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员郑榕、梁冠华讲述 我与《茶馆》的故事

　　■讲述者:郑榕(86岁)

　　我曾对常四爷有偏见

　　1958年在焦菊隐执导的《茶馆》中，我饰演常四爷。那时才30多岁，什么都不懂。起初对这个角色有偏见，这就是个剧本中必须有的说正面话的硬汉子嘛，一点也不生动，不如庞太监、刘麻子、松二爷这些角色讨好。上了舞台，我就按照概念化的方式表演，在舞台上塑造了一个很“硬”的硬汉子。

　　1982年拍摄电影《茶馆》时，我第一次看话剧的录像，看到录像里那个“张牙舞爪、高声粗气”的常四爷，自己都有些接受不了。想起老舍先生说过“这个戏一定要演出茶馆的文化，中国人是最有智慧的”。我也悟到，《茶馆》看的是民族魂，而不是看热闹，常四爷也是有灵魂的人。

　　从那以后，常四爷这个角色才真正在舞台上“活”了。常四爷在第一幕面对二德子时，不再是一副上来就想打架的架势，而是拼命躲闪，不得已才还手。人物行为与其身份相符，人物变得更为丰富、真实。第三幕中，常四爷已经七十多岁了，他垂垂老矣，对自己的郁闷不平都隐忍不发。我体会到老年常四爷对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的不满和谨慎的心情。

　　从1958年演第一场到1992年的告别演出，《茶馆》几乎就是我演剧生涯的主角。看《茶馆》能看出我在思想认识和表演技巧的成长。2005年复排焦版《茶馆》，我又作为《茶馆》艺术顾问小组成员将自己经历过旧社会、和焦菊隐导演合作以及一辈子演戏的经验，都传递给了年轻演员。

　　■讲述者:梁冠华(46岁)

　　从B角黄胖子到王利发

　　我第一次看《茶馆》时还是个中学生，而且是在电视里看到的。我发现这是一部很“奇怪”的戏，虽然剧中讲述的时代很远，但那些角色却离自己很近，没有了很多话剧中高大全、满面红光的概念化人物。因为这部戏我开始关注话剧，关注人艺。

　　1981年的夏天，高考即将开始，当时17岁的我根本不知道考大学对自己到底意味着什么，自己到底应该如何面对这次考试……此时恰逢北京人艺演员培训班招生，我妈说：“你不是喜欢看人艺的《茶馆》吗？要不你去试试，考得上就上，考不上就死了心好好复习高考吧？”当时有1700人参加考试，我幸运地成为人艺表演培训班“81班”17个人中的一员。

　　1990年，我第一次登上《茶馆》的舞台，是在剧中出演一个小角色—黄胖子的B角，这个角色的A角是田春魁。当时老人家的身体已经不太好了，让我有了和于是之、黄宗洛、林连昆等老一辈艺术家演对手戏的机会。第一次登台时，我又紧张又着急。濮存昕曾说过的一段话，恰巧就是我那种心情的最好写照—“我坐在茶桌旁，仰头看前辈大师们在我周围表演，感觉自己好像进入了一片原始森林，到处是参天大树。”那次表演不是创作，只是在模仿。

　　1999年林兆华导演要重排《茶馆》，我在心里暗暗想：这个戏里除了王利发和女角，其他角色我都能演。然而导演恰恰选择我来演王利发。林兆华认为，于是之饰演的王利发太愁苦了，一个在风雨飘摇的时代里存活了五六十年的茶馆，掌柜的要一直这么愁苦，茶馆是很难支撑下去的。他需要一个外表有亲和力、内在有幽默感的人来演王掌柜，他说我具备这些素质。

　　30多岁就能接演这样一个被认为是中国话剧巅峰的角色，那不是说自己已经达到了话剧事业的巅峰？我心头首先涌上来的是巨大的幸福感，但很快惶恐就压过了幸福。怎么去超越于是之老师所创立的那座山峰？怎么实现创新？怎么让观众承认我演的这个也是王利发？于是之的王利发之于我曾经就像经典教材一样不可更改。但经过一番排练，我发现于是之的确是一座高峰，但这座高峰还可以往另一座高峰的更高、更广处走。最终我选择了首先吸收老版的营养，但又在细节处理上加了一些“小动作”和“水词”，发挥出自己的特色。

　　从1958年首演到1992年老版的告别演出，30多年间《茶馆》一共演了374场。而从1999年到现在，我演了226场王利发。对于这个数字，我反倒有一种担心和犹豫。精品的演出频率到底能不能这么密？上学时老师总教我们要保持对角色的新鲜感，现在这么演还能保持吗？会不会有人把它当做“行活”来演，把精品演成庸品？当然，我从来没有把它当成“行活”来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