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报：普希金到契诃夫 俄国民族戏剧世纪转型

　　诚如当代戏剧家科恩所言：“所有的戏剧都处在一定的戏剧历史和戏剧传统范围之内”，俄国民族戏剧的滥觞勃兴、发展确立、蔚为大观以及现代转型，无不是在民族因素与外来资源、传统品性与先锋特色、认同回应与拒绝反抗的巨大张力中渐次实现的，显示出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民族诉求。在现实主义确立主流地位的过程中，俄国戏剧一方面大胆而充分借鉴西欧戏剧成就，另一方面以民族语言书写社会现实场景，形成浓厚的民族特色、人民性特征和民主化特质。

　　普希金之前：俄国民族戏剧的滥觞

　　虽然早在8世纪至9世纪俄国就有了祭祀剧和木偶剧等早期戏剧样式，在16世纪就有了教会剧、宫廷剧等戏剧类型，但俄罗斯人创作的剧本却迟至18世纪初才出现。1749年，彼得堡陆军学校业余剧院上演了苏马罗科夫的首部悲剧《霍列夫》，该剧虽然艺术水平和戏剧质量尚不成熟，但其情节内容却取材于俄国历史，让戏剧以前所未有的面貌和形态出现在观众面前。在欧洲戏剧尤其是在法国戏剧的影响下，俄国戏剧得到长足的发展。1787年出版的《戏剧字典》记录了许多在俄罗斯剧场上演的诸如伏尔泰、博默歇、贺柏格、歌德、戈多尼、克列斯特、高乃依、莱辛、拉辛、莎士比亚、莫里哀等人的剧作，形成一个戏剧译介、排演、模仿、创作的高潮。叶卡捷琳娜时期，俄国上层社会初步形成一个接受西欧剧作的浓厚氛围和上演高潮。俄国戏剧文化终于建构起以苏马罗科夫、冯维辛、格里鲍耶陀夫和普希金为代表的民族戏剧。

　　正是在模仿和借鉴西欧戏剧的基础上，18世纪下半期俄国戏剧开始摆脱浮华的宫廷模式，逐渐走出“三一律”原则，开始反映社会生活，直面现实人生；批判力度和讽刺倾向日益突出。1782年，冯维辛的新作《纨绔少年》在舞台上演获得成功，开创了社会讽刺喜剧，俄国戏剧的民族化之路也由此开始。总体说来，“19世纪前25年，俄国戏剧舞台上上演的基本上还是一些翻译的剧作和俄罗斯剧作家模仿西欧戏剧、追求舞台场面所造成的强烈印象的一些不成熟的作品，虽然这些作品为日后的戏剧发展做了很多方面的准备，但真正具有民族特色的戏剧创作则刚刚起步”。真正完成俄国戏剧民族化进程的则是普希金的戏剧创作。

　　普希金之后：俄国民族戏剧的确立

　　作为“俄国文学之父”，普希金于1825年创作出诗体历史悲剧《鲍里斯·戈都诺夫》，但该剧直到1830年才得以首次发表。该剧不分幕，共23场，取材于1598年至1605年的历史史实，留里克王朝末代皇帝死后，鲍里斯·戈都诺夫登上王位，后来伪德米特里借波兰人之手推翻了戈都诺夫。该剧时间跨度长达数年；空间从波兰到俄国；两条线索(鲍里斯和伪德米特里)平行展开；审美形态突破悲喜独立的戏剧模式，悲中有喜，喜中有悲。普希金在剧中借剧情和人物之口，表达了民众是历史主人的历史观，彰显了背叛民族和国家必将遭到唾弃和惩罚的价值观。值得注意的是，普希金后又创作出《吝啬的骑士》《莫扎特与沙莱里》《石客》以及《瘟疫流行期间的宴会》四部小悲剧，将思考对象从群体命运转到个体命运，把思考深度从历史规律转换到个体心理，集中探讨了贪婪、嫉妒、欲望、恐惧、死亡等抽象主题。《鲍里斯·戈都诺夫》和四部小悲剧一起承上启下，为俄罗斯现实主义戏剧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930年至1940年间，莱蒙托夫的《假面舞会》和果戈理的《钦差大臣》《婚事》《赌徒》，先后问世上演，给充满西欧风情的俄国舞台带来了一股鲜明的民族空气，洋溢着浓厚的民族特色和现实气息。1836年，果戈理写成五幕讽刺喜剧《钦差大臣》。该剧上承《智慧的痛苦》，下启《大雷雨》，在俄国戏剧民族化之路上迈出重要一步。从果戈理的戏剧创作开始，俄国戏剧“已经有了现实的基础，已经走上了正路”，一如别林斯基所憧憬的美好未来：“我们将有自己的民族戏剧，这种戏剧不再飨我们以洋气十足的勉强扮鬼脸、借来的机智、丑恶的改作，而将是我们社会生活的艺术表现……”这种充满民族特色的“社会生活的艺术表现”，则主要是由“俄国民族戏剧之父”亚·奥斯特洛夫斯基完成的。

　　作为19世纪俄国民族戏剧创作的核心人物，奥斯特洛夫斯基先后创作出《贫非罪》《肥缺》《大雷雨》《森林》《狼和羊》等一系列佳作，使俄国戏剧沿着现实主义传统和民族特色之路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其突出特点是戏剧的人民性和民主化得到前所未有的加强，讽刺现实和批判丑恶的力度得到强化。代表剧作《大雷雨》将商人生活搬上舞台，以普通女子为悲剧主角，体现出现实主义戏剧的民主化趋向；将外部的人际矛盾与感情冲突内化为内心自然力与自我道德律的矛盾，“使戏剧转向普通人的内心情感世界，转向日常生活”。

　　19世纪中后期，整个俄国社会逐渐充满沉闷乏味的气氛和分化合流的趋向，戏剧必然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伴随着社会发展和形势转化，俄国戏剧发展迅猛，成就显著，先后涌现出屠格涅夫、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皮谢姆斯基、苏霍沃-柯贝林、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等著名戏剧家。他们以审美特质不同、戏剧体式不一、戏剧理念有别的创作，共同将19世纪俄国戏剧推向世界戏剧之巅。他们的戏剧创作，促进了俄罗斯民族戏剧的艺术风格探索和美学范式的确立。伴随着浪漫主义的抬头、自然主义的试验、现代主义的兴起，新的艺术手法和美学理念也在戏剧中应运而生。

　　契诃夫前后：俄国戏剧的现代转型

　　从奥斯特洛夫斯基逝世到19世纪末的十几年间，俄国戏剧创作一度陷入低落，探讨社会问题的严肃剧作乏善可陈，戏剧创作受到严格的思想审查；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消遣娱乐剧却兴盛一时，剧作模式陈腐老旧，舞台表演虚假庸俗，戏剧趣味低级媚俗。契诃夫以医生般的冷静客观与严谨精确，经由小说创作进入戏剧革新，创作出寓意深刻、结构新颖、风格独特、语言精练的剧作。他在俄罗斯传统戏剧基础上推陈出新，以精确的艺术表现和细腻的生活观察，探讨人的孤独、无奈、落寞等现代主题和反映日常生活的静态戏剧，对19、20世纪之交的俄罗斯现代戏剧的发展作出杰出贡献。他先后创作出《海鸥》《万尼亚舅舅》和《樱桃园》等现代静态剧，并由涅米罗维奇-丹钦科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改编，在莫斯科艺术剧院上演，轰动俄国戏剧界。

　　契诃夫的戏剧创作经历了若干发展阶段，《伊凡诺夫》是从传统戏剧走向新式戏剧的过渡和实验之作，《海鸥》是20世纪现代戏剧体系的践行和倡导之作，而《樱桃园》则是契诃夫超越19世纪“新戏剧”，引领20世纪上半叶世界戏剧探索趋向之作。契诃夫主要通过理念更新建构外在形式，经由戏剧内核之原动力来推动戏剧情节的发展。他和挪威剧作家易卜生、英国剧作家肖伯纳、瑞典剧作家斯特林堡等人一起形成20世纪初的“新戏剧”潮流，深刻影响着20世纪乃至当下俄罗斯和世界戏剧的发展走向。

　　至此，19世纪俄国民族戏剧历经百年发展，以鲜明的思想性、精湛的艺术性、宏大的史诗性和较高的观赏性自成一体，卓然而立，并深深影响着20世纪俄苏戏剧和后苏联时期俄罗斯戏剧的承传与发展。俄国民族戏剧的百年流变和现代转型，先后经历了从古典主义向感伤主义，从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的快速过渡，实现了戏剧现代性和民族性的急行军，也完成了从僵硬的帝国主义到汹涌的民族主义再到鲜活的个人主义的话语转换，放射出灼灼的热量和熠熠的光芒，照耀着芸芸人生的百态之相和人道理念的前行之路。

　　普希金，19世纪俄国浪漫主义文学主要代表、现实主义文学奠基人、现代俄罗斯文学的创始人。

　　契诃夫，19世纪末期俄罗斯戏剧家、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短篇小说艺术大师。

　　(来源：文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