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狐娱论观察——小剧场话剧路在何方
话题三:“文明观演”引发的热议
观点:1、戏剧无权要求观众怎样看戏
2、中途退场是观众的权力
3、剧场不应强制屏蔽手机
4、自律公约遭误解,文字须斟酌
5、观剧应提高公共意识
主持人:说到观众,前段时间,我们搜狐和《新京报》、宽度网发起了一个“文明观演”的活动,针对的就是现在有的观众的素质特别低,总是在下面作出一些影响演员情绪的事儿。因为现在国内做这个事儿的比较少,诸位作为业内人士,对这样的事儿怎么看呢?
傅维伯:这个最好是赵淼、黄盈你们谈谈,因为你们接触下面的观众比较多。其实,说白了北京的观众还真是不错,可能他们下去到各省市的时候就不太好了。
韩清:说到这个问题啊,我有个亲身经历,之前去外地演出都是上海、国外之类的,没觉得怎么样,有一次跟着我们剧团去湖北的一个地方演出,那个剧场条件不是很好,那些座位还像我们原来的电影院一样。当然这些都是无所谓的,因为我们去之前听说当地的观众对我们剧院的戏特别感兴趣,而且对文化也特别的热衷。我是第三幕才上的,从开场到我的戏都演完了,场下都没有安静,有吃瓜子儿的、吃包子的、聊天的、带孩子哭闹的,基本上都是这样。当时在台上我的声音根本没办法盖过观众,也不知道那戏是怎么演完的。
黄盈:我这话一说出来就比较反动了。在微博上我看到有很多“剧场公约”什么的,我从来没转过,我也不好提什么反对意见。但是我恰恰觉得,我们没有脸要求观众去干这样的事儿。
主持人:这就谈到一个相悖的问题,就是现在的好戏太少了,我觉得啊。
黄盈:不是好戏坏戏的问题,你比如说布莱希特那会儿强调,他觉得剧院里能抽烟,应该能像那样儿的大爷大妈们嗑瓜子,他觉得剧场不是一个中产阶级正襟危坐的地方,应该是一个能让大家思考的,跟看体育比赛一样,能让大家交流的地方。但是咱们的现状跟布莱希特那个还不太一样,他是对资产阶级反叛之后说我们要回到更有草根性、更有革命性的那个阶段。而我们现在是我们所有创作者或者说是从业者吧,自己把自己特别当事儿。你自己觉得“我中产阶级了、我这艺术啊、我说再见的时候你就应该站起来啊。”凭什么呢?我们老百姓看看戏,我只要别太成心的,比如说你让关手机,我就站在人群里特大声地打电话,这个不是剧场公德问题,这是个人的公德问题。这不用你来制止,周围吃瓜子儿的人都会跟他说“你吃瓜子吧,你别打电话了。”但是话说回来,我恰恰觉得是咱的戏的问题。你刚才聊这事儿的时候我就老想,原来电影是放映员骑着自行车到乡下支一块白布放的,就是还是想说,一部作品是有相关人群的,我们如果排的是一个给中产阶级的人看的戏,那么您让没有这种生活经历的人走进剧场了,你既要骗人家的票钱,你还要让人家听你这套,凭什么?咱用这个西方的商业规则说,这事儿说不通吧。如果你剧场里头来一个秦香莲,你到后来你听听这嗑瓜子的声儿还能有么。他素质低是他的事儿,我们演我们的,不要说我们中国的剧场素质什么的,咱中国严格讲还没剧场艺术呢,哪儿来的剧场素质啊。
韩清:其实我们作为演员或者导演并没有要求观众走进剧场应该如何去看戏。而且那个“文明公约”我跟黄盈一样,也没有在微博上转发。因为我觉得看到最后几条的时候,尤其是那个中途退场的要求,我真觉得挺苛刻的,我觉得不应该这样去要求观众。
杨乾武:这是观众的权利啊。
黄盈:就是啊,如果我看这戏,特别特别不喜欢,难以忍受,我睡都睡不着了,我为什么不能退场,这又不是监狱。
杨乾武:我赞成一条:关掉手机。因为这是个现代的通信工具,只要那个工具在,他老是要跟外界联系,这个很麻烦,是对演员劳动的不尊重。
韩清:现在很多大小剧场都有手机屏蔽,但是我觉得剧场不应该屏蔽。关闭手机是一个观众道德的问题,在一些公共场合大家都会配合。但是剧场不应该有屏蔽。因为我在看戏的时候这个时间是属于我自己的,万一这个时候我有什么急事怎么办?你剥夺了我与家人或外界的联系。我可以保证关闭自己的手机不打扰别人不影响台上的演出,但是你不能剥夺我与外界通讯的权利。
傅维伯:我觉得黄盈说的有一定的道理。对剧场来说,你该怎么去认识观众,其实我觉得更应该做的是去梳理观众的公共意识和宣传公共道德,提高整体素质,起码不去影响别人。应该从公共道德的角度去宣传而不是强制观众去做什么。
高伟:我补充两句,因为这个事儿我们是共同参与者之一嘛。我觉得作为演出的制作者和生产者,自身是可以高风亮节的,比如说我可以容忍各种各样的观众存在,因为我们做舞台艺术并不是要呈献给特定的某些观众的,所以我觉得黄盈导演有这样的姿态是正常的,说明他胸怀大。其实我们做这个公约,里面的条款也都研究过,比如说,我们先拿了六件最简单的事情来要求,而且最关键的一点在于这是一个自律公约。我们三方同时在微博上说这个事情的时候,也有人会说,人家老戏园子都允许喝倒彩、叫好,凭什么你西方舶来品来了之后不允许我们喝倒彩。我不能说这种意见是错的,但是我现在看的是主流,所有的事情没有绝对的对和错。在当下做和不做,这两件事情哪个利大哪个弊大,我只权衡这件事情,我不权衡哪件事情是对的。所以说我觉得做比不做强。那怎么做呢?我们原来也商量过,我们不要求任何人,我们不是城管。所以我们这个公约叫自律公约。我们三家正好都有观剧团,我们不要求别人,别人爱怎么地怎么地。我们的标志贴上写的四个字是“请监督我”,只要你从我宽度拿了票、从搜狐拿了票、从新京报拿了票,你在拿票之前,我们就告诉你这个公约了。你可以说我不遵守这个公约,我不参加你这观剧团玩儿,我去别的家观剧团玩儿,这个我们一点儿意见没有。如果你来我们三家玩儿了,那对不起,我就默认了你接受我这6条公约了。你接受的情况下,贴上这条,如果说我们这观剧团里有人打电话了吃东西了或者情侣接吻了,别的观众看见了,可以通过我们留的邮箱投诉这个人,要是数量很多,我们三家内部就会除名,不带你玩儿了。其实这个是我们经过慎重考虑才做的,强调的就是自律。我们管不了别人,这个社会如何复杂我们不管,我们只管自己一亩三分地的事儿。比如说有第四个、第五个观剧团或者其他媒体认可我们了,觉得这事儿可以干,那就一起来干。现在来讲新浪已经基本要和我们一起来做这件事情了,北京文艺广播也会参与,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大媒体的气度。
傅维伯:我们应该提倡在观剧当中要有公共意识。先从观剧团带个头倡这个议做这个榜样。
高伟:现在免费观剧团是一个短期内都会存在的情况,在北京市面上成型的观剧团超不过10家。若果有一天这10家观剧团联合起来大家都执行这样一个标准,每天至少有一两百人尊重这个事情。这样的话观剧团自律了,它就像一个小分队一样能带动大家。我们的门是敞开的,比如说有些观众说我们也愿意做志愿者服务,也愿意挂上个条来宣传这件事情,那也挺好的,这就说明我们影响到了别人。
韩清:可能是我看的时候完全没有看到这个自律。但是我更欣赏高伟后面说的那个,更注重的是影响。如果能通过你们的这个自律,通过“监督我”能够让更多的人加入,哪怕是不加入也能真正的注意到一点就可以了。
杨乾武:大家误解说你们是要求观众了,其实不是,是一种自律。文字上可以再斟酌一下,退场的事儿,如果是自律的话是可以的。
高伟:我当时就想到不让退场这件事情了,所以我写的是“不要迟到不要随意退场”,我特意加了“随意”俩字儿。
黄盈:你们观剧团最后是要给出评分和评论的,他是应该把戏看完的。
高伟:你知道什么叫“随意退场”,比如说我花了一百块钱来看这个戏,但你这戏跟你宣传的完全不符,我甩身走人这是正常的。但是我拿一张免费票,我根本都不知道你演啥,我就占了一便宜,我就进来了,坐了5分钟,什么玩意儿,然后横穿舞台就走了,这肯定是要杜绝的事情。你压根就不应该来,你先了解清楚演啥你再来。
主持人:我们最后一轮问题就是,诸位心目中理想的、比较好的小剧场话剧是什么样的?还有就是小剧场话剧路在何方?可以总结。
傅维伯:我想说的是,路就在脚下,就得一步一步的走。
主持人:怎么走呢?
傅维伯:就是创作者有他这种一步步走出来的艰辛道路,包括像我这样的,搞一些剧场管理的,我也是在一步步艰辛地走着路。因为我要面对着所有的、经营上的、外界的、内部的,包括创作上的有些问题。那也得一个一个问题去解决,一步一步地往前走。但是和我们刚开始说的那些呢,其实我们说的是一个理想的状态,大伙儿说的更是一种希望的状态,希望我们的坏境越来越好。但是,路还是自己的,路要自己一步一步的走。
杨乾武:我作为一个过来人,希望我们年轻的创作者们勇敢一些、大胆一些、思想再解放一些,特别是对我们现实生活的关注。今天真是一个活色生香的时代,但是我看到我们的剧场不给力,这是我一直很苦恼的事情。
主持人:我记得去年还是前年演过一个话剧叫《良宵》,我批过那个戏,然后杨主任对我特别有意见。
杨乾武:谈不上好,但是我觉得如果你给人戴这么个帽子,那成了扫黄了,那完蛋了。就是说在一个小的空间里头允许它更开放一些,这是一个社会的宽容度。如果这个社会没有这个宽容度的话,那艺术是没法生存的。它不是一个电影一个电视剧,如果是电视剧我家还有女儿呢,你就不能太过分了,不然我的电视就得关了,那是另外一回事。进剧场的观众都是受过大学教育的,可以说是有点知识的,那么他的承受能力,他的思想承受度,包括他的各种想法追求,恰恰应该多给点儿力。这样的话为我们的大剧场的创作准备一些应该准备的东西。这才能让我们的文化有力量,要不然的话老是不疼不痒的,那还想打出去?
主持人:我觉得是那种好的东西的话,它能表现那种各种类型的包括文革那种场面的,我觉得都挺好的,但是那个戏确实挺烂的。
杨乾武:他给人盖了一个帽子,成了“三级”了,那还了得!因为我们那些领导不看戏,他就听说,就觉得小剧场还在那个城乡结合部澡堂子那种小剧场,就是你说的,领导们真不懂,一说起小剧场就会说“哎,乱搞的”,他会产生这种印象。所以扣帽子这件事很可怕。
关皓月:关于《良宵》你要看两件事,第一,其实我觉得还是看戏的手段和方式方法有一些问题,就是《良宵》你一定要看看编剧写这剧本的时候他到底要说点儿啥,这是你要研究的。第二,你说的那个问题,那是导演手段,他就愿意那么导。所以我觉得你那么评价《良宵》是有问题的,甭管《良宵》它是好的坏的,什么烂不烂的,这都不重要。
主持人:我觉得我还是挺认同我的观点的,那个戏根本就是一种噱头,而不是说要表现什么艺术的一些东西。包括它表现的内容、导演的手法以及要表现的一些题材的东西,我觉得都不是一种好的方向。
关皓月:我觉得你对40后和50后的人不大了解。
主持人:那可能是,但是我非常认同我的观点。
杨乾武:我特别不喜欢把一个戏定为一个方向,这很可怕的。任何一个戏都不可能是一个方向。哪怕你现在什么《建党伟业》《建国大业》都不能说它是一个什么方向。任何一个戏不能把它拔高到这么一个程度。什么方向啊趋势啊都不对,你可以解剖它,解剖得越细越好,完了彻底否定它,但是它不是一个方向,也不是一个普遍的东西。它就是一个戏,只能代表这一个戏,这很重要。因为我们吃过这个亏,回顾我们的历史,往往就通过一个戏把一批人全打倒了。通过一个戏,概括成一个坏的趋势,大家都来否定。
傅维伯:我换个话题,就刚才老杨说的,我是真的希望有一批年轻的创作者能够迅速的成长起来。其实做剧场需要一批特别牛的创作者,特别是年轻人,对我们今天现实有着自己独特的认识。有这样一批创作者和他们的作品出现,我觉得这是目前特别需要的。要不你说做这么多剧场,老关说做那十二个、二十个,最后还是得有人来创作啊,如何能搭建好的平台,鼓励这些创作者能够尽早地走出来,我觉得这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件事。
主持人:高伟和关老师也说一下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呗。可以作为总结性的发言,说下自己的看法。
关皓月:我觉得是这样的,对于戏逍堂只能是我自己,至于戏剧是什么路,对于我来讲,是能为中国戏剧界提供一个很好的平台,先把院线做好。然后呢,年轻的新一代的导演和编剧们如果他们在未来想要搞创作缺少资金都可以来找我,我主要做这事儿,别的我也不爱弄。
高伟:我觉得一个人心里有一条路,说多了也没用。我自己看这个事情就是,既然大家一起坐在这儿了肯定有自己一项专长的内容,反正就是低头把这件事做好,但是呢,留出来点儿时间抬头来看看,大家跨行来聊聊,这就够了,别一个人背着这个包袱往前走往前冲,走路的时候要有一个交流。
韩清:我是一个极度悲观的乐观主义者,非常的双重性格。这个问题对于我来说绝对没有确定的答案。因为让我选择喝咖啡喝可乐我都不知道该喝什么。反正我觉得过了今天就是明天,如果你今天过得不比昨天好的话,那么不觉得今天的你很失败吗?
赵淼:今天我坐旁边特别像一打酱油的,因为百感交集的说不出来,特别奇怪。你说未来小剧场是什么样呢,我也不知道,就跟韩清说的,未来啥样谁知道啊,而且也没必要知道,只是当我们在若干年以后提到戏剧的时候,不管是观众,还是我们在座的各位,还是没有来的这些行业内的人们,提到戏剧的时候他们会发出会心的微笑,那个时候的戏剧就是我们想要的样子。
黄盈:两个问题,先说路在何方的问题。我觉得往东走往西走都好,因为文化可以穷玩儿也可以富养,我当然希望我富玩文化了,但是如果富玩文化的代价是我昧了我的艺术良心的话,那我宁肯穷玩儿甚至不玩。然后,关于什么样的戏是好戏呢?我觉得是真诚的,有自尊的戏就是好戏,一定要自尊。最后我代表所有的人感谢戏剧的观众,特别是今天坐在底下的观众,不管你们的工作是什么,真是辛苦。
主持人,谢谢!我们的搜狐娱论观察的第四期——小剧场话剧路在何方就到此结束了。大家把戏剧的现状总结了一下,说得也都非常坦率,我觉得还是走创作者的路,让观众说去吧!最后谢谢到场的嘉宾,也谢谢搜狐的网友。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