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外滩画报》 W=
吴宇森John
Woo 情义价值现在仍然存在 B：恭喜你拿到终身成就奖，拿奖的那一刻肯定开心，但是同时，也会感慨觉得自己老了吗？
W：可能我出道比较早，我26
岁就做导演了，那个时候非常困难，但我们遇到了好的同事好的合作者，才有拍戏的机会。拍了这么多年电影，现在我已经不会为自己的年龄难受，我觉得我还会继续
做，我还年轻。只是我希望能够除了自己拍电影之外，也监制多一些电影，帮助一些年轻导演，给他们机会。就像当年，有人支持我拍戏一样。中国的电影要发展得好，还是要多元化一些，不要大家都去拍古装片，应该让年轻人多一点不一样的尝试。
B:
当时看到徐克是颁奖嘉宾，是不是让你想起了很多过去的事情，颇有感慨？
W：我很念旧，大家都惺惺相惜了这么多年，和老朋友再次站在这个台上，太多感触了。20
多年前，我的第一个导演奖也是徐克颁给我的。现在，他又站在这里给我颁发终身成就奖。当年那部《英雄本色》值得纪念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几乎是我、徐克、周润发那帮年轻人的心声。
B:
是那部戏让你成为当红导演，也确立了你今后影片的风格，尤其是所谓的道义、风骨，至今都还在你的作品中体现，为什么这样？
W：当时，我和徐克是想给当年这些年轻人一些提示，通过电影，把我们以前旧有的一些好的价值观，比如对朋友、对家庭的一份情谊、侠气，重新再提出来，不能让那些好东西都被遗忘了。当时公映的时候，年纪比较大一些的观众，看了这个戏都流眼泪。在戏里面，我写道：“现在，道义已经不存在了。”这些话让很多人很感慨。从这个戏开始，我真正让人家看到了我的电影风格，这也是我真正想拍的电影。往后的几部戏发展很顺利，我很自由地想拍什么就拍什么。
B：现在的人可能会怀疑这种价值观，比如，为朋友两肋插刀、舍己为人，年轻人能接受吗？
W：现在这种友情、这种情怀还是存在于每一个角落的。我觉得在现在这个年代，还是需要维持那种精神。社会越来越发达，很多人都变得越来越急功近利。现在很多人都有这种侠义精神，不一定是动刀、动枪、动武的方面。在这个社会上，有很多热心肠的人，在汶川大地震、甘肃泥石流等大灾难面前就能看到，太多的例子。所以这个社会是存在这种精神的，只是我们能不能放得开，能不能那么容易相信别人。到现在，我的电影也会仍然保持这种精神，一直不变。
B：我刚跟你女儿飞霞聊天，像你女儿这代人，从小在美国长大，中文也讲不太好，她认为自己是一个美国女孩，她能理解你的这种情怀吗？
W：她理解。她起码对人很有爱心，她对别的小孩子都很照顾，有需要帮助的小孩，她会去帮助，去关怀。比如说我在制作一些关于非洲的孩子的短片，资助他们读书，她就会加入进来做这些善事。另外，她会从生活上以及我的电影中来理解我。
B：《英雄本色》现在被别的导演翻拍，你作为监制，关注这些动态吗？
W：有一个韩国导演翻拍了《英雄本色》，现在都快要公映了。还有另外一位韩国导演准备翻拍《喋血双雄》的印尼版，也是我做监制。本来美国人要重拍，但是美国那边的剧本一直都搞不好，都弄了十几年了，终于有个编剧写了好剧本，所以我们打算请一位韩国导演来拍，虽然这是一个西片，但是有一份东方的情怀，亚洲导演来拍的话，会比较接近一些。
真正的美国英雄求生不求死 B：国外的记者认为，你是少数能够在自己本国和好莱坞都取得票房成功的导演，这一点你是怎么做到的？
W：这很难讲。以美国观众来讲，他们希望看到一些不一样的电影。我去好莱坞拍的第一部电影《终极靶心》不成功，因为我的野心太大，把一个美国的故事拍成了一个港片，让一些看惯动作片的观众很难接受。他们看到一些慢镜头，以为这像广告；看到一个定格镜头，以为是这个戏结束了。
后来，我才发现了，我到底都还是在拍美国片，人家希望看的是美国片，但是要有不一样的东西在里面。你不能够把他们的观赏习惯，忽然间全部地、彻底地改变。既然无法改变观众的惯性，那就要去学习怎样以一外国人的身份拍美国片。
B:
然后，你的确找到了怎么拍美国片的窍门。能告诉我是什么吗？
W：拍《变脸》的时候，我就发现美国年轻人有一些家庭问题，有很多小孩从小父母就离开了，各自再结婚，组成另外一个家庭，他们没有得到真正的父母的爱。有些年轻人就离家出走，不喜欢跟家里人住。中国人其实是很强调家庭的观念的，我就把家庭观念放在《变脸》里面。这本来是一个未来世界的科幻片，很多大特技的，人可以在天花板上走，汽车在空中飞，但是我把它改成了一个以家庭为中心，人性的故事。英雄为了拯救他的家庭，也为了拯救这个世界，去跟敌人斗争。
其实在人性的方面，中国和美国有很多的共同点：有同样的喜怒哀乐，有同样的真善美的追求，也同样有理想的人生，还有正义感。
B：但是中国人理解的正义感，和西方人的价值体系里的正义感截然不同，你怎么化解这种矛盾？
W：中国人的正义感、侠义精神的确和西方不同，大家的标准、做法都不一样。我们可以为国家、为一份理想，为朋友、为家庭，不惜牺牲自己，死而无憾。但是他们不是，他们认为一个真正的英雄是求生不会求死的，你必须先求自己生存，才可以帮助别人，如果你是为了帮别人而牺牲自己，那你以后就不能帮更多的人。而且因为帮助别人而牺牲自己，那不是要更伤对方的心吗？对方好像欠你很多的人情一样。
B：你花了十几年的时间，熟悉了美国的环境，了解这一套电影的运作手法，到了快60
岁，还会选择离开美国，到了另外一个不熟悉的地方生活、拍戏，对你来说，你就不担心自己水土不服吗？
W：其实我不算完全离开美国。在美国，我还有公司，还有两三个电影计划在做。在拍《赤壁》之前，我推掉了5
部戏，其中两部大片是1.5
亿的制作，还有三部中等制的戏。
那个时候，我并不是放弃好莱坞。我也不是做得不成功，就想逃避，我还是有了一定的地位。但是我那个时候很关心中国电影，我也想，我在好莱坞这么久，是时候把一些好的经验带回来，和年轻人分享。
B:
拍《赤壁》的时候，投资很大，其实是冲着在中国制造史诗大片，然后再打入美国市场。但是，后来美国的票房并不好，反而是亚洲市场更好，这一点有没有出乎你的意料？
W：北美的票房不理想。首先是因为经济不景气，原先给我们做发行的一个公司倒闭了，只能临时换了别的公司发行，做得没有那么成功。但是在评论界，很多人很欣赏，让我很欣慰。其实我有一个心愿，不是说这个戏有多么了不起，但是这个戏是可以向全世界证明：在中国大陆，绝对有这个能力、有这个人才、有这个财力、有这个魄力，拍出一部像好莱坞这样的大制作。这个是我想做的事情，最后成绩不管怎样，但起码这个市场，我们有希望把它重新打开。
我希望以后的电影都以中国题材为主B:
你的下一部影片筹备的是空战题材《飞虎队》，你拍的这种大片都需要花很多时间，很难像国内其他导演比如冯小刚、张艺谋等，保持一年一部的产量。
W：我是两三年才能拍出一部电影。《飞虎队》这个项目酝酿了很久，技术上也是另外一个挑战，主要是空战场面的拍摄，需要解决很多技术难题。
B：现在有好的解决方案吗？
W：大部分都是利用电脑特技解决。但是我们实拍镜头也很多，这也是一个蛮好的训练机会。另外就是这个戏也是离不开一个友情，讲中国人跟美国人的那份友情，还有那份勇气，都是蛮有意思的。不过这个项目也很挑战内地工作人员的能力，现在就把它当作另外一个艰难任务来完成。我希望，以后我的电影，都是以中国题材为主。
B
：据说《飞虎队》会有国际化的阵容，你准备找汤姆克·鲁斯演来演，如果他的档期有问题，你怎么办？
W：我没想过要找他来演，是他想找我，跟我再合作。其实，我听说他本身也有一个《飞虎队》的剧本，已经弄了好几年了。
B：国外的一些评论认为，你跟李安导演的区别在于，他现在完全面向西方观众；而你还在拍摄中国题材，希望能够同时面向西方观众。这种说法，你赞同吗？
W：我觉得李安的电影比较有文学性。我从小生长在香港，距离大陆很近，所以说我还是有蛮浓厚的中国情结。我觉得我们今天，除了继续去维持我们中国的文化之外，也要表示出我们和任何人都愿意交朋友的态度。所以，我还是兼顾了中国电影风格的一些东西。
我希望拍戏拍到不能站起来为止 B：你想过退休这个问题吗？
W：没有，没有。我希望我能做到最后一天，一直拍戏拍到我不能站起来为止，还能做的时候就赶紧做。电影就是我一生的事业，也是我的理想。虽然是我今天做得成功，我也希望能够帮助到别人成功，或者是看到别人成功。
B：你这样的想法，肯定会让牛夫人觉得嫁给你很痛苦，你根本没打算退休，然后和她一起旅游、享受生活？
W：她有讲过，希望我休息一下，跟她去旅游。但是我没有这个旅游的命，也没有这个习惯。坦白说，我不喜欢旅游，除非是为了工作，去看外景，需要拍电影的时候才去。原因是，第一，我的工作真的很忙；第二，我觉得有时候去旅游，就是浪费时间。我们结婚后，连度蜜月的时间都没有。
B:
为什么？就因为你是工作狂？
W：我跟我太太是在美国洛杉矶结婚的，原本计划是坐飞机经过夏威夷，在夏威夷停留5
天，就当作度蜜月，然后，再从夏威夷回到香港。但是，就在我去夏威夷途中，我脑子里就突然冒出来一个新的故事，我就对她说：“啊！老婆，我要赶快回香港，必须要写一个剧本出来。”所以，我们一下飞机，就赶紧换回程的机票。结果整个蜜月就是在夏威夷只停留了一天，随便玩玩、看看，然后第二天就匆忙走了。那一次，真的把我老婆气得要命。我说：“将来，我会补偿你的。”
B：你后来补偿了吗？
W：到现在都没补偿，呵呵。都三十几年了，我是骗了她。我总说，将来还是有机会的，但是现在我的工作太多，根本不可能。不过我去看外景的时候，也带她去，这不是就等于度蜜月嘛！现在，我来北京，她就跟我在一起；下次，明年我去云南拍《飞虎队》，我也带她一起，这个是不是就算蜜月了？
(责任编辑：潘达)
来源：外滩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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