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记录《海上传奇》 18人口述上海

　　有人质疑《海上传奇》是“世博出品”，贾樟柯(在线看影视作品)淡定回应：“它比以往的片子都更是贾樟柯出品。”

　　2010年5月，他的新片《海上传奇》在戛纳“一种注目”单元首映，7月上旬终于在全国公映。这部展现上海沧桑变迁的影像作品，用的是一种更为朴素和直接的记录方式：18个与上海有过紧密关系的人在镜头下讲自己的故事。贾樟柯在一年的时间里访问了上海、台湾、香港的80多位曾在上海生活或工作过的人士。他们的讲述从上世纪30年代直到2010年，有革命、战争、暗杀、家庭、爱情、离散，也有日常细节。“它更像一个巨大的影像工程。最后留在电影里的只有18位。”曾国藩后人张心漪、上官云珠之子韦然、孙中山秘书杨杏佛之子杨小佛、杜月笙之女杜美茹……在贾樟柯眼中，仅仅这些人的上海经验，就已经溢出了个人生存经历和城市历史的范围，展现的是整个中国近现代史的庞杂信息。

　　“我们的背景是过去被改写、被遮蔽的历史，现在特别需要首先证明这种被遮蔽的真实的存在，这个存在不是一个人，是一群人。让当事人直接说出来，很有价值。”贾樟柯承认他的拍摄受到背后这样的潜意识驱动。

　　山西人的上海情结

　　“早就想好好拍拍这座城市了。”贾樟柯承认，拍摄《海上传奇》，除了世博的契机，还在于自己一直对上海有情结。“最初都是很个人化的经验。小时候父亲出差上海，带回装东西的包，上面有白线钩的外白渡桥，那就是我作为一个山西人最早的上海记忆。”

　　“从传奇人物的密度上来说，没有哪个城市能跟上海相比。这个城市就是演出中国近现代史最重要的舞台，因为它交织了太多的历史信息。”贾樟柯强调，上海在那个时代精英荟萃，不去捕捉那些参与、影响，特别是见证过中国历史的人物，是不对的。“如果拍工人或普通居民，也可以完成一部纪录片，但与上海这座城市所具有的历史信息量不符。”

　　《海上传奇》的演员表只有一个人：赵涛(在线看影视作品)。她没有一句台词，也未交代身份，只是几次出现，在不同场景游走。回忆拍摄经历时，她自己都不知道要演什么，“导演只是说：你就走吧”。贾樟柯说：“在我看来，她是从过去回来的人，一个游魂。这座城市密度太高，空间浓缩的历史这么多，有时会让人很恍惚。片中人物年龄最大的张心漪生于1916年，最小的韩寒生于1982年，不管是老是小，都有机会讲自己的故事。但城市中更多的人，再也没有机会讲自己的传奇了。赵涛代表一种可能性，一个更大的人群。”

　　《海上传奇》大致由三部分组成，除了18位“上海人”真实的口述实录，以及演员赵涛的游走，再就是公共空间和采访场景的诗意呈现。贾樟柯说：“公共空间很重要，这是呈现一座城市生态现状的符号。同时，每一个采访人物的空间呈现，也要既能代表他自身目前的生活状态，又能映射他的过去。”

　　比如陈丹青，影片一开始，便坐在一个建筑工地的沙发上面对镜头讲述。“他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一直对上海的变迁、拆迁重建有很多发言，所以把他请到外滩园的改造工地，谈儿时的弄堂生活、消失的童年。这感觉就很对，他也很自在。”自小随家人出入高档场所的杨小佛，拍摄场景很自然地选在锦江饭店的酒吧，“这种旧的奢华的地方，是他熟悉的”。

　　在拍摄豫园和湖心亭这两个“熟得不能再熟”的上海地标时，贾樟柯用了类似叠影的方式，将其和1972年安东尼奥尼的《中国》拍摄的湖心亭剪辑在一起呈现在大银幕。这又让贾樟柯联想到采访另一部片子和另一个人：《海上花》和侯孝贤。“侯导自身不是上海人，是广东梅县人。但他拍了一部目前为止表现上海华洋杂居的租界生活最准确的影像，就是《海上花》。而《海上花》呈现的状态，正好和豫园的建筑是一体的，有一种视觉和文化的逻辑。”

　　对于片名，贾樟柯始终决定用“传奇”。“以前总喜欢拍摄日常、拍摄普通，排斥传奇、离奇等字眼。但当你面对上海，不拍它的传奇就等于丢掉了它最风华绝代的部分。”电影起初叫《上海传奇》，在最后剪片时改成《海上传奇》。“以前的名字太局限了。片子似乎讲的只是上海，其实不是，它包括了中国近现代生存经验的一种描述。‘海上传奇’具有更大的包容性，信息量也更大。”

　　电影的私人口述

　　贾樟柯希望借《海上传奇》展示一个群像。“其实即便一两个人物，比如单杜月笙，或上官云珠，已经可以拍一部电影。但我特别想用群像的方法，每人讲出他们生命中重要的故事，能让我们看到生命的多种可能性。”贾樟柯相信群像呈现的私人记忆更有魅力，“在历史里面，在战争、灾难之下，有人经历了暗杀，有人经历了富裕、贫穷，有人经历了生死离别，有人经历了爱情，起起伏伏沉沉落落。不同个体的生命经验一起出现在一部电影中，本身就挺震撼。”

　　“我内心始终有一种欲望，想还原真实的1949年，真实的离散。”让贾樟柯感到意外收获的是，不同的人物从不同的角度讲述了离散。采访台湾导演王童（国民党陆军中将王仲廉之子、曾任台湾金马奖主席），是因为跟魏德胜聊天时偶然听他提到，“王童一定不能错过！他的《红柿子》就是讲述1949年的离散，几乎是自传式的”。所以这部电影的影像资料也被放到《海上传奇》中。“作为国民党高官的后代，迁移的痛苦出人意料。”《小城之春》中周玉纹的饰演者韦玮用类似玩笑的口吻对着镜头讲到自己逃去香港的原因，不是因为战争，也不是逃难，而是为了躲避情债。“这段采访让我很意外。韦玮是话剧出身，又是《小城之春》的主演。本想让她回忆上世纪40年代上海话剧界和电影界情况，没想到老人家突然拐到很私密的记忆，讲起跟李纬（《小城之春》男主演）的感情纠葛，这段讲述让人一下看到那个时代的感情方式是怎样的，以至于最后我放弃讲述话剧那部分。”

　　就像赵涛饰演的游魂代表很多没有出来发声的人一样，《海上传奇》确实擦肩了很多重要人物。贾樟柯不无遗憾地说，他很重视私人性，但很多人的家族、朋友圈中，也都是中国历史中重要人物，所以怎么讲、如何措辞都有顾虑。甚至有些约好了坐下来准备拍时，突然说“我不拍了”。“包括我最想拍的四大家族，”贾樟柯说，“其实口述历史在欧美纪录片拍摄中是特别直接和常用的方法，尤其是关于战争题材，但在我们这里，可能还是顾虑太多了。”

　　贾樟柯觉得最难得的是访问到了95岁的张心漪女士，“她是曾国藩的后代，父亲是吴佩孚的手下的秘书长，外公曾是上海道台，有着非同一般的煊赫家世”。本来想呈现当时大家族的生活方法或者状态，没想到听到的却是和丈夫的爱情生活。“她讲述爱情，又并不刻意地呈现出当年上海的生活质感，真的很有张爱玲的文法。一次丈夫和她聊天，出租车在下面等了1个小时，我们才知道，啊，原来上世纪30年代就有出租车了。这些感性的经验知识非常珍贵。”

　　“很多重要人物问可不可以只录音不拍人——年纪大了，觉得形象不好了。这种情况特别多，非常有趣，真正是‘很上海’的特点。”采访香港歌星兼演员潘迪华时的细节也让贾樟柯难忘，她回忆1949年因战争逃离上海的情节时动情落泪，马上打手势给摄像：“请停一下。”最后，片中用了一个长镜头，一个风韵犹在的背影在补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