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仇,历来是戏剧的重要选题。俄瑞斯忒斯和哈姆雷特是西方最著名的两个复仇人物,无数的文学家、艺术家将他们重新解读。在中国,独有赵氏孤儿。有趣的是,同样“为父报仇”的故事,西方世界始终关注“儿子”,我们则关注“程婴”。所以,俄瑞斯忒斯与哈姆雷特历经万千演绎,依然是故事的主角,《赵氏孤儿》则逐步变成《八义图》。“程婴”,也从一个忠诚的门客变为道德的楷模。不妨就以国家大剧院这次制作的歌剧《赵氏孤儿》为例,让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程婴。
歌剧版《赵氏孤儿》共有三幕,外加一个序幕,主要素材取自司马迁《史记·赵世家》和纪君祥的元杂剧《赵氏孤儿大报仇》。序幕发生在集市上,晋王正以射杀百姓取乐,赵朔上前劝阻,屠岸贾迎合圣意杀了赵朔。这一源于《左传》的情节,塑造了昏君晋灵公、奸臣屠岸贾与为民请命的赵朔三个人物形象。忠臣被害,为日后的复仇提供了正义性。第一幕第一场,公主府邸。屠岸贾为防赵家复仇,要灭了他一家300口。赵朔与妻庄姬公主的儿子才刚刚满月,公主央求程婴救儿出府。这段改自纪氏元杂剧第一折,却不如原剧合理。在元杂剧里,公主想到门客程婴不在亲属名单内,又受恩于赵家,便唤来程婴。程婴是赵家门客,理应报答主家。但他害怕公主扛不过屠岸贾逼供,会导致救子不成还连累了自家。公主为了让程婴放心,在他面前自缢。于是,程婴战战兢兢地把婴儿装进药箱。歌剧版刻意模糊了他的“门客”身份,反反复复强调他只是“草泽医生”。程婴无来由地出现在公主府邸,起初不答应公主的请求。等公主以死相求之后,程婴突然被她的母爱打动,反省起自己的懦弱,决定救出赵氏孤儿。由此,道德神话开始迈出第一步。
第一幕第二场韩厥就义也出自元杂剧,歌剧版的改编手法与前一场雷同。在原著中,程婴想到把门的韩厥将军受过赵家提拔应该能放自己出去。韩厥发现药箱中有婴儿后,为了表明自己绝不会走漏风声,也在程婴面前自尽。歌剧版中并未提韩厥曾受赵家恩惠,只写他感叹于程婴一介平民都能为正义出生入死,自己一个将军怎能为虎作伥。韩厥放走程婴之后,屠岸贾向他询问婴儿去处,韩厥自尽。若说元杂剧版《赵氏孤儿》是个“报恩戏”——每个出手相救的义士都有知恩图报的觉悟,那歌剧版就是个“感化戏”——母爱驱走了懦弱、草民的勇气唤醒了将军的正气。前者中的程婴不是个可爱的人,他逼得公主和韩厥自尽,但他的动机、行为是可信的。后者中的程婴更像个符号,他传播着舍生取义的火种。
第二幕第一场宣告了神话的破灭。屠岸贾发现赵氏孤儿失踪,下令三日内若无人交出赵氏孤儿,便将屠杀全国的婴儿。程婴回到家中,趁妻子不注意将赵氏孤儿与自己的孩子调包,要拿亲生子去冒充赵氏孤儿。程婴和公孙杵臼在外屋商量计策,程妻在里屋听到了,竟任凭他们把亲生子抱走!观众刚刚还看着母爱如何感天动地,现在真要怀疑母爱是否存在了。公主可以为了儿子去死,程妻就能眼见着儿子去死而无动于衷吗?程婴感动于公主的母爱,就完全不顾忌自己妻子的母爱吗?难道说,公主高贵于糟糠,公子金贵于犬子?元杂剧中把“程婴换子”暗场处理,歌剧版要将这段明场展现至少可以借鉴一下京剧《搜孤救孤》的段落。“谁能舍子救他人”、“你要尽忠奴不行”,京剧版中程妻怒斥程婴和公孙杵臼,这才是一个母亲该有的反应。何况程婴夫妻决心舍子取义的心理过程,正是歌剧绝佳的抒情段落,却被草草带过。这也再一次证明,剧中的程婴失去了作为“人”的意义,仅仅是个符号。
在这一场中,程婴和公孙杵臼的对话来自于《史记》中的“立孤与死孰难”。公孙杵臼以此说服程婴告发自己,合情合理,是该剧中为数不多让人信服的地方。但公孙杵臼何故出现在程婴家中?在元杂剧里,是程婴跑去找他的。跟第一场程婴莫名其妙出现在公主府邸一样,编剧对人物身份的交代、出场的原因都考虑欠妥。这一幕的第二场屠岸贾杀死“赵氏孤儿”和公孙杵臼之后,还到程婴家中带走“程勃”要亲自抚养。这一剥夺程婴抚养权的行为依据何在?《史记》中,程婴带着赵氏孤儿隐居深山,等新王登基后归来;元杂剧中,屠岸贾为嘉奖程婴认“程勃”为义子,与程婴共同抚养。上述两种安排都合理,唯独屠岸贾单独养育“程勃”叫人想不通。那么,歌剧版中为何做出这样的改动?接着往下看就明白了创作者的良苦用心。失去孩子后的程婴生活贫困、孤苦伶仃,还要忍受世人的唾骂,但他为了赵氏孤儿的安全宁愿忍辱负重,也不能说出真相。创作者为了加重程婴身上道德的砝码、塑造人物的崇高感、引发观众更大的同情,就给他安排了最惨的境遇。
第三幕已是十八年后,屠岸贾答应在“程勃”成年这天带他见自己的亲生父亲。此时的程婴已是乞丐模样,“程勃”初见他不敢相认。创作者给自己设下了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命题:一个成年人要如何承认一个从未见过的“父亲”,并相信他的话,抛弃十八年的朝夕相处和养育之恩来完成复仇。在正常逻辑里无法编圆的故事只能用些障眼法,用情感的渲染代替行动的展开。舞台上出现了庄姬公主、韩厥、公孙杵臼、程妻的魂灵,托梦般地让赵氏孤儿去找程婴。当赵氏孤儿在集市上杀死屠岸贾之后,程婴的结局取《史记》中的自杀,而非元杂剧中的大团圆,也是为了强化程婴悲剧英雄的形象。但是,由于全剧重要环节设置不合理,我丝毫没有被这个程婴打动。
或许,正是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和社会太需要道德感,所以歌剧版《赵氏孤儿》才会不顾一切地要塑造一个重承诺、舍小家为大家的道德楷模。但作为艺术作品,首先必须求其“真”,虚假的崇高不会净化人们的心灵。况且,我们从各种途径得知的“道德楷模”还少吗?复仇,是在法制缺失年代采取的私人方式,这一重大行为的指向是公平和正义。我们最缺的,难道是“程婴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