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策划：我私人的剧场记忆

[导语]每一座剧场都是一种温度，一种频率。与其说是我们在诉说关于剧场的种种记忆，不如说是剧场透过我们在诉说自己的回忆。本期独家策划，20个和戏剧有关的人，与您分享这20段独家珍藏的剧场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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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品：搜狐戏剧演出频道　策划：陈然

袁鸿

首都剧场

　　袁鸿（资深戏剧制作人）：在首都剧场的每个位置都看过戏

　　要说我记忆最深刻的剧场，那还是首都剧场。1992年还在上学的时候就在那里看了《茶馆》。我记得当时首都剧场顶上是个五角星，它整体建筑设计的风格和那个年代的记忆是很吻合的，可惜后来2000年左右重修的时候把那个五角星去掉了。

　　首都剧场每一次大幕拉开，场灯暗下，大幕合上，场灯亮起的瞬间，夹杂着掌声，那个记忆我十分清晰。直到现在我再进到首都剧场，也会先习惯地打量四周，然后坐到观众席上。

　　首都剧场的后台是个非常神秘的地方。以前我看完戏，常会偷偷溜到后台去，也有很多次都成功了。

　　我在首都剧场的很多位置都看过戏，比如二楼侧面耳光的地方，演戏的时候舞台灯光的热度会传递过来，所以那个位置经常是不售票的。还有侧幕，那里靠近台口（演员上下场处），再过去一点就会穿帮被观众看见；还有舞台侧上方、管灯光音响的技术室，操作吊杆地方，观众席后面的小屋……最特别的还是坐在化妆间里看着监视器，走道里演员和工作人员来来去去，经常有人推错了门跟你问声好，然后急匆匆地走掉。

　　北京人艺小剧场对我来说也是个很特别的地方，我清楚地记得，2000年4月12日是《切格瓦拉》的首演，同日首都剧场在上演《风月无边》，两边都很热闹。《切格瓦拉》首演了47场，几乎每场都爆满，甚至加座。编剧黄纪苏老师家就住人艺斜对面的翠花胡同，他把家里椅子都搬来。每次戏结束以后都会有四十五分钟到一个半小时的演后谈，几乎就是热烈的辩论。但戏终究要散场，剧场也终归要关门，意犹未尽的观众和创作者会到那个时候人艺边上的鼓乐饭馆继续畅谈，老板也很体贴，你们聊到几点就到几点，也不赶人。我记得好几次都谈到凌晨五点钟——天都已经鱼肚白了。后来鼓乐饭馆换了老板，改叫“剧人之家”，真的就好像是戏剧人的“家”，在那里你会看到大导（林兆华）在角落里吃炒饼，濮哥（濮存昕）在喝疙瘩汤吃熘肝尖，艺术家和观众都有。我们有几次看完戏吃饭，走的时候老板说，刚有人帮你们结账了。观众就是喜欢你的戏，就愿意默默做点什么，让我特别感动。这些都是十多年前的记忆了，虽然现在戏剧市场好了，观众多了，但是记忆却少了。

　　我第一次参与北京人艺的戏是《蔡文姬》。之前做《切格瓦拉》的时候，在朋友的帮助下我做了一个用幻灯打字幕的技术，现在看没什么，那时候还是挺方便的。后来人艺做道具的陈老师就请我给《蔡文姬》当中的唱段做字幕。我跑去中关村做这个字幕的激光照排，来来回回跑了好几趟。当晚上戏上演了，我坐在在观众席看到自己工作的成果，觉得非常感动，一切都值得了。

　　除了人艺的剧场，人艺的很多艺术家也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记得有天晚上我有戏，下午两点我就在人艺附近晃荡，就看到林连昆老师两点半不到就到了人艺的后台。他有这习惯演戏前要先到后台默一遍词，然后再和对手对词，他默词的时候就真的搬把椅子对着墙。这就是老艺术家的风范，让人很敬佩。

　　还有东华门的儿艺剧场，在那儿我也看了很多好戏。有次看一个希腊剧团演的《安提戈涅》，舞台非常朴素。当台上的安提戈涅已死，我正好坐第一排，演员下了场，就带着呼吸坐在我边上。后来有剧评说：我们和已经死亡的安提戈涅一同观看着舞台上的戏剧。我清楚地记得她抑制着自己的呼吸，泪水和汗水交织，顺着脸颊淌在身上，滴在我们面前的地板上，是那么的真实。

　　我自己做制作人以后，《外套》和《情话紫钗》都在首都剧场演过。《外套》在首都剧场演我看了两场，一场是正式看的，坐在观众席里很好的位置；另一场我在化妆间看的监视器，还跑到侧面去看了转景换场，试图看个明白。尽管看过很多遍，也还是解不了密。今年三月的《情话紫钗》，也令我很感动，我又见到了一个剧组对待戏剧的久违的严肃感。我看到下午五点，演员们都来到后台，没等大幕拉开，他们就通过另一种方式生活了在一起。谢君豪告诉何超仪，他在香港演了两千七百场话剧，就等着登上首都剧场的这一天，何超仪本来还不太紧张，被他一说就变得有点紧张。

　　关于北剧场，记忆太伤痛，还是不说了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