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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林兆华:轻轻松松的做戏 拒绝装腔作势

来源:搜狐娱乐
2011年01月13日13:47

  “我刚拔了牙,已是无齿之人!”

  没了牙齿,却爱吃零食,75岁的老导演林兆华如今显得越发的童真。按理说这个年纪他应该在家抱着孙儿安享晚年了,可是老当益壮的他做戏的劲头却越来越足。看看他2010年的成绩单:先是年初首次将老舍短篇小说精选成话剧《老舍五则》搬上舞台,然后排演了过士行的《回家》,9月份又带着《建筑大师》参加了挪威易卜生戏剧节,而年底更是一记重拳推出了《林兆华戏剧邀请展》。记得戏剧评论家林克欢,还有林兆华多年合作的老搭档濮存昕(在线看影视作品)都说过类似这样的话:大家要看到林兆华的戏也没几台了,应该多和他学点东西,多让他留下些美好回忆。这句令人惆怅的话,也正是象濮存昕、何冰以及大批的八零后、九零后戏剧人愿意追随林兆华的原因。

  作为中国戏剧界最为特殊的一个导演,林兆华以自由的创作风格游刃于传统和当代之间,让我们看到了更为多元的戏剧样式,同时也感受到了艺术家始终坚守的艺术念。只不过林兆华不能像他的《说客》里的男主角那样,一面穿着体面的衣服,一面又能席地而坐吃着煎饼卷大葱。所以他不能游刃于庙堂和民间之间。比如庙堂,他不是得奖专业户,包括去年底那个主流戏剧界被镶了金的百兽之王话剧奖,他也榜上无名。比如民间,在商业剧大行其道的今天,这个老人却能一直保持着理性与冷静,一如既往的坚持自己一戏一格的风格。2009年本报年度艺术家张晓刚曾说,艺术家要时刻保持独立的姿态。而这个艺术标准也同样体现在林兆华的创作中,所以我们要把2010年年度艺术家颁给他。虽然他今年的作品与很多导演相比也许并不算高产,对于所谓的主流圈他也得不到所谓的待遇,可是他对于中国戏剧的贡献却是有目共睹的,就像大家都亲切的叫他“大导”,这个称呼在中国艺术圈唯林兆华所有,一言以蔽之。

  回顾2010:破除戏剧化,让表演返璞归真

  新京报:2010年你的作品,从《老舍五则》到年底的《回家》和《说客》,都是看起来非常轻松的作品,你之前曾对我说,当今的戏剧都太戏剧了,那么体现在你这几部作品上怎么讲。

  林兆华:我今年就是希望轻轻松松的做戏,游戏的状态多一些。人物自身有幽默感,决不是咯吱人。在潜移默化中启发人们的想象,既言外有意,又不那么直白。这是我2010年感兴趣的点,所谓当今的戏都太像戏了,不是说演的不自然或者不好看,而是如今很多戏在舞台上装腔作势,拿腔拿调的胡演。就像去年底的戏,我用了很多八零后的孩子,我就要一点点调教他们把那些拿腔拿调的东西,或者他们一贯有的表演方式和台词方式拿掉,这很不容易,现在也没有完全调整好,可是我希望他们能抛掉。

  新京报:所以排《说客》,你让战国的戏不按古典样式走,服装、化妆都变了,表演还有拿着话筒的;《哈姆雷特1900》你让演员穿着自己的衣服就上场了,这也太前卫了!

  林兆华:我就是想破除一点戏剧化的东西,这是我今年主攻的方向,比如《说客》,服装和舞台有一些装饰性的点缀就可以了,包括西施,原来想让她舞京剧的剑,可是做到底,她也不可能舞过梅兰芳,与其这样,不如就来个变异;《哈姆雷特1900》,之前北京演出还有戏服,但这次彻底没了,和当年我在比利时演出的版本一样。我觉得戏本来就是假的,你再装腔作势,一点意思都没有了。所以不如让表演返璞归真一点。

  新京报:去年底你的戏剧邀请展还请来了德国汉堡的《哈姆雷特》进行pk,你曾说那是对你自己的批判,我们也确实领教了德国戏剧的前卫和大胆,你选择自我批判目的何在?

  林兆华:目的就是要让中国观众看到,让中国的戏剧人知道,艺术家的创作要有不同的阐释和表现手法,这在戏剧的认知上,不是一个小问题。我的《哈姆雷特》是二十年前排的戏,之所以选择与德国展示同一出戏,是因为《哈姆雷特》是我工作室的第一个戏,也是我第一次“贴了当代戏剧的边”。这和我当年的《绝对信号》完全不同,那个戏基本还是传统的路子。而这个戏我对整体戏剧观念起了变化。但是对比德国版,我的还是旧的。他们敢于删敢于加,而且加的是艺术家个体的当代表达,这很了不起。我们的习惯还停留在表达戏剧文学上,不鼓励艺术家有不同的阐释,和不同的表现手法。我这次就是要告诉大家,应该树立艺术家的艺术个性。

  新京报:去年的戏剧展从宣传到票房上听说都不是很理想,明年戏剧展还会继续办吗?有没有新的想法?

  林兆华:第一次办,我没有太去宣扬,毕竟不是纯粹的商业性操作,也就没想着去赚钱,先试试水吧。今年能办当然要继续办,时间可能会提前到十月份左右。我想重点还是会放在当代戏剧上,我也正在找一些年轻作家,来写“当代醒世录”。然后请李六乙和易立明加盟,可能国外再请一个。

  评价市场:戏剧不应该只靠明星

  新京报:为什么你一个戏就要有一个课题呢?

  林兆华:也不是,别刻意这么说。我排戏其实没有明确的计划,比较麻木。觉得应该怎么排就怎么排了。我只是希望我的戏都能带点原创性。我也说过凭经验排戏很容易,弄不出特点,我心里就是不舒服。比如去年底的《回家》,过士行的新戏,就透出点青春气息,也许有人看了,会说,这个和大学生戏剧节的戏一样,我不认为这是批评,说明我还不老吧。

  新京报:可是很多和你年纪相仿的导演,意识还停留在过去。

  林兆华:他们太爱惜自己的过去,怕损坏他们已经取得的戏剧地位,所以没法创造了。而我不是,我是傻大胆。

  新京报:你的每部作品都很关注人性的一面,可关于爱情就很少涉及,是你不喜欢爱情题材吗?

  林兆华:我的戏不善于抒情,不善于煽情。爱情,一般都是苦涩的。你看张爱玲的小说,很多人都想排,而且排得还很不错,我就不会排,而且真不行。

  新京报:为什么呢?不在那个感觉里面?

  林兆华:对那个东西,我没感觉。但比如《鲁迅》这样的题材,我就非常喜欢,已经筹备了三年了。

  新京报:那你对如今戏剧市场的现状有什么看法?

  林兆华:我们常说戏曲是看角儿的。话剧还好。可是现在的风气是,有明星的戏人家才要,就像我们《说客》去外地演出,人家直接先问,有没有濮存昕,如果是青年版,就不要,这样下去真好不了,戏剧不应该只靠明星。

  新京报:我们最近在总结去年的演出,比如英国的肢体剧《外套》,没有明星口碑也很好,听说你也看了,觉得如何?

  林兆华:我对这个戏的编剧、导演、表演是肯定的,但是这个戏没有必要被夸张到那种程度,也许是因为有商业目的,显得我们的戏剧人少见多怪。在我看来,他们戏里导演的处理,包括剧本结构是中国传统戏剧常见的样式,可是却被一些人煽乎说这个戏给我们带来什么,肢体语言如何如何,把这个戏都快说成神曲了,我根本就不赞同。

  新京报:也就是说,你认为外界对这个戏的评价过于夸张。可是,既然我们传统戏剧有其相同之处,为什么在我们的戏里却看不出来?

  林兆华:国外比这出戏好的剧目多得是,我如果把从欧洲戏剧节上用的手法拿过来,用几年都用不完。所以谁爱学就去学,我提倡的是原创。可是原创的点应该在什么地方?北京人艺提倡焦菊隐的中国学派,如果北京人艺的老艺术家们真正尊重焦先生的中国学派的学说,认真地研究中国学派的精神精髓,中国会出现本土的戏剧。恰恰是这个问题,我为什么今天敢说,因为我七十多了,也是老艺术家了,我以老艺术家的身份面对老艺术家们说一句,你们并没有很好地研究中国学派。所以本土戏剧我们并没有建立,我很崇拜焦先生,玩命地想学习,弄北大戏剧研究所我也希望他们研究研究,但是他们认为我是逆子。

  聊搭档:过士行应该被认可,濮存昕早就是大师

  新京报:我们都知道濮存昕、易立明和过士行都是你多年合作的铁打档,去年底的戏剧展也是你们四位的一次集中合作,那么你如何评价他们?

  林兆华:这次戏剧展我认为除了我以外,从表演到剧本到舞台美术,都值得探讨。从表演上来说,我一直希望演员能找到似演非演的感觉,这种源自中国传统戏曲和说唱的表演,用在戏剧舞台上就需要演员即兴发挥。濮存昕在《建筑大师》里就意识到了这点。京剧大师盖叫天曾说演戏要装龙像龙装虎像虎,我们如今很多演员只演龙或者虎,没有装。当你意识到你不演戏的时候把戏演好才是高境界的表演艺术,这跟一般演员哪说得明白。但濮存昕他进入了这个状态,非常不容易。而且他对自己的演技不满足,迷恋各种不同性格的角色。比如《茶馆》,按他的条件应该演蓝天野的角色,但是他却提出演郑榕的常四爷,《窝头会馆》里他又摇身一变演起了蛐蛐的糟老头子,我觉得这就是演员对演技的拓展。所以到了《建筑大师》才称濮是艺术大师,我觉得不公平,难道非要等到人过了六七十岁才能给与这样的称誉吗。

  而从编剧来说,过士行从九十年代到现在的戏都值得研讨,我认为他的戏剧文学的价值,在中国戏剧界应该给与肯定,可是戏剧界当年就不大认可,说他的戏哪是戏,明明是相声。所以我就说,不用理他们,我们爱怎么做就怎么做,这就是我的合作原则。而易立明,他如今想追求一个自己的表述方式,也做起了导演,我觉得很好。

  新京报:我想再谈谈濮存昕,你说的那种表演的自由境界,还能具体一点吗?

  林兆华:我原来经常谈提线木偶,也经常谈评弹,我只能说表演的自由境界是我和濮存昕合作过程当中所追求的,而且濮存昕达到了自由的境界,当然还可以往前走。提线木偶知道吧?提着线我叫他这么折跟头,叫他那么吃桃,这是什么理论我总结不出来,只有这样做表演才是自由的。

  新京报:你的意思是演员既是提木偶的人也是木偶。

  林兆华:你要愿意这么说也行,我的意思是分不清此时是角色此时是自我,原来斯坦尼表演体系是从自我出发到人物,我们只注意出发到自我感觉的人物,但是不注意出发。在排练场塑造性格是应该的,但是我们的戏剧恰恰就在这儿小打小闹创造性格个性,所以我宁可强调思想再丰富性格。演员的表演是多重的,演员本身是一个个体,演的人物是另一个个体。但是还有两层,一层是你对当代戏剧的理解,一层是你对现实世界的态度,这不是导演教的,是演员自己悟出来的,濮存昕就悟出来了。

  反思作品:我的戏都是雾里看花

  新京报:濮存昕曾对你的创作划分过三个阶段,他认为你的戏第一个阶段是《绝对信号》时期,第二个是《哈姆雷特》,第三个是《建筑大师》,你认可这个划分吗?

  林兆华:可以这么说。《绝对信号》不用多说了,《哈姆雷特》刚才也说了,它是我的实验戏剧不以讲故事为主,真正贴近当代艺术的一个戏。而《建筑大师》是在表演艺术的拓展上又迈进了一大步。因为故事从头至尾只是停在一个人瞬间的回忆上,需要演员表演主角的意识流动,这个太难了,濮存昕也犯过愁。

  新京报:结果演出后反应很不错。

  林兆华:开始我也特别担心,但后来观众还能看下去。我从第一场演到八九场,每场都看观众的反应,也就走过几个人,我心里就觉得可以了。当然有些专家胡言乱语,说什么都听不清楚,一头雾水,我心想,你雾水就雾水吧。

  新京报:其实有时候我看你的戏也不一定都能看懂,但又觉得好像有某种共鸣,挺喜欢的,那种感觉用语言不好形容。

  林兆华:我的戏有的时候我自己都说不清,道不明的。而且我的戏,别人用一两句主题也概括不出来。这可能和我的个性有关系,我生性比较独立和自由,希望舞台给我自由度,甚至于无序的东西。但是像当年排的《赵氏孤儿》,就是无序中的有序,这个更难,这是后来我才稍微明白了的,也就是说有的时候雾里看花更好看。

  新京报:那你一辈子都给戏剧了,这个牺牲也太大了。

  林兆华:也没牺牲。我愿意玩,愿意排戏,又能排戏,挺好。

  新京报:你是演员出生,为什么没有想过去演戏呢?

  林兆华:我表演还可以,但是第一我声音不好,在大舞台上,我得使劲说才能让观众听见,这就不行。第二,我根本就没那么想过,因为大多数演员最大的问题是,命运掌握在别人手里。

  新京报:你不希望这样?

  林兆华:我是个自由主义者,而且导演可以选择自己要排的戏。演员怎么行。记得当年北京人艺有申请,演一个戏就会让人整天睡不着觉。能不能叫我演,他演A,我演B,退一步行不行,折磨人啊!

  新京报:比方说有些人很清楚这些是我做的艺术,那些就纯为挣钱,你有过吗?

  林兆华:我没有。我觉得有些戏不挣钱也照样可以演,演一演照样也可以挣点钱,我又不图发财,自身也没什么消耗,我也没钱买房,现在都住在女儿家,没钱也挺好。

  新京报:生活欲望一点也没有,是不是创作欲望越来越旺盛?

  林兆华:我希望如此。

  

(责任编辑:孙吉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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