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小刚：人道主义扎根在我的骨头里

　　冯小刚(在线看影视作品)告诉《精品》记者，“我一定要叫她们在经历了人性中最黑暗的选择之后，重新回归人道主义”，“我其实只想写我理想中的生活、对我有吸引力的生活”，“我特别不能接受那种张牙舞爪的喜剧——靠形体去逗乐的那种”，“我希望能够放慢拍片子的节奏，让自己重新获得拍电影的快乐”，“好多人还认为我想演戏呢，其实我都是帮忙”……

　　这是一次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一发不可收拾的专访，若非受制于篇幅，全盘刊登的话约等于又一本《我把青春献给你》。他特别愿意藉此机会倾诉自己内心的激情与困境，回溯自己曾经历的若干次内心大震荡，甚至想告诉大家“周星驰(在线看影视作品)到底是哪种人”，“现在的王朔变成了哪副模样”，“我为什么说自己是‘独孤求败’”，“我为什么说赵本山是‘黑社会上的一朵奇葩’”……

　　他永远在你的情理之中、意料之外。所以他是冯小刚，无人能及。

　　“我知道徐帆有这能耐。”

　　记者：据说《唐山大地震》中姐姐这个角色本来想找章子怡来演？

　　冯小刚（以下简称冯）：最早确实找过子怡，跟她聊过一次，子怡说觉得这个角色有点弱，问剧本能不能再动动？但那时候编剧已经快让我给折磨疯了，确实已经找不着什么招儿了。其实原著小说是围绕着方登（姐姐）展开的，最后两个家庭她都不想回了，因为她的养父跟她有那一层（暧昧）关系，但电影里没有这一层关系，所以这个角色就有点儿弱。另外，这个角色最早是想由仨演员组成，小时候一个，十六七岁一个，大学以后再换一个，这样的话子怡没法演，戏份分得太散了。

　　记者：戏份最吃重、最感人的是徐帆扮演的元妮（妈妈），当初确定由她来演的时候，会不会担心舆论说你任人唯亲？

　　冯：我其实躲了好几年了，我的片子里基本上都没徐帆。到了这个角色，王中军说你甭找别人了，就徐帆吧，我觉得徐帆能演。我知道徐帆有这能耐，另外她本人的性格里头也有和元妮很像的地方，所以我说行，这一回咱别躲了。

　　记者：跟自己的妻子合作，在现场说戏时，你会不会采取有别于其他演员的方式？

　　冯：以前我对别的演员更有耐心，但是会跟徐帆急，这次她就跟我说，哥，你能不能别像过去那样跟我急，我挺下不来台的。她说演这戏跟别的戏不一样，我挺脆弱的，我尽可能吃透它，你要是觉得什么地方不合适，咱俩能不能悄悄说？

　　“我特别不能接受张牙舞爪的喜剧——靠形体去逗乐。《三枪》或许选择的正是那条路。”

　　记者：《唐山大地震》肯定是你作品里最催泪的一部，但其实你的作品，即便是喜剧，也都是“笑中带泪”式的。

　　冯：我觉得我的电影有一脉相承的东西，咱往大了说，就是人道主义，这种东西扎根在我的骨子里头。无论是《非诚勿扰》里葛优开着车，跟朋友分手后，不知道哪年再见，心里头难过，还是《手机》里头的奶奶……表哥跟严守一说，奶奶让吊丧的时候，找陆至信喊丧，他嗓门大，别人给一盒烟，你给两盒……包括奶奶拿拐杖杵严守一，说，你呀……当时拍摄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老太太问我，是“你呀……”（轻轻捅严守一），还是“你呀！”（使劲抵住严守一），我说一定要抵住了。我对人性中暖的、柔软的东西，尤其想去触碰。

　　包括《集结号》的结局……再比如说，你要让我把《唐山大地震》的结局拍成元妮到死也没见着闺女，也不知道闺女还活着。直到方登自己都当了奶奶了，才后悔莫及……但我就觉得心里头特别堵得慌，所以我一定要叫她们在经历了人性中最黑暗的选择之后，重新回归人道主义。我觉得观众每次之所以还比较喜欢看我的电影，原因正在于此。我绝不跟他们拧着。我绝不是为了迎合观众，我迎合的是我自己。

　　记者：《非诚勿扰》可以说是华语电影以小搏大的奇迹，谈不上什么大片，但票房简直摧枯拉朽。张艺谋的《三枪拍案惊奇》我觉得试图复制《非诚勿扰》的奇迹，票房确实也很辉煌，但终究破不了你的纪录，你觉得是什么原因？

　　冯：我觉得他也不错啊，票房也两亿多啊，也是以小搏大，而且去年那一拨贺岁片里，真正在商业上成功的也就属他那部了。只是……我前两天看宁财神写的一篇东西，我觉得他说的对，他说冯小刚的喜剧跟别人不一样，因为他不是奔着喜剧去的。我觉得他说到根上了。

　　大多数人一想到喜剧，往往觉得喜剧应该被一个既定的壳套着……我其实只想写我理想中的生活、对我有吸引力的生活。就像王朔小说里的主人公，每天游手好闲，其实大部分时间是无聊的，只不过王朔把一个月当中，或者一个夏天当中发生的最有意思的事集中呈现在这几天里，所以你感觉他从早到晚总在那儿忙活。其实我对这种生活是迷恋的，因此我在写剧本的时候，我也愿意……就拿《非诚勿扰》来说吧，这家伙天天征婚，今儿见这个，明儿见那个，结果找了特飒的一蜜（笑），多有意思啊。这是我向往的生活，我把它放到电影里去，我的确并没奔着弄一喜剧逗谁乐这条路。

　　还有一种喜剧，就是港式喜剧，但现在也只有周星驰能得到大家的认可。他的路数和金·凯瑞是一脉相承的，或者说是卓别林这一路。这一路在内地也有陈佩斯。我不是那一路的。我可能更喜欢伍迪·艾伦的路数，他也不是奔着喜剧去的。比如说一帮小偷有钱了，他们家的媳妇儿要过上流社会生活，天天跟人家学怎么看名画，怎么听歌剧，老公们就觉得真没劲，宁可装病都不愿意去……其实伍迪·艾伦就是觉得这帮人挺事儿的。我的喜剧分两部分，一部分是我迷恋的生活，还有一部分，我也是觉得有一帮人特事儿，我就拿喜剧跟他们开一玩笑。我特别不能接受那种张牙舞爪的喜剧——靠形体去逗乐的那种。我觉得《三枪》或许选择的正是那条路。我认为除了我跟王朔，别人都写不了我们这一路的剧本。

　　记者：你曾跟记者放豪言说你现在是“独孤求败”，那么今年还有一部卖相很好的电影，就是姜文导演的《让子弹飞》，你也在其中客串演出，你觉得它能否破了你的票房纪录？

　　冯：我完全不知道他拍的是一部什么样的电影，就算我去演了，我也不知道。我觉得姜文从《阳光灿烂的日子》到《鬼子来了》，他其实挺注意观赏性和节奏，他能把一个故事讲得特别生动，能把人物塑造得特别丰满，有血有肉。至于《太阳照常升起》，我觉得他是堵着气拍的。我想他现在应该很渴望电影拍出来能被大众接受，所以我想《让子弹飞》不会难看，有可能取得很好的票房，但具体结果很难说。

　　“现在的困境，就是疲劳感太强。我脑袋上的天线越来越多。”

　　记者：《唐山大地震》里面的元妮和方登因为经历了巨大的现实灾难而产生心理阴影，甚至有点儿病态人格，非常偏执，但最后还是走出了心理困境，选择了爱和宽恕。其实大多数人纵使没有经历过地震这样的剧烈外部创伤，也会因为种种逆境或情感伤害而不能自拔，有人始终走不出来，有人则勇敢地走出了困境。你在自己的人生旅程里是否遇到过巨大的困境？最后是怎么走出来的？

　　冯：对我来说有几次。第一次是我面临着是否去工厂干活的问题，我那时候迷画画儿迷得不得了，我一想要进工厂，那时候也就是在街道工厂烧搪瓷缸子什么的，对我来说太痛苦了。而且那时候一旦进了工厂，一辈子就在工厂里了，于是我就拼命考专业文工团，最后考上了。再有一次，就是我拍了好几部电影，结果全给毙了，所有投资人都说千万别给他投了，你只要给他投，结果就是被枪毙。那时候我就得想办法生存下去，所以韩三平和张和平找我说弄贺岁片，我就说行啊！弄呗！我觉得我弄这个也不寒碜，我也没在里头拍马屁。电影局那时候也觉得连着几个板子打我打得有点狠，正好可以给我一个台阶下，因为我弄的喜剧其实什么都不触及，只触及老百姓的生活……那个困境就是这么走出来的。

　　现在的困境，就是疲劳感太强。我脑袋上的天线越来越多。过去我脑袋上就一根天线，扽出来接收的全是电影信号，注意力高度集中。但现在分散我注意力的事特别多。我希望能够放慢拍片子的节奏，让自己重新获得拍电影的快乐。我现在一想到马上又要拍《非诚勿扰2》，就觉得真成了工作了。可我不想把它变成工作，一旦这事必须去干的时候，我内心深处就会产生反作用，不断地跟自己说，我他妈就不拍！怎么着吧！

　　《非诚勿扰2》往后，我跟华谊还有五部片约呢。我什么时候能把这五部拍完啊？我就跟中军说，我特别累，而且拍电影这事，你得特别兴奋，得跟谈恋爱似的，想见面，想一块儿玩儿……必须要有那种感觉。我说拍完《非诚勿扰2》我想歇一年，然后弄一部更神的电影，中军说行。没想到我刚说想歇一年，张和平又找我，想让我明年帮他弄一个话剧，你不答应吧，人家当年可是帮过你的。就像这些年我老演戏这事儿，好多人还认为我想演戏呢，其实我都是帮忙。比如八爷找我演《苏乞儿》，当初我拍《夜宴》的时候八爷一直亲自盯在现场，人家现在让你帮忙，一天就行，你要是不去吧……好像只有别人帮你行，你帮别人就不行？那就去。

　　最早客串陈德森的《童梦》，是因为之前开两岸三地导演会，大家一激动，就说咱以后有帮忙的事，互相一叫都得答应，我当时也跟着张罗。没多久陈德森就找我帮忙，这得去。姜文这次拍《让子弹飞》，给我打电话说，咱自从《北京人在纽约》之后再没合作过……那就去！最近（顾）长卫又让章子怡给我打电话说，哥，帮一忙，长卫想让你来。长卫挺不容易的，其实他要是只干摄影挣钱特多，可他就是要当导演，每次找投资都挺难的。也得去。我觉得你还真不能把自个儿想得太重要了，你没那么重要。三平拍《建国大业》，让我演杜月笙，还得去三回，我也说行，因为他帮了我好多忙。这个社会是互相的，不可能人家都帮你的忙，你不帮人家的忙。但电影界有时候真有这种人，他找你帮忙没问题，可你要是找他帮忙，他还真不来。

　　“我觉得王朔变随和了，爱说爱笑了。”

　　记者：恐怕世界上所有的大导演都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说到《非诚勿扰2》，这次的剧本是王朔写的，你俩多年未曾合作，中间也传出过许多风风雨雨，多年后再见王朔，你觉得他有什么变化吗？

　　冯：我觉得王朔变随和了，爱说爱笑了……更像最早的他。我觉得功名利禄这些事对他没有太大的诱惑，他就是觉得写这个剧本挺好玩儿的。我也答应他说，我不会拿你去宣传。

　　记者：最后问件好玩的事儿——前一阵儿在某颁奖礼上，你给赵本山颁奖，你故意把颁奖词“他是黑土地上的一朵奇葩”改成了“他是黑社会上的一朵奇葩”，搞得本山大叔挺尴尬的。怎么想到用这种方式调侃他？

　　冯：其实我们俩上台前在休息室，他看见我就乐了，他说你给我颁奖，别人不好意思开玩笑，你行。他说他也可以拿我开玩笑，咱俩互相开。我当时也没有想好怎么跟他开玩笑，但我知道他肯定会拿我的长相开玩笑（笑）。他身上其实有那么几个段子，我一上台看到“黑土地”几个字，就临时改成“黑社会”，逗一乐。别人可能会以为他不高兴，其实他不会的。

　　徐帆 我不欣赏大起大落的人生

　　“23秒，32年”是打在《唐山大地震》海报上的一行字。23秒就可以让一座城市毁灭，10万个家庭流离，几十万个孩子失去父母、亲人……而在城市废墟上重新建起家园、在心灵的废墟上重新与血脉相连，却需要32年。

　　《唐山大地震》不是传统的灾难片，而是个中国式的悲情故事，它的震动是一场由地震引发的连动，而在32年中，一直处于“心灵震中”的是徐帆扮演的母亲，李元妮。32年前的那场地震，丈夫死在眼前，一块石板两端压着一双子女，救儿子还是女儿？生命和李元妮开了一个恶毒的玩笑，当被问道“面对这种心灵震动，你会如何灾后重建？”时，化妆间的徐帆想了几秒钟：“不是每个人都能有这种经历，那可是直接经历生死啊！如果情感分贝不一样的话，我没办法假设。那种大绝望，根本无法挽回。”

　　说戏：可能一个叹息，会点燃你全身的情绪

　　32年，母女如何团聚的悬念一直是《唐山大地震》留的包袱。包袱抖得好不好，结尾的戏是重中之重。当32年的伤疤就要揭开时，徐帆在屋内默默包着饺子，“你是从哪儿冒出来的，30多年没有个信儿……”突然，颤抖的徐帆给女儿下跪：“妈妈对不起你啊。”那一跪，给积累了全片的感情一个释放的闸口，也正是那一跪，冯小刚说，让他在监视器后面忍不住失声大哭。而让冯导最为感动的台词，是影片即将结束时，徐帆对女儿感慨的那句：“没了，才知道什么叫没了。”

　　“《唐山大地震》是徐帆最出色的作品，她撑起了整部电影的魂。”这是作为导演，冯小刚对演员徐帆的评价。而徐帆自己说，是剧本扎实，人物到那里了，所有感情根本不需要酝酿。“可能有一个叹息，就会点燃你全身的情绪。”

　　选徐帆出演这个强烈的、悲情的、处于内心崩溃边缘的母亲是导演冯小刚最明智的选择之一，“为什么选我演？这你得问冯导去，我在乎的是，最后他选择了我演。”趁拍片的间隙，记者潜入冯导的休息间，抛给冯导这个问题。“在红毯上的时尚靓丽不是帆子的优势，当然我媳妇长得也很漂亮，但在银幕上能量的释放才是她的优势。以前跟帆子一起拍戏，我有任何不满都把脾气发在她身上，因为她是我太太，这次在开拍前，她跟我说，演员很脆弱，尤其她的角色很脆弱，所以她嘱咐我在片场不要骂她，我就半句也没骂过她。”

　　记者：演《唐山大地震》对你来说，是进入李元妮这个角色困难，还是走出这个角色困难？

　　徐帆：都不难。拍戏的时候是一种自然流露，女人到了一定年龄，有她这个年龄的宣泄点。尤其是各方面都成熟了以后，就有了这种母性的爆发。冯导为什么选我演我不知道，但我很高兴他在这个时候选了我。

　　记者：你说的这种“母性的爆发”在你演《青衣》的时候有多少？

　　徐帆：不一样的，《青衣》我演的也非常投入，但那个是针对艺术，专业性的东西更多。现在这个角色和我都是更偏重家庭、孩子。

　　记者：李元妮是个活在过去阴影中的人，她一直不愿意走出去，对这种人生你有什么态度？

　　徐帆：也不是说她不愿意走出过去，而是她根本走不出去。你想啊，在夫妻间情感最美好的时候，孩子最可人疼的时候，生活一下子没了。这种没了，就是心碎，她今后不再期待什么了，没有这种欲望了，所以用不着改嫁，生活对她来说，走不走出去都没有差别。我很理解这种人。

　　记者：好像她的生活中相当大一部分已经死了？

　　徐帆：可以这么说，但是毕竟还有一个儿子是她的希望。要是全死了，那他儿子存在的意义就不大了，她后来的生活就是为了儿子活。

　　记者：看片的时候，我身边哭声一片，演这个角色的时候你是总处于崩溃边缘吗？

　　徐帆：我倒没有哭多少，拍摄状态很好，情绪都是饱满的，无需去酝酿什么。在剧本写得很结实的情况下，可能有一个叹息，就会点燃你全身的情绪。

　　说家、说孩子：他要结果，过程你自己弄

　　《唐山大地震》是徐帆与冯小刚继《手机》后的再次合作，6年来，徐帆之于冯小刚，是老婆、是孩子的妈、是家、是岸，是“他工作累了随时可以回来的地方”。说到冯小刚，曾经戏言“嫁狗随狗”的徐帆，把婚姻比喻为两个人的战争，夫妻是天经地义的“敌人”，而落实到他和冯导身上：“真的和一般家庭没什么不同，你们家什么样，我们家就什么样。”

　　而说到两人的这次合作，徐帆说：“真是很久没一起合作了，冯导对我的要求……怎么说呢，就是‘我要结果，过程你自己去弄。’”这种看似简单，实则是有信任打底的合作方式让徐帆感到“发挥的空间特别大，这对一个演员来说，太好了。”话音刚落，徐帆又补了一句：“咳，也没什么特别的，你说这是信任吗？别的导演也这么对我啊。”

　　了解徐帆的人都知道，她是个“爱张罗”的人，热心、操心、有股大姐大的劲儿。拍片时，本来是助手点菜打包到现场吃，徐帆路过换装的间隙看到了，她拿来菜单又挨个顺了一遍，这人爱吃什么，那人爱吃什么，删掉什么、加上什么。“这么多人，都没吃饭呢，我要是不吃饭就急，别人不吃饭得多急啊。”但是爱张罗的个性，在与丈夫合作拍片时，却没有直接张罗到冯导身上：“在片场，看他在监视器后，我反而照顾别人比照顾他多，剧组里谁需要帮助就帮谁，不刻意。这种东西是很自然的反应，习惯了，要节省时间，能搭把手就搭把手。”

　　记者：现在生活对你来说最重要的是孩子吗？

　　徐帆：对。因为孩子是无助的，在他什么都不懂的时候，你就是要给他喂吃的，洗澡，给他做一切。孩子是家里最重要的成员，看着他一点点长大，慢慢会和你交流，慢慢会心疼你……他的成长对我来说有成就感。

　　记者：在生活里你是个什么样的妈妈？

　　徐帆：别的妈妈什么样我就什么样，每天陪孩子，照顾他，正常得不能再正常……对孩子的引导和影响都是潜移默化，我在做，他在看。

　　记者：影片里，你的儿子长大要离开你独自生活，李元妮就很不能适应。生活中如果有一天你的孩子长大了要离开，你会反应强烈吗？

　　徐帆：电影里的那个儿子是残疾人，她怕孩子没法照顾自己，这也是每个做父母的人之常情。

　　记者：在中国，父母和孩子的关系中，是不是那种拥有感更强？

　　徐帆：你和父母的感情浓烈不好吗？我很欣赏这样，这是父母对孩子的一种挂念。外国人到了18岁就把孩子推出去了，但推出去之后，很多孩子就不回来了啊，中国的孩子就会回来，这种亲情方式是很人性的。

　　记者：你在演员里是出了名的喜欢在家待着，现在还是？

　　徐帆：没什么改变，这么多年我就喜欢在家里待着，家就是家，无可替代。不拍戏的时候我就在家里发愣，看时间平平常常地流走，我是最不怕浪费时间的。

　　记者：很多人耐不住寂寞啊，你还成？

　　徐帆：对，所以我强势啊！

　　记者：这和你是狮子座有关吗？

　　徐帆：我不懂什么星座，我懂这些没有意义，平平常常的生活最有意义。

　　记者：你的强势是为了给自己创造一个空间？

　　徐帆：对，我从来就这样。当我没有能力的时候，我就没那么多要求，我自己待着不碍别人的事。我做的是最能保护自己的事情，不影响别人，也不管别人要什么。

　　记者：在事业上你不是个有野心的人？

　　徐帆：不是，有口饭吃就成了。生活上也没任何要求，最大的要求就是孩子和家人都平安、健康。

　　记者：现在冯导常年拍戏，都成劳模了，你希望他能回归家庭吗？

　　徐帆：我和他在一起真的无所谓，他有工作的时候就工作，想回家的时候就回家。我不太欣赏大起大落的人生，字写得特别美好的东西其实没那么美好，我生活中的美好，字写不出来，但我心里有数就成了。

　　张静初：长大，是接受现实的过程

　　“女儿”倚在“妈妈”肩上，母女若即若离，欲迎还拒。恨其实永远都是爱的极端分化，下一秒，她们就将笑中带泪，温暖相拥。

　　生活中没有比亲人的离开更难接受的现实，但人长大的过程，就是慢慢接受生命的现实的过程，如果连生死都能面对，就没什么不能面对的了。

　　张静初久久凝视前方，深陷某种情绪不能自拔，良久，她转过头倔强地说，“我不能原谅妈妈”，语气执拗，眼神却忧伤，一如电影中沉默面对这个世界倔强而受伤的方登。

　　这是两个鲜活的生命，孪生姐弟，命运之手却安排他们站在天平的两端同时被选择，活着还是死亡，宣判权交给一个已近绝望的母亲。但天平注定划向一端，“救弟弟”，当母亲无助的吐出这三个字时，压在预制板另一端的姐姐无声地流泪，眼泪掠过布满尘埃的面庞划下深深的印迹，也在童心上烙下无法修复的伤痕。

　　对于张静初，诠释这个角色最大的困难就是理解和宽容。坚信亲情的她突然要面对这样的角色，去感受这样的经历，这让她崩溃，“演戏时，很担心拍最后母女相认的场景，因为我知道自己转不过来，无法原谅。”尽管如此，这个角色却承担着“完结”的使命。方登最终选择原谅了母亲，张静初也选择了接受现实。这种接受是妥协，更是宽容、勇敢和爱。

　　在片中，张静初和徐帆扮演一对母女，谈到俩人的对手戏，她说，“看见帆姐演绎的妈妈，我本能就会心疼、理解，也能原谅她。在拍母女相认那场戏时，当时帆姐情绪饱满、濒临爆发，就要开拍时，导演为了抢光把机器都调走了，我当时都傻了，但一个小时后导演回来，没想到帆姐还在那个状态，这让我特别感动，因为演这种戏演员都很脆弱，经常需要剧组导演配合情绪，但在她身上我看到一个演员的坚强。”生活中的张静初同样经历了生命的坎坷。2004年外婆的离去让她初次感受到生命的脆弱与重量，“外婆用自己的死亡，给我留下了最后一份礼物。帮我这匹被上了眼罩的拗马，除下了眼罩。让我学着珍惜身边的亲人朋友，让我开始认真地思考生命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她在怀念外婆的文章中这样写道。2008年父亲因患胃癌而悄然离去，这再一次给张静初的人生留下一抹阴霾，“最后一次亲吻爸爸冰冷的脸颊，泪眼模糊中，黑烟袅袅升起，细雨轻轻飘落，爸爸消失在无尽苍穹里……”

　　这样的经历让她成长，“他们的离去让我感觉，生活中没有比亲人的离开更难接受的现实，但人长大的过程，就是慢慢接受生命的现实的过程，如果连生死都能面对，就没什么不能面对的了。”

　　李晨：生命，不仅属于自己

　　应该好好规划自己的生活、因为生命不仅只属于你自己，还属于亲人以及爱你的人。爱自己，就等于爱他们。

　　生命不仅属于自己——这是戏中的方达，更是戏外的李晨。

　　成为被选择继续活下来的幸运儿，拖着残臂，方达努力地活着。他身兼承袭记忆和重建家庭的责任，灵魂中继承了母亲倔强却愧疚的因子，更有对生命的美好希冀，作为既幸运又不幸群体的缩影，他将泪水隐于微笑中，将惨痛化做坚强和坚韧。

　　从《士兵突击》《我的团长我的团》《生死线》，到今天的《唐山大地震》中绝对的男一号，战火硝烟中走来的李晨挥别了绿军装的威武雄壮，但他却坦言，方达的形象更贴近生活，贴近自己，无论是动作、眼神还是情节，都还原到生活最本真的状态，并且做到了极致。也正是这个角色，给李晨带来演艺事业中最大的挑战，为了还原本真，他不仅聘请教唐山话的老师，还通过残联找到一位和戏中方达同样失去手臂的残疾人，与他形影不离地生活了十天，观察他处理生活的细节，用心感触一个真正的残疾人的心理。

　　一只手写字、刷牙、拧毛巾、穿衣服、开瓶子，这些体现在戏中的细节都来自李晨的细心观察。“出乎我意料的是，他虽然身体残疾，内心却非常坚定，而且乐观，当我每每试图帮助他时，他会用仅有的一只手按住我的两只手，告诉我，我行”。“我行”，两个掷地有声的字让李晨感动，他也将这种坚韧和乐观融入到角色中。

　　李晨透露，拍戏中最大的尴尬是处理和张国强的父子关系，“从《士兵突击》到《我的团长我的团》我们一直是扮演兄弟，现实生活中他也是我特别好的朋友，就像大哥哥，还好我们没有对手戏，没让我当场叫他爸爸，否则我俩都得笑场笑死。”

　　11岁时父母离异，是生活中李晨最早遭遇的心灵“地震”，“那时候在奶奶家住一段时间，外婆家住一段时间，感觉自己很孤单，在心里责怪过他们一段时间。”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母亲对李晨仍然有一种愧疚感，“她愧疚自己因为婚姻的选择而没能给我一个完整的家庭，没能给我真正作为母亲的照顾。”

　　如果说童年的成长与记忆是无法选择或逃避的，那么除了坚硬，更需要面对，倾听，诉说，哭泣，直至穿越，等到有一天内心变得柔软了，包容了，才算是真正的坚强，并且得到重生的自己。如今，李晨能平静地对母亲说：“去过你想过的生活吧。”这像极了努力活着却不失柔情的方达。

　　张国强：活着，就要坚强

　　每个人在生活中都可能遇到大的打击和挫折，让你铭记一辈子，它们就像伤口，即使愈合也会留下疤痕。但最重要的是你还活着，既然活着就要坚强。

　　“国强，你这个憋气太牛了，电影成败就在你憋的这口气上。”冯导冲着躺在泥泞中的张国强笑着竖起了大拇指，这也是张国强的最后一个杀青镜头。在戏中，他饰演一个卡车司机，有一个贤惠的老婆、两个孩子和一个幸福的家庭，但突如其来的灾难让他们家破人亡，天各一方，短短23秒使一个大活人变成墙上32年的“遗像”。

　　尽管出场时间只有几分钟，但对于张国强来说演起来并不容易，“就那么几场戏，却要把一个好父亲的形象树立起来，而且呈现的人物需要生活化，你还不能拼命演。”从《士兵突击》到《我的团长我的团》，张国强塑造的军人和硬汉形象得到认可，《唐山大地震》中的家庭戏对他来说是挑战也是突破。

　　片中有一个温馨的镜头，两个孩子一左一右躺在爸爸怀里用圆珠笔在他手腕上画表，“表”这个元素也贯穿在整个电影中，张国强不好意思地笑笑说，“这个情节是我建议冯导加进去的，他当时没理我，却径直告诉工作人员记得加上这个情节。”1969年出生的张国强对电影中的场景感到熟悉而亲切，拱形大院、杂货店、电影宣传栏，甚至包冰棍的纸，这些细节唤起了他很多儿时的回忆。

　　而和徐帆的那场激情戏也让他记忆犹新，“冯导和帆姐是两口子，很多人担心我有心理负担，缩手缩脚。在拍之前帆姐就告诉我，国强，拍的时候不要有任何负担和想法，我们这是创作。冯导也对我说，国强，动作不要太僵，要放松，这只是地震前的一种展现。但是有趣的是，这个场景刚拍完，冯导突然说，哎呀，有什么吃的，我感觉烧心。”

　　对于张国强来说，人生经历的最大一场“地震”是姥姥的去世，“我跟我姥姥感情特别深，1992年7月21日她去世时我甚至没能陪在身边”，时隔18年，当他咬着嘴唇准确说出记忆中的日期时，眼神中掠过一丝忧伤，但旋即被坚定取代，“其实每个人都可能在生活中遇到大的打击和挫折，让你记一辈子。但最重要的是你还活着，既然活着就要坚强，继续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