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舞蹈家沈培艺：永远站在十字路口(图)

　　一个半小时的采访中，先后6次，她强忍着，没有让泪水流出眼眶，又两次大笑，前仰后合，酣畅淋漓。

　　这是一次艰难的回忆。

　　少年时就形成的高傲与自卑，AB型血人特有的理性和苛刻，面对艺术容不得沙子的“对己马列主义”，让她每次面临选择当发现所有的路都不适合自己时，就干脆什么也不干，等在那里。好友、著名舞蹈编导张继钢评价：她永远站在十字路口上。

　　这就是我国著名舞蹈家沈培艺。

　　明天，她将在国家大剧院上演自己蛰居10年后推出的新作《梦里落花》。身兼编剧、导演、编舞、演员、音乐编辑等多个角色，她完完全全沉浸在李清照的世界中，释放生命的情感。

　　11岁，清高相伴自卑

　　大多数人都认为，沈培艺很难接近。她就像林黛玉，不怎么说话，说出来的，也常常没好话。

　　“年轻时很不会与人相处，我是个特别孤傲的人，集清高与自卑于一身。”

　　清高，是因为她才华出众，而自卑源自家庭出身不好。

　　沈培艺的童年是在武汉歌舞剧院、楚剧团、湖北话剧院三个单位合成的大院里度过的，她在红小兵宣传队里学会了跳舞，耳濡目染明白了戏剧表演。1978年，她报考北京战友文工团，考了全国第三名，却迟迟等不到录取通知。一位长辈(后来成了她的婆婆)就说，“你就看窗外的喜鹊吧，喜鹊来的时候通知书就来了。”一句安慰的话，让培艺真的天天在窗口等喜鹊。有一天，喜鹊真的来了，培艺收到了一封信。

　　“这封信我到现在都留着。”两颗大大的泪珠逼向眼眶，培艺使劲睁大眼睛忍住，停了几秒。“信是战友文工团的一位领导写的，几乎就是表达一种歉意，说孩子是好孩子，非常好的舞蹈苗子，但是非常抱歉，因为政策不允许，我们想了一切办法，但是没能……” 那年，培艺11岁。

　　收到那封信以后，培艺很长时间就不再讲话了。“我明白了，家庭出身不好导致我没有权利跳舞。” 培艺的个性，一下子从活泼开朗变得自卑。

　　“仅仅一个月后，邓爷爷就说不允许查三代了。”培艺赶紧报考了北京舞蹈学院。但是入学后，她的个性并没有变回来。

　　因为家里穷，没一件像样的衣服，培艺上学时的衣服都靠美国的亲戚接济。结果反而让她变成全校最潮的人物。在当时的环境下，这让她感到很委屈。家里穷，还直接威胁她的胃。

　　“家里真是太穷了。我的画家父亲靠卖行画(临摹大师作品)赚钱。我的生活费是全校最少的，一个月3块钱。”眼泪再一次闯将出来，培艺提高语速，似乎想略过这段回忆。“但是我太能吃了，不是一般的能吃。饺子8两，米饭8两，我的饭碗在学校有名，那就不是碗，是盆，大的蓝色的瓷盆。米饭和菜，满满的，都吃光。钱不够，我就和老师借，和同学搭伙吃，一直没告诉家里。”

　　这段时间里，生活中除了舞蹈还有一抹亮色，就是培艺一生的最爱——蛋糕。“3岁之前，我家住广州西关，我的生活里有蛋糕，有巧克力，有漂亮裙子，有连裤尼龙袜，这些同龄人享受不到的东西我都有。”但在她3岁时，“文革”红卫兵抄家，培艺瞬间告别了这种生活，从此不再知道什么是零食。可以想象，8年后，当独立掌握自己的生活费，在学校对面买到一小块蛋糕时，培艺的复杂心情。“大口吃，大快朵颐。”培艺的声音在哭，“我觉得这些经历都是财富。”

　　22岁，拒绝轻视和干扰

　　舞蹈学院8年，沈培艺深得舞蹈界泰斗戴爱莲的亲传，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舞蹈演员。毕业两年后，在培艺22岁那年，她成为当时我国最年轻的国家一级演员。从此，她对艺术的追求也更苛刻，对艺术理想的守护也更奋不顾身。

　　成为国家一级演员后不久，培艺所在的北京舞蹈学院青年舞蹈团为了生存不得不为歌星伴舞，培艺只尝试了一次就不干了。她说，当眼前的道路不属于她时，还不如停下来。“艺术的路在哪里，舞蹈的路在哪里，当时大家都很迷茫。”但显然，受到轻视的舞蹈，不是培艺想要的舞蹈。

　　1989年，培艺加入总政文工团。但头两年，她并不受重用。身为国家一级演员，“看着三流的甚至四流的演员跳领舞，我跳群舞。真是百无聊赖。再加上很多方面都不开心，到最后我就没话说了。”整整两年，她几乎不讲话。

　　培艺很需要找到自己的存在感，于是就到官园市场买了一只猫发泄爱心。“专门选了一个浑身长癞的猫，在宿舍里，我不仅把它养得胖胖的，还把它浑身的癞都治好了。很有成就感。”失望的培艺开始悄悄联系广州现代舞蹈团，并开始学习打字，准备转行当文秘。就在团里已经同意她转业的时候，机会来了。

　　1991年，波兰军区代表团来华访问。团里准备了一台晚会，要跳《荷花舞》，恰好当时的主演不在，团里就让培艺来跳主角白荷花。当两年才等到一次的主演机会真的降临时，培艺已经一点感觉都没有了，反倒是同事一句“让某某某给你排练啊”激怒了她。团里没人比培艺跳得好，而且水平相差不是一点半点。“我到现在还记得，我都下楼梯下了一半了，忽然回过头来说‘谁敢给我排’！”

　　她的傲慢是有原因的。

　　早在舞蹈学院3年级的时候，荷花舞就是实习课，而且培艺跳的白荷花在全校公认跳得好。走出校门再跳荷花舞，培艺还是习惯性地将荷花盘子系得很低，让它贴着地面走。就有好心人提醒“呦，小沈，你这样要踩盘子的。”结果培艺只跳了一遍，全场就哑了。演出那天，团里所有演员都挤在侧幕条后边看她的舞蹈。当晚，团领导开会，“这样的人才怎么能放走呢。”

　　1993年，沈培艺举办了自己的独舞晚会。师弟张继钢为她编排的一系列舞蹈，助她一举成名。紧跟其后的，就是各地都邀请她去走穴，参加各种晚会或创作主题作品。这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算是成名后要走的必然道路，没什么不妥，但培艺深深感到，“这距离我的艺术理想太远了。既然艺术这么不纯粹的话，那我就不做了。”

　　30岁，再也不跳了

　　1996年，培艺30岁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在中国文联主办的舞蹈晚会上，她表演了自己编创的舞蹈《女》，对传统意义上的女子舞剑进行了彻底颠覆：剑不再是武器，而是权柄、是力量，是一种生命符号。于是剑与舞者之间变成两个生命体的交锋，彼此追逐、纠缠、冲突，完全跳出以往女性内敛的独语式表演。

　　“那个作品如果放在今天不会有争议，但当时很多人难以接受。”以至于谢幕时，原本对她很热情的几位领导态度大变。“和我握手时，光速一样的，‘啪’的一下就过去。”培艺惊呆了。那次晚会一共演出6场。培艺的脚掌跳完第一场就已经磨破了，从脚掌能看到里面的骨头，“十指连心”，疼得她后背阵阵冷汗。但为了作品的完美，她每次开场前还要不停地在练功房里修改。上场时，她就把一块很厚的海绵中间挖个洞，垫在脚掌下面用纱布缠，让脚掌不会落地。

　　当这些努力换来的是如此反应时，“我就想，对于这样一个对艺术这么执着认真的年轻人，怎么能够如此对待？作品哪里不好可以探讨，但不能因为作品而对这个人有这样的态度。舞蹈界怎么了？怎么这么浅薄？真的很过分！”

　　那次之后，沈培艺决定再也不跳舞了。“真的就不跳了，谁说也没用。” 一直到2006年。

　　如此挚爱舞蹈，却一气之下放走了10年舞台光阴。培艺后悔过吗？

　　“这10年，至少青春是捡不回来的。但我有10年很好的沉淀，我非常认真地对待我身边的每一个人。非常充实。”泪珠再次填满眼眶。培艺说，她充实到每天的时间不够用。每天早晨7时半甚至更早，她就开始了一天的计划，从早到晚都排满了。几点到几点干什么，中间休息多长时间，她都安排得规规矩矩。“基本就是读书、练字、写文章。时间就是不够用。”而且，每天还要有专门的时间陪伴家里人说说话，散散步。她高兴生活在爱她的人和她爱的人中间。

　　2000年，培艺的女儿降生了。就像池莉在小说《太阳出世》里写的，娃娃的到来，让妈妈产生了巨大变化。培艺在生活上不似以往那般苛刻了，与人相处时也更和善。但是，她对艺术的要求没变。

　　40岁，重返舞台

　　2006年的一天，培艺接到日本朋友颜安的邀请，请她创作一个舞蹈，参加《中、日、韩的女人》晚会。培艺自然找出千般理由推脱，结果推不掉。主办方要求她表演一段30分钟的独舞，这是她从来没有尝试过的。一边还在拒绝，一边创作的冲动又在她心里涌动。于是，便有了《梦里落花》的前身——《易安心事》。

　　后来，培艺曾撰文回忆她重返舞台前的心情。“还有30分钟，舞台重新属于我。还有30分钟，我再次成为舞者。还有30分钟，她(李清照)，要在我的肢体感召下复活！还有30分钟，舞台将成为我的世界；哪怕它是旷野，我甘愿放逐！……还有10分钟！还有5分钟！我已被极其专业的东京舞台工作人员引领至我将要出场的出口。好了，万事俱备。好了，我的爱，你看——我来了。”

　　一个顶级舞者的故事，说到这里，可以告一段落了。

　　接下来的事情就很简单了，在日本的演出大获成功。2007年，还在筹备中的国家大剧院就向她发出邀请。不愿意重复自己的沈培艺“一定要拿一个全新的作品给国内观众看。”再后来，《复兴之路》的演出中，观众已能看到她的身影。

　　不久前，张继钢为她的画册题词，便是那句“永远站在十字路口上”。培艺认为，说得很准确。

　　“我之所以总在十字路口，因为我心里非常清楚我应该走什么路，十字路口的徘徊至少说明，眼前的四个方向，哪条路都不是我要的，我在等待或者寻找属于我的路。或许属于我的路很窄，很不起眼，很容易被人忽略，但这条路认识我，我也认识它，我知道，当我踏上它，那狭窄的甬道就会退到后方，我的面前便是鲜花满径。” 本报记者 李洋

　　本报记者 戴冰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