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综艺报》
作者：宁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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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涵 |
说完最后一句口播，汪涵走出摄影机的视线，被簇拥着，一路大声哼着歌，扬着头，踱着步子回到休息室。脱鞋，盘腿坐在沙发上大嚼槟榔。见到记者，爽快地笑着打招呼：“可得多穿点，长沙这两天挺冷的吧？” 很少有主持人能将舞台上热烈的情绪一直带到休息室，汪涵是一个。
搭档欧弟这样评价他： “涵哥是个非常热爱节目的人，他常告诉我们，热情无论是在舞台上还是舞台下，永远不能熄灭。私底下他也是完 全为节目着想，甚至包括我们主持的其他节目， 他都想知道最近怎么样，并给我们提非常棒的意 见……如果可以开一间‘主持人大学’，我想他 一定是校长或者教授。”
汪涵的另一面也很突出，在他的新书《有味》的 发布会现场，梁文道这样评价他：“看了他的书，我有点不认识他了。这是我在电视上看到的汪涵么？不那么搞笑，不那么热烈，反而沉静起来了。”
汪涵内心更向往“谦狂”，在《有味》中他说：“一个人最难得的是‘谦狂’——因懂得而谦虚，因明白而狂妄。”
出道
我不是爱一行干一行，是干一行爱一行
少年汪涵是一个“问题少年”，不过不是为别人带去问题，而是给自己带来麻烦——小学时 练点穴功，把自己点到吐血，不得不休学；跟别 人打赌，从2楼跳下导致脚骨摔断，收获是让其他 人跪下来称他一声“大王”……
19岁进入湖南台，汪涵从杂务、灯光、音 控、搬道具的场工做起。从“抬桌子”到“台柱 子”，汪涵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我上学的时候是在厂矿学校，因此我的普 通话还不错。我常在校运会上作广播站站长——‘同学们，比赛已经开始了，随着百米的枪声， 同学们像离弦之箭一样冲出了跑道……’”提及 那段时光，汪涵一脸得意，“老师说我可以学这 个（播音主持），我就考了湖南广播电视学校。 那时叫‘播音’，因为上世纪90年代还没有主持 人这个概念呢……”毕业后，汪涵离“播音”还很远。
14年前，汪涵在综艺节目《幸运三七二十一》 中做剧务，偶尔会在节目中客串一些角色。一次， 他穿着古装戏服，扮演《倩女幽魂》中的宁采臣， 并唱了该电影的主题曲。“因为这件事让大家注意 到了我，可能很多人觉得——哎呦，这个小孩，长成这样还敢唱张国荣(在线看影视作品)的歌。”
剧务汪涵走在街上，第一次领受到被他人指指点点的感觉。而他真正开始“红了”，是由于1998年的《真情》（与仇晓、吕念祖合作）——这也是 汪涵主持的第一档节目。当时的汪涵每天对着镜子 舔嘴唇，练习说话的表情，整理衣服，烫着最流行 的卷卷头……《真情》火了，没有哪个湖南人不认 识这位卷发、大眼睛的汪涵……汪涵笑着说当时也 有点觉得自己“了不得了”，不过，这种喜悦很快 就变成了另一种情绪。
“第一次出门被指指点点的时候，意识到的并非是自己‘红了’，或者是个‘名人’了，而是感到电视人这份职业有多么不同。”现在的 汪涵常告诉身边的搭档们，主持人只是电视诸多 环节的一部分，而这份工作对私人生活的掠夺也 极其迅速。如果说，最开始会因为受到关注而欣 喜，随着时间的推移，当背后的议论与真真假假 的传言越来越多时，最初那份“浅浅的喜悦”已经变为“深深的忧虑”。“为什么我们尊敬的导 演和制片人，他们上街那么自由，而我们却不 是？我那时候考虑要不要再继续这个工作。2007 年，我的身体不是很好，我母亲坐公共汽车，一 名卖小报的跳上来就喊：‘快看啊快看啊，汪涵 肝硬化！’当时老人家难过得都快流眼泪了，后来她把这个故事讲给我，我才发觉，这份工作不 但自己要承担很多东西，家人也要被这些无端的 东西困扰。那时候就特别疑惑、不快乐……”
“我不是爱一行干一行，是干一行爱一行。 我做剧务的时候也很快乐。那时欧阳台长（欧阳常林）是我们经视的台长，他每次来我们节目现 场看，我都在带领观众鼓掌，他常说：‘汪涵的 手总是拍得最响、最红的’……虽然现在我们在舞台上，一站就是几个小时，但要想想看，有多 少人希望能跟我们站得一样久，能够取得我们一 样的成就，我们可能付出了精力的80%，却获得 了500% 的回报……有多少人，扛着麻袋在码头 上，在工地上拉着车，晒着太阳，留着汗，收 入却那么低……我们够快乐的了，应该学会‘享 受’这样的工作和生活。”汪涵的话音刚落，休 息室里掌声响起。这掌声是赞同，调侃，还是解 构，《天天向上》的一位导演打趣说，这是节目 组所有人的“天天向上精神”。“带掌”是《天 天向上》每位工作人员必须做也乐于做的课题， 被奉为“优良传统”。掌声响起，汪涵会像一位 领袖一样，故作严肃地跟所有人招手示意……
没想这个节目缺了我行不行
“我们就是一群邻家的小孩。家里来了新朋友，家长（观众）在做饭，我们跟新朋友尽其 所能地、疯狂地闹着玩，家长偶尔回头看着我们 说：啊哈哈，很可爱——无非就是这样。”
《天天向上》从不彩排 ，节目的台本也只是把每个必须“打”的点（为求节目效果所设置的包袱以及必须提及的介绍说明）体现出来，其 余完全依靠主持人现场发挥——往往有时候，台 上的主持人被搭档的逗笑到瘫倒，据说有次主持 人之一的欧弟笑得跑到台下，直到调整好状态再 爬上来……这种情形在其他节目的录制中极为少 见。在《天天向上》的舞台上，“尴尬”也会被 直接说出来，“如果遇到尴尬情况，我们就会 说：‘唉，这一刻很尴尬啊。’这个节目最可贵 的就是我们很真实，什么都直接表现出来，因为 观众也看得出我们的状况，还不如自己说出来， 然后让大家一起笑好了。”
“我们特别想在舞台上呈现电视的真实状态，我们不想去粉饰什么的，是怎么样就怎么样。观众越来越聪明，你在‘做’的时候他们都 看得出来，除非做得特别高妙精美。有些节目是 需要‘做’，比如我以前做的《以一敌百》。但 像脱口秀这样的节目，特别像《天天向上》，主 持人很多，每个人有不同的情绪，要让大家在统 一的一个点上‘做’真的很难。”
脱口秀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持人的 个性，也正因此，主持人是一档脱口秀的重要标 志。“我并不觉得哪个节目缺了我就不行了。” 对于“标志”一说，汪涵摇摇头。他认为太依赖 主持人对于一个节目来说并不是什么好事情， “国外很多脱口秀节目一做就20年，个人风格很 明显。在国内呢，可能目前惟一的要求就是我们 这个主持团队必须相亲相爱很长时间，当然这是 一个好的预想。但我个人没想过缺了我之后《天 天向上》就怎么样，观众对我们很好，我们不能 每一家去敲门表示感谢，感谢他们对我们的照 顾、宽容、关心和纵容，我们惟一能做的就是在 舞台上给他们带去笑声，所以我没去想这个节目 缺了我行不行，而是我缺了这个舞台不行。我没 有机会去感恩，去鞠躬，我只有在这个舞台上做 两个小时的节目让他们笑一会，就算对他们的感 谢了吧。”
汪涵认为 ，主持人不过是可以站在台上表达自己的观众。“主持人不是明星，是看明星脸 色的人。他们不爽就要掉脸，我们不行，每次都 要注意到现场有没有人打哈欠，制片人是不是皱 着眉头，搭档有没有长时间说话，要调动大家的 积极性，要瞬间，及时地反应——这很累，脱口 秀节目就是这样。在台上要把自己当成观众，尽 量和他们一起笑，一起烦，他们才会觉得你不假 不做作，很亲切，也更容易接受你。”汪涵笑着 说，他经常要在明明不好笑的时候逗大家笑，大 家不笑的时候自己也要笑；明明大家情绪还不到 流眼泪的时候，就一定要讲些悲情的话……“我 们就是一群邻家的小孩。家里来了新朋友，家长（观众）在做饭，我们跟新朋友尽其所能地、疯狂地闹着玩，家长偶尔回头看着我们说：啊哈哈，很可爱——无非就是这样。”
《天天向上》
“我们可以得这个奖那个奖 ，但当我们放下话筒，谁能获得让一只小鸟停在你肩膀上的荣光？”
《天天向上》给了汪涵什么？汪涵沉思片刻，开口：“只有成熟的麦子才会低下他的头。能在节目中勇敢地承认自己的不足，勇敢面对这么多比我年轻的主持人对我的 调笑；还有朋友、奖项、掌声与认可；以兄弟相 称的主持团队——我觉得这是特别难得的收获。 我们就像一家人一样：比如钱枫喜欢鸡汤，吃饭 的时候就抱着罐子不撒手，我们就算把他臭骂一 顿他也不会放下来；还有上次小五要去韩国集 训，在节目上告别，会跪在地上行大礼来谢谢哥 哥们，并在回来的时候给我们每人一个拥抱，这 就是收获；田源有个孩子，取名叫天天，就好像 是我们大家的宝宝一样，这就是收获；过年的时候，我给大家派发红包，抱在一起互相祝福，这 也是收获……”
“我每期节目都有收获，回了家也会回想——哦，六滴玫瑰花精油，加两滴檀香，会变成这样的……甚至有时候觉得我们大家一起 游戏时，可以满地打滚儿，像一群小狗一样热闹单纯，面对这样一个氛围 ，回到家都很难马上睡着……”
《天天向上》是周播，每次选题都要提前两个星期做准备，有时候节目录到凌晨两点才能结束，对于汪涵来说，这份工作很辛苦。汪涵说，人所有的压力和烦恼都来自于欲望，“如果觉得这个节目就是自己的，收视率完全捆绑在自己身上，这个节目要红20年……就一定会有压力。但我没有，我从来没把《天天向上》想成是我的，我也没有让它红到永远的想法。我昨天上午还去了靖港，吃了糖油粑粑，公子哥的闲适心情一定要长在骨子里，要不多累啊，节目也乐不起来。我以前不理解崔永元，怎么会抑郁呢，可能（他）太把这个（节目）当回事了。”
工作忙碌，汪涵平时很少有时间出去玩。有时间也基本是在家里“胡思乱想”。回到家的汪涵往往沉浸在自己的思考世界里，会把正在读的书翻来覆去地咀嚼。汪涵有一位九十几岁的老师，他向老师讨教问道，常常思考自己每天“猛烈地”工作生活，到底是为了什么。思考得越久，内心就越强烈渴望宁静。
老师会给汪涵布置作业，一般是背诵《四书》，或者指定看佛经中的某一部（如《维摩诘经》等），他通常完不成，“但一定会尽可能多读书”，他认为多读书可以让自己的人生变得清寂，从而容易把很多事情看得淡然。
“前阵子我看梭罗写的《瓦尔登湖》，他在瓦尔登湖隐居了三个多月，在田里劳作的时候，倚着锄头休息，一只小鸟停在肩膀上。他说：‘我知道我的的肩上可以佩戴任何勋章，但远不如这一刻荣光。’那么我们呢？我们可以得这个奖那个奖，但当我们放下话筒，谁能获得让一只小鸟停在你肩膀上的荣光？除非你把自己打扮成一棵树。所以要放下对灯光、音乐、舞台的执着和妄想，这样就可以有别样的状态出现。”
汪涵的多种“味道”
汪涵在2007年生病期间，去了靖港，之后，基于那段生活，写出了《有味》。在汪涵的《有味》中，他叼着烟斗，穿着拖鞋，散步在暮光小城里，从窗外看木匠老人的睡相，到老字号学做香干……很安静的步调，舒展的慢生活。
白岩松在《有味》的发布会上说：“汪涵为什么会写《有味》，我想必然是他惯常生活环境中的事物令他觉得无味了吧……”在《有味》中汪涵这样写道：“靖港给我的美感在于它生活的节奏，它固执地在紧邻都市的地方保持了自己的时间感：那里的水鸟，总在黄昏的时候沿着固定的线路归巢。那里的木匠午睡醒来总在同一个时间，然后摆开自己的工具，打开他的窗户……”这种缓慢而讲求格调的生活，是汪涵所追求的。但现实和梦想的距离，有时遥远到冷酷——书中有一张汪涵的照片，场景是古朴的，老物件是有古味的，但汪涵的眼神与周遭的时空并不协调。这张照片，透露了“电视汪涵”和“自我汪涵”角色切换中的矛盾和挣扎。
回到世俗社会，汪涵说做人要有“做派”，“ 一个人最难得的是‘谦狂’。因懂得而谦虚，因明白而狂妄。一是要活得有尊严，一是要活得有诗意，我一直想让生活变得更有意义一些。一个人最好的状态就是，在面对不同的人群时，表现出得体的谦虚和狂妄。”汪涵讲了一个小故事：“一次一些领导请吃饭。领导像朋友一样好，但他们那些女秘书很烦人，总来跟我敬酒，我不喝她们却反复劝，不依不饶。于是我就‘狂’了，啪地一拍桌子，说：放肆！不过领导也没有生气。这个情况下我就要张狂一下，维护自己的尊严……一个人真正明白了谦虚才有狂的资本，一个人连狂妄都不敢，拿什么来谦虚？”
如今汪涵的身份有：主持人、制片人、快乐淘宝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副总裁、湖南电视中心副主席、湖南省博物馆形象大使、长沙献血中心宣传大使……汪涵自己最喜欢的角色，既不是“副主席”，也不是“主持人”，更不是“副总裁”——“隐士，不错。”
“我们每个人，每天，每时每刻，面对每个人时都戴着面具。可能在欧弟他们面前我是这个‘兄弟’之类的面具，台长来了我可能是另外一个面具。其实我特别希望我就是汪涵，没有前缀和后缀，甚至连汪涵这两个字都不重要。任何角色对于我们来说都很矫情，是一个纯净、完整的人最好了。动物不需要面具，植物也不需要。但这个社会里，我们做不到，只能戴着面具，才能以人的状态来生活。如果你不戴，人家会觉得奇怪。”说到此，汪涵的思维又跳跃了：“占一个舞台也不必太久，就好像我的父母亲在一个职位上工作30年、40年退休，一个职业一辈子，很没劲。人生那么短，何不多去体验？”
谈及不做主持人会做什么，汪涵想也没想就回答：“歇着，玩，喝茶看书，每天瞎晃……我想当魏晋南北朝的隐士，像竹林七贤，嵇康，陶渊明——和大自然融合，和时代脱节，但不和季节脱节。我一年要做3-4档节目，一年要释放别人两三年的精力和能量。而且，‘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作为主持人，语言中透露出的思想必须是清亮的，你清亮别人才愿意靠近你，因此我也要不断补充，每天都得看书，寻求内心的宁静。”
话虽如此，但现时的汪涵内心期望和实际情况差异明显。正如《天天向上》制片人张一蓓所言：“汪涵心中想象的自己总是和实际有点差距，他想过平静的生活，但一旦事情来了，就变成一副信心满满的样子，忙起来就把隐士的事情给搁浅了……”
目前汪涵又准备做一个新节目了，和“快乐淘宝”相关（去年底，湖南卫视与淘宝网联手组建“湖南快乐淘宝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经过商谈，汪涵正式出任“快乐淘宝”副总裁兼艺术总监），他原本想和何炅一起主持，因为二人都属虎，节目名字拟为《老虎来了，淘吧》……“我是‘快乐淘宝’的副总裁。有的时候是人推事走，但我是事推人走。不过我可以利用我目前的状况帮助很多人，也许有一天你要去帮助人家可能都没有机会……我现在就在农村捐了一个图书室，每周去给小朋友上一天课。这个月（3月）24日我就会去。我捐的那些书都特别实用，农村朋友们都可喜欢了，像什么养鸡、养鸭、养猪大全啦，还有《十万个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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