突所产生的复杂而锥心的痛恨感虽转瞬即逝，却让我体会到人与人，包括至亲的关系，依然可能出现可怕的时刻。在生活中我试图反省，检讨自己，但没用，或者说作用的时间十分短暂，真正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人的性格，生活习惯、思维模式。这种自身的局限几乎是无法改变的。经常，和儿子对话，我明知下句话出口一定会伤他，除了引发敌意别无效果，但话还是出口了，压不住。愚蠢吗？愚蠢，但没办法。也许正因为屡屡体会到那种可怕的身不由己，那种站在悬崖边上非要向前迈腿的感觉，才使我写这个戏的欲望无法熄灭。我要写，一定要写，但是怎样写呢，这个问题几乎像一堵墙横在面前。有时我感觉到那些人物、他们之间发生的事情已经在墙后面焦急地等待着，跃跃欲试，可我却找不到翻墙的路。
戏剧就是戏剧，绝不是拿起笔就能写的，想不通这条路，一步都跨不出去，只能不断地徘徊徘徊徘徊。
有一天，我看到报纸上登出在大兴区发生的灭门案，心猛烈震动。恶，多么可怕的恶，常人所不能想像的恶，就这样在生活中显现了。它不是从天而降，绝不是，要找到它是从哪来的。堵在面前的墙上忽然裂开一条缝，我看到了路，我知道要怎么写了。
有一点说出来也许奇怪，我对自己剧中的人物并没有那种极为清醒的、充满理性的认识。直至今天，剧本已经写完，我依然不想在这方面深究，而宁愿让自己处于一种模糊的混沌的状态。我甚至相信这是进行艺术创作必须的状态。当作者把人物、人物关系、思想感情都能说得一清二楚，分析得头头是道，那就糟了，首先就丧失了真实。我需要摸透的是人物性格，生存的状态，其他最好交给他们自己去选择，去采取行动，彼此投射出生命的影像。
如我写第一个戏《有一种毒药》一样，我着迷的依然是戏剧创作的门道。曾经在一本书里看到过一段话，记得是美国电影导演昆汀.塔伦蒂诺说的，他说戏剧的三大要素：挥之不去的张力，遏制不住的冲突升级，欲罢不能的人物。我觉得这话说得太棒了。这正是我在这出戏中想追求的效果。张力，无法言传，只能感觉，最考写作者的功力；冲突的升级是可以设置的，那就想法来设置，想法制造能产生最大情绪效果的动作；欲罢不能的人物则既是戏剧发展的主宰，同时又反过来被戏剧的发展所作主宰；简直有点像绕口令，多么有趣。
还有一段关于写戏的话，是在我爸爸的文章里看到，他说：戏要写透，但又不是一览无余，和盘托出。我觉得这句话学问极大，写作的时候我始终不敢忘记。
在写这出戏的过程中，我不免总想找到某种类似经验的东西，我发现要把一个角色置于人类经验领域之中，似乎离不开一个词：典型化，但我又很怕这个词。剧本中的爸爸肖占祥，儿子肖加，小情人贝贝，我相信他们一定和观众中的某个人相似，但仅是某个人，更大部分他们是与众不同的，是特殊的。如果他们和大家都一样，那又哪来的戏剧？戏剧创作当然是以人类经验为基础的，但一个剧作家更应该发现人生中的歧义，并把它推向极致。
儿子肖加心中的恶是怎样被激发出来的，怎么会杀人，杀无辜的人，这正是我想要知道的，整个戏剧动作都朝着这个方向逼近。然而没有最终的答案，答案散布在每时每刻。
写这个戏的过程中，不能不提到我的儿子，他给了我极大的帮助。他在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很长时间以来我写作的想法都会和他交流，写出的东西都最先拿给他看。这个戏，我一次次把写好的部分给他看，期待得到他的肯定，更期待称赞，可常常，他却为照顾我的情绪陷于沉默。
“你觉得不行吗？”我的情绪已经激动起来。
他的回答是不行，不对，不够好，不精彩。每一次的否定都引起不服气，辨白，争吵，我不讲理地逼问他：那你说该怎么写？他十分坦率：怎么写我一下说不出，可我知道这样不对。不欢而散是经常的。所幸的是争吵过后，我独自思考的时候往往发觉他是对的。更幸运的是他到底是我的儿子，总能和我说真话。这个过程非常好，让我们母子二人一同体会创作的新奇和乐趣。
写戏使我学到很多，有一点我觉得很重要，那就是在写作时经常向自己提问：注意，现在你拿什么吸引观众坐在座位上？
之后，我就全副精力、好好回答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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