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湖南卫视主持人张丹丹 电视节目需要接地气

　　张丹丹是个直率又有点豪气的人，说话不喜欢拐弯抹角，兴之所致常常手舞足蹈。2008年《晚间》播出时间频繁变动，时早时晚、时长时短，而后《晚间》停播，《鲁豫有约》离开，让很多人将矛头直指鲁豫与张丹丹的“对手”或“朋友”关系。对此，张丹丹也直言不讳：“节目不能总待在温室中。《鲁豫有约》离开时我不说话，不代表我没意见。但对于鲁豫，我很欣赏。”

　　近些日子，张丹丹在博客上发了一张自己在“湖南卫视2010年年历”上的照片。用她自己的话说，照片中的她“潮得很有勇气”。她认为任何一种“变”都需要勇气，拍一张潮人的新年照需要勇气，面对2010年湖南卫视的改革更需要勇气——“第三轮改革”“制播分离”等，有很多变化就像她的这张照片，有点陌生，有点颠覆。然而，无论如何变化，张丹丹的态度都是“树长得好不好，要看根扎得深不深，节目做得好不好，得看距离观众近不近”。电视想要发展，“接地气”才是王道。

　　“离地太远”不安全

　　“我家阿姨说‘住在3楼离地远了，要下去踩踩地气。’这句话有如棒喝，让我突然感悟人一定要把根扎在土里，才能知道生活是什么味，别把自己太当回事——做节目也一样。”

　　《综艺》：1998年开始出现在电视镜头前，那时的你和现在有什么不同？

　　张丹丹：那时候漂亮的人才能做主持，我属于“个别”的（笑）。1998年南方发洪水，我刚毕业到湖南广电不久，正是“热血青年”的劲头，觉得第一线的工作要是不去会后悔一辈子的，于是就主动请缨去做了出镜记者。但当时那儿挺艰苦的，大堤上没厕所，每天不能喝水也不能吃菜。我记得当时团结湖大堤的风浪很大，走在上面就感觉大堤在不停地晃动。有一条新闻刚刚播完正要收话筒，在我和摄像师马上就要会合的一刹那，我们之间的地方就被洪水冲塌了，那一刻真有种毛骨悚然的感觉。后来我回到台里，领导们都跟我握手，弄得我很惶恐。

　　《综艺》：不过观众熟知你，应该是从《晚间》开始。

　　张丹丹： 没错， 我接手《晚间》是1998年11月。从抗洪一线回到台里时，在楼道里碰到新改版的《晚间》制片人，他认为我非常适合主持这个节目，因为我在镜头前“挺有正气”。晚间新闻是每个台都必备的节目，节目组希望我不要太死文 / 宁 珈电视节目需要 接地气板，要主持得有别于他人，要更有“生气”一些。所以就有了后来别人评价的“另类”。我做了10年《晚间》，这段经历让我心存感激，《晚间》帮我打下很好的根基，让我用平易的态度去体会新闻中那些老百姓的酸甜苦辣。

　　说到这儿我觉得，目前中国主持人有个问题，就是“离天太近”“离地太远”了——这是件不安全的事。我家阿姨，每天三四点都会出门，光着脚在院子里散步。她说“住在3楼离地远了，要下去踩踩地气。”这句话有如棒喝，让我突然感悟人一定要把根扎在土里，才能知道生活是什么味，别把自己太当回事——做节目也一样。近期我在网上看《艺术人生》朱军和周润发(在线看影视作品)的那期，比较有争议的下跪的那一段我觉得很不错，一下子把一个高高在上的主持人跟观众的距离拉近了一步。

　　《综艺》：后来你开始做《背后的故事》（下称《背后》）的主持人，也保持着这种“接地气”的风格和态度？

　　张丹丹：是的。现在是娱乐时代，大家生活得都很紧张，都希望能在轻松的氛围中获取需要的东西。谁也不希望在单位累了一天，回来还要在电视机里看到一个苦大仇深的女人在义正言辞地讲话。就好像农民说的，树长得好不好主要看根扎得深不深。对此我有同感，节目做得好不好，主要看距离观众近不近。

　　魏文彬先生曾经找我聊过一次，他说“我希望你作为一个年轻的主持人，能达到一个大气的状态，这点我相信你能做到，但是你有点太沉重了。”我的朋友们也说我像个铁块放在那似的，再轻盈、温婉一点就完美了——大气是要把“大”和“小”完美地统一到自己身上，不要总一副沉重面孔，时代发生了变化，社会生活发生了变化，我也得随着变化。

　　“背后”的故事

　　“记得有一次我去洗手间，听到隔壁格子两个女孩聊天，她们说‘张丹丹这人的生活过得太没意思，不去酒吧、不出去玩，一天跟个道德圣人似的’。”

　　《综艺》： 说到变化， 《背后》你做了7年，这期间它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张丹丹：我们有一个口号，制片人阿义老师常说“人生是一个总量，看谁活得长。”这其中有两个意思：第一，时间；第二，质感——你的生活是不是足够丰富，是不是只有一种色彩，是不是只跟一类人打交道？

　　一般意义上的高端产品，都要有人文关怀——看清眼前的，也要关注背后的。因为人的成长不是简单的事，这就需要我们判断，去截取人生的几个片段、几个拐点——也就是“他”之所以“成为他”的原因。那时候我们认为，高端呢，就是各个行业的精英，有生活阅历，有层次的、在社会顶尖的人。但随着社会环境发生变化，电视节目一定不能跟社会脱节，也要与时俱进。我们可以一条道跑到黑，但期间要变换姿势。“以变应万变，以不变应万变。”现在我们的观众群逐渐年轻，他们更希望看到自己同龄人的故事。

　　《综艺》：所以《背后》做了一些调整？

　　张丹丹：没错。《背后》的调整开始于三年前，与湖南台的整个调整是步调一致的。

　　现在台湾偶像剧、韩国电视剧非常红火，所以我们要去关注这些，因为偶像明星会影响很大一群人。有人说“《背后》媚俗了，还说自己是高端呢。”我们当然依旧高端。一个节目不是只有一种姿态、一种气味、一种色彩，在变化的同时，依然保持自己的气息——这才是高端。做节目要做得“立体”，不能光看明星“光环”的那一面，也不能只展现他很苦的那一面。很多嘉宾来我们这儿，都会说一句“我终于说了我想说的话”，我们不求上我们这儿的人就不去上别人的节目，但我们相信嘉宾来到《背后》会感受到真诚和人性的一面。

　　之前《背后》只访问一些“老大腕儿”，像金庸、黄永玉、赵本山。“小孩子”觉得这个节目质感很好，但来了实在不敢说话，而且再碰上我这么一个严肃的姐姐，更不知道说什么了。所以大家都要求我轻松一点。不过我是喜欢看《亮剑》《雍正王朝》这种电视剧的人，做谈话节目也大部分是跟40岁左右的男人谈话，所以起初我不知道怎么跟20岁的人打交道，找不到交流的方法。

　　《综艺》：后来怎么找到方法的？

　　张丹丹：看动漫和偶像剧啊。一开始不习惯，觉得那么夸张的表演和剧情都好弱智的。但慢慢就看进去了，因为每个人都有年轻的时候，每个人对青春和快乐的理解是一样的。年轻人也希望被温暖、被关心、被理解。作为主持人不要一上来就问嘉宾尖锐深刻的问题，他们会紧张。

　　记得有一次我去洗手间，听到隔壁格子两个女孩聊天，她们说“张丹丹这人的生活过得太没意思，不去酒吧、不出去玩，一天跟个道德圣人似的”。后来我回家习惯性地反省，甚至很认真地跟我先生探讨“不生动”“不好玩”是不是我的缺点。我从小生活的环境就很严苛，天长日久就这么严肃了（笑）。我会给家人朋友提要求，但仔细想想其实可以换一种方式——生活中的经验和做节目是一样的。人家觉得我说的话有意思，才会听我的劝告，那么节目也是。先把它做好玩了，大家看着心生喜悦，在这个过程中自然会慢慢被感动，坐在沙发上会无来由的掉眼泪。在感动、欢笑之余，再突然间给他们一个思考：他们是不是也和嘉宾有一样的感受？

　　《综艺》： 那么目前， 《背后》有没有仍需要调整的地方？

　　张丹丹：没有大问题，不过有一点困惑。现在是一个流水生产线的时代，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产品。产品的定义是什么？标准化、效率高、可复制。这个社会总要求速度，但那么快的节奏是对的吗？其实有时候还是需要放缓脚步，听一听音乐，看一看书，哪怕静下心来看一幅画，或者一个人去看部电影。有人要求我们做日播节目，可是我们不想，这样会把节目做死，自己也会累死。不过目前这样一周一期的节目，内容又有点太浓缩，毕竟社会进展到这个阶段，我们该考虑的是如何与它步调一致又不影响自己的风格？况且嘉宾资源就那么多，谁都在做，我们的独特性又在哪里？现在我们主持人有所变化，何炅、李湘都参与了进来。

　　“收视率是个好东西”

　　“这个时代，娱乐节目启发了收视率，让自以为是的电视人关注到电视节目始终要和‘地气’连接、和生活连接，跟人民在一起才有意思、有智慧。”

　　《综艺》：你认为谈话节目最重要的是什么？

　　张丹丹：无论节目风格还是主持人，都别装，要自然、真实——不过自然很难的嘞。

　　来《背后》的人，都要呈现出自然的状态。为什么我之前会在节目中跟赵本山喝酒？因为他说他始终记得自己是蘑菇屯的，他每年都要回那儿去找回自己。他每次回去都拖一车酒，我问他为什么不给父老乡亲一人发1万块钱呢，现在也有这个经济实力了。他一下子眼睛就放光了，他说自己突然觉得面对的不是一个主持人，而像一个朋友。他说“感谢你问这句话。我每年回去，大家对我的热乎劲都显得生分，有距离感。这种距离就是我出了名，有了钱所造成的，这种气氛我们都不喜欢。东北有句话，‘喝了酒就回来了’。一旦喝了酒，大家就都自然了。”于是我们节目组也去买了一瓶酒，赵本山对此很诧异。我告诉他，《背后》最希望嘉宾是在自然状态下聊天，谈话节目最难的、最重要的就在于跟嘉宾第一次见面也能保持自然。

　　做谈话节目其实是件非常困难的事，不能在“节目里看节目”，还要关注社会的动向和人们的需求。我们《背后》选择嘉宾的原则就是看这个人是不是生动，是不是“青春”——青春跟年龄无关，跟状态有关。

　　《综艺》：看你博客里前阵子写了一篇文章——《收视率是个好东西》，为什么这么说？

　　张丹丹：记得崔永元先生说过一句话“收视率是万恶之源”，这句话我赞同，但他只看到了一面——因为当时所有的人都为这个目标而“奋斗”。以前那个时代，电视台太强大太有影响了，几乎垄断了人们的娱乐方式和资讯来源，养成了我们电视人的毛病，大家都“端起来”了。在这个时代，娱乐节目启发了收视率，让自以为是的电视人关注到电视节目始终要和“地气”连接、和生活连接，跟人民在一起才有意思、有智慧。目前电视界跟风情况严重，这是不正常的。娱乐节目的红火只是对应其他电视内容的自言自语和刻板讲话而言，难道一个科教节目不可以做成趣味性的吗？为什么《百家讲坛》当年走出来了，它也不是娱乐节目但收视率高，因为他做出了趣味。那么体育节目、艺术节目、人文节目、评论节目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呢？这也是湖南卫视在2010年要实现的。

　　目前，收视率是评判标准体系中最接近完整的，当然将来可能会有其他的方式来统计。在中国，电视仍是人们娱乐的主要方式。我认为一个好的电视节目，一定是雅俗共赏的。“俗”不是说低俗，是说要达到贴近生活状态。如果一个电视节目，社会上的80岁元老、40岁的精英、20岁的叛逆一代、5岁的小孩子都喜欢的话，那它就是好的。

　　现在我们每一个节目组都很关注收视份额——即有效的时间里，观看人群的覆盖。我们每天都有很详细的收视率报告——开机时间多长，在哪一个时间段大家关注点最高，在哪一个时间段观众散开，以及哪个年龄段的观众居多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