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发现自我、追求爱情，到顽强跋涉、摸索求生，到走向社会、寻找新生，再到困惑茫然、叩问人性，百年来的中国话剧经历了艰辛的旅程，其女性戏剧形象从一个侧面显现着中国人现代意识的逐渐觉醒，以及在觉醒的过程中迎面相遇的困惑与求索。
如果要了解现代中国女性的命运轨迹，戏剧中女性形象的嬗变无疑提供了丰富的信息。
中国人的性别意识，深受传统的儒家学说的影响，男权文化在社会和家庭领域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且不说传统伦理要求于女性“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一个“从”字，暴露了女性对于男性的依附、从属的弱势；即使身为女子，东汉班昭在《女诫》中，也谆谆告诫女性要卑弱、敬慎、曲从，学习做一个“卑弱下人”。
但是，“风起于青萍之末”。到了20世纪初叶，随着中国国门的缓缓开启，西方的现代思潮、科技、艺术涌入中国，中国舞台艺术形式——话剧也由此诞生。从“五四”到新时期，中国话剧舞台上的女性形象已然发生了深刻的变异。
1919年发生的新文化运动，以反抗封建传统、提倡现代文明为其主要特征。此后很多国外的文化思潮被介绍进来，取法西方、疗救自伤成为一种时代共识，因而形成现代中国文化史上的第一度西潮。
出于创造中国现代戏剧的需要，当时的戏剧人将目光聚焦于挪威戏剧家易卜生。早在1907年，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就提到了易卜生，认为他是一个“瑰才卓识”的艺术家，其戏剧意在维护个性尊严；在《摩罗诗力说》中，鲁迅又高度赞扬易卜生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反叛精神。1918年6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4卷6号，被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们辟为“易卜生号”，不仅专门介绍易卜生和他的戏剧，还发表了胡适的著名论文《易卜生主义》以及胡适与罗家伦合译的易卜生剧本《娜拉》。娜拉痛斥自私的丈夫、昂然走出家庭的关门声，震响了当时中国女性的心灵。
1919年3月，胡适曾模仿《傀儡家庭》在《新青年》上发表剧本《终身大事》，剧中的年轻女性田亚梅，生活在一个新旧杂糅的家庭里，她与曾经一起留学的陈先生相爱，她母亲先是到观音庙里求签，继而请瞎子算命，因为签语和卦象不好，母亲开始反对女儿的婚事。田亚梅觉得具有新思想的父亲一定会支持自己，结果父亲却以2500百年前族规不许田陈两姓通婚为由，反对这门婚事。这个剧本虽然写得比较直白简单，但是却很鲜明地揭示了传统文化之“魅”——神鬼迷信之魅与乡规族约之魅。之所以说它是“魅”，就因为它是一种必须敬畏和恐惧的存在，一种无需理性评判的道德幻象，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心理认同。但是传统文化魅影的威慑力，已经无法像梦魇一样唬住新的女性，最终，田亚梅学着娜拉的样子，宣称“孩儿的终身大事，孩儿要自己决断”， 在男友的汽车接应下慨然离家出走。在新的时代氛围中，女性反抗封建包办婚姻的自发行动，正是传统祛魅的先声。
随着整个社会对现代女性命运的关注，1919年7月27日，《星期评论》设立专栏，专门讨论“女子解放从哪里做起？”胡适认为，应当广泛实行现代女子教育，他还提出女子应当做到“经济独立”。仲恺认为，“无论要造哪一个解放、总要靠自己自觉、自己要求、自己奋斗。从道德上、知识上、体育上、准备个自己解放的手段。” (因当时标点符号之应用尚不完备，故只用“、”断句。)到了1920年，北京大学开始招收女生，一个新的世界在她们眼前豁然洞开。
在第一度西潮涌动中，女性的人格意识、独立观念逐渐确立，自古天经地义的“三从四德”、“女诫”之要、“七出”之条，这些被她们的祖母、母亲恪守的典章，在她们则成为无法忍受的精神枷锁。她们认识到，封建的女性观念，庇护的不过是买卖的婚姻、无爱的生殖、凶暴的配偶、一夫多妻的家庭。当现代意识在中国年轻一代女性的心中逐步生成之后，她们开始摆脱传统社会赋予她们的贤淑的妻子和隐忍的母亲的家庭角色，拼将一死也要从封闭的家庭氛围中突围，寻找参与公众生活的机会，并重新确认自己的社会定位。
五四时代，中国现代女性剧作家的创作意识和剧中主人公身上，都或多或少地映现出“弃家而走”的“娜拉”的影子，“娜拉”几乎成为那一代觉醒了的女性的代名词。石评梅的《这是谁之罪？》、袁昌英的《孔雀东南飞》、白薇的《琳丽》《打出幽灵塔》等剧作中，都塑造了叛逆的女性。
“五四戏剧”有一个突出的戏剧意象就是“出走”，这是“五四”以后整整一代中国女性心路历程的缩影，也是她们走出家庭、抉择命运的象征，更是她们自我质疑、自我反思、自我矛盾的内在心理的表征。女作家濮舜卿在剧本《人间的乐园》中，赋予《圣经》中“失乐园”的故事以全新的意义：剧中夏娃的才智和毅力远胜过懦弱、犹疑的亚当。夏娃不再是亚当原罪的制造者，而是一个具有独立意志、创造人间乐园的女斗士。与其说她是被上帝逐出了伊甸园，不如说她是在理性精神(剧中表现为智慧女神)的指引下，张扬人性，自觉地摆脱了蒙昧与束缚的天庭。
在不同的作品中，“出走”有时候是表现为现实的行动，这多半发生在无爱而封闭的生活情景中；“出走”有时候也是一种灵魂逃离的象征，即以剧中主人公的死来表示的精神“出走”，这多半发生在有爱而无缘的生活情景中。在具体的戏剧结构中，迫使剧中人必须出走的原因，总是传统的威权与意识的象征，如凶恶、专制的父亲(《这是谁之罪？》中的父亲、《打出幽灵塔》中的父亲)、刁钻阴狠的母亲(《孔雀东南飞》中的母亲)、或貌似新青年，实则骨子里因袭了太多旧意识的人物(《人间的乐园》中的亚当、《琳丽》中的琴澜)等。当有爱与无爱的人们都被迫出走的时候，只能证明女性的自由意志已经开始冲破家庭的藩篱，同时也证明支撑这个社会的传统道德与伦理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中国现代女性，让自己柔弱的心灵，承载传统与现代的交锋，让自己羸弱的肩膀，扛起了一道女性解放的闸门，她们“不必是什么英雄，自然完成了英雄的任务；不必有什么理想，自然合乎历史进展的法则。” (周颖《谈娜拉》，《太白》半月刊，第1卷第11期，1935年2月20日)。 尽管娜拉出走之后(如果不死)，还面临着很多难以解决的现实问题，但是，走出封闭家庭，参与公众生活，毕竟是现代女性解放征途的起点。在她们跋涉的步履中，震响了时代进步的强音。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进入到高速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改革开放以后，西方现代的各种哲学观念、各种艺术思潮和流派引进国内，现代主义关于探索人、探索人心、探索深藏在人的内部的隐秘灵魂的理念，以及表现主义、象征主义手法，意识流、荒诞派的艺术特点，给人们带来新的感觉和新的启示。这就形成了中国现代史上的第二度西潮。这些现代意念融会在现代生活中，通过不断被吸纳，逐渐被国人接受。
当今社会，人们的工作节奏普遍加快，人与人的交往日益频繁，经济状态逐渐好转，社会意识趋于宽容。当人们越来越多地把时间消耗在工作场合之中时，家的重要性就开始弱化，伴侣之间的紧密联系趋于松弛。而到了21世纪，一般女性都具有独立生活的物质条件，年轻夫妻在家庭开销上实行AA制，已经算不上新鲜事。较之“五四”时期的女性解放，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性进步。
经过一个世纪的努力，中国女性与男性平等的社会地位在一些层面上似乎已经实现了。但是，真的那么平等吗？在高端科技和政治高层究竟有多少女性参与其中？在就业问题上，一些企业或机构，仍然以“女士名额已满”为由，变相拒绝录用女员工。2010年4月，中华英才网抽取一二线城市16000份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本年度本科毕业生平均月薪2185元，就业签约率：女生20﹪，男生31﹪， 65﹪的女生认为在就业时存在性别歧视。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就业困难的压力下，“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意念开始在一些青年女性中流传，当青春被抵押、拍卖之后，“被包养的女性”实际上沦为了“用身体换生活”的砝码，女性的人生由自主再次沦为被动。当然，在现代社会，也有一部分女性为了相夫教子，选择回归家庭，她们或许应当享受这种自由，然而，家庭真的可以隔开世间的喧嚣，让女性的心灵复归平静吗？当“小三”成为某些女性的代名词，当“闪婚”、“闪离”成为熟视无睹的社会现象时，女性对于男人情感的真实性和持久性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怀疑。“宁可在宝马车里哭，也不在自行车上笑”的女性的确有，但是，大部分人都在找到宝马车之前已然丧失了青春美貌，还有一小部分人，则是在宝马车里忍受被漠视、被损害、被其他女人剥夺家庭位置的煎熬。现代女性处在人生焦虑和情感困惑之中。
2004年7月，戏剧《长恨歌》在北京演出，它取材于女作家王安忆的同名小说，女作家用一支幽婉、怀旧的笔，写尽了大时代的小女子的伤怀往事、柔媚情致。剧中，女人王琦瑶不仅美丽而且聪慧，与众女子不同的是，她还懂得如何聪明地利用自己的美丽开发出最大的实用价值。就算是“妾身未分明”，却有实惠与恩宠加身。然而，时代变幻中，她好梦破灭，被迫接受新的现实，骨子里却怀恋曾经的过去，这也造就了她一生的悲剧。
现代社会一方面解决了女性追求自由所必须的经济问题，但同时也让现代女性在承担家庭与社会双重责任时感到吃力，并且在感情上患得患失。2006年1月，由女作家徐坤编剧的《性情男女》在北京上演。这部戏剧讲述了一个男人和他的妻子、前妻、女儿纠缠不断的情感关系。年轻漂亮的女人顶替了地产商的妻子，然而在新的家庭里依然内心忐忑，害怕再有插足成功的后来者。在丈夫为前妻的女儿过生日的时候，她情绪爆发，歇斯底里。倒是男人的前妻，面对情感犹疑的前夫选择了理性的放手，坦然面对有缺憾的人生。
2006年12月，曹禺的女儿、剧作家万方编剧的小剧场话剧《有一种毒药》在北京上演。谈起这部戏剧的名字，万方解释说，当人们追求违背自己意愿的目标时，“幸福是一种毒药，爱情是一种毒药，毒是指对心灵的侵害。在一个崇尚物质的时代”。剧中的母亲兰宏就是一个在家庭角色与社会角色的双重压力下，情感变得粗糙、坚硬起来的女人。兰宏越是付出辛劳，越会抱怨生活；越是追求家庭的经济利益，便越是导致家人与她情感的背离。这是一个现代女性的悲剧。
2009年1月，万方的另一部戏剧《关系》在北京首演。剧中，某杂志主编沙辰星人到中年，看起来事业有成，家庭美满。他与陷在日常琐碎的生活里的妻子已无感情，情人相处久了激情不再，使他厌烦；而散漫、自由的“80后”女生的出现，让他开始了一段“洛丽塔式的爱情”。然而当女人们彼此知道对方的存在之后，关系开始变得怪异起来，三个女性围绕一个男人，生活得疲惫不堪，无所适从。表面看来，女人何故为难女人，但情感纠葛的背后，却暗藏社会转型中两性关系及其社会地位变异的深刻矛盾。
如果说第一度西潮之中成就了中国戏剧的女性出走形象，那么在二度西潮中，则显出了女性走出家庭之后在自我——家庭——社会的多维视象中寻找自身定位的艰难。或许新的时代氛围中，戏剧的女性形象不如“五四”时期那么浪漫与决然，但是却自有一种现世的、复杂的心灵意绪和人性内涵。自有人类以来，男人与女人的关系就一直是一种天然的矛盾，一种绝对的共存，一种永远的纠缠，一种费解的悖论。（来源：文艺报）
宋宝珍（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戏剧戏曲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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