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刘震云因创作和编剧《我叫刘跃进》而引起读者更为广泛的关注，也因此而引起争议。近日，刘震云推出最新长篇力作《一句顶一万句》。该小说摆脱了此前《手机》和《我叫刘跃进》这两部与影视密切结合的写作方式，将故事拉回到故乡延津的同时，重返当年创作《一腔废话》的风格。
近期，石康（《奋斗》编剧）、汪海林（《流星雨》编剧）等二十名国内一线编剧，共同成立了一个编剧公司，效仿美国和日本的编剧中心制，挑战制片人中心制和导演中心制等固有模式。中国编剧“造反”，成为轰动一时的文化事件，刘震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此事与他不相干，他不是职业编剧，也没想过“造反”。
当编剧只因朋友撺掇 今年1月，由石康、汪海林、高大勇等20名国内一线编剧组成的编剧公司“喜多瑞”(英文名STORY)成立，提出以编剧为创作核心，要向以制片人为中心的影视制作机制叫板。面对编剧们提高编剧话语权的主张，张纪中认为，编剧只要撰写出好剧本即可，不应该过多地插手其他方面。该事件成为一时焦点。
刘震云对此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不是职业编剧，只是一个不拿工资的职业作家。好多人觉得小说文本比剧本高，就文体上讲，我觉得没有高下之分。在唐朝初年，唐诗不被看重，真正的高贵文体是六朝骈文。宋朝真正的高贵文体是律诗，词是淫词小调。”
刘称，“我从来不觉得写小说是多高贵的职业，各种文体都能产生好作者。具体说到我，有这么几个作品改成影视，都是当导演的朋友打个电话:改成电影行吗？我说行。就这么来的。”
新作更加“鸡零狗碎” 刘震云表示，较以前的作品而言，《一句顶一万句》是创作了三年的小说。小说关注的人物更为大众，叙述的故事更为“鸡零狗碎”。他说，“我希望通过这本小说表达一个主题，就是人类一直在寻找知心朋友，可我们已经寻找了几千年，结果都没有找到，最后只找到了"神"，只有向"神"诉说心里话和进行心灵忏悔。”
就小说的叙事风格而言，《一句顶一万句》与《手机》、《我叫刘跃进》等有很大区别。其叙事风格类似明清的野稗日记，语句洗练、情节简洁、叙事直接，冷幽默却画龙点睛。整部小说30多万字，全文共分两章，小说第一章《出延津记》和第二章《回延津记》已先在《人民文学》2009年第3期发表。
《人民文学》杂志编辑部主任、该小说的责编之一邱华栋介绍，刘震云的这部小说，摆脱了此前《手机》和《我叫刘跃进》这两部与影视密切结合的方式，将故事拉回到故乡延津，刘震云在小说中展开对话语的思考。“小说讲述了两代人、几个人物间的命运纠葛与生存状态，小说时间跨度较大，从民国开篇讲起直到现在。主人公杨百顺身上似乎有阿Q的气质，但又没有阿Q那般执著与赖皮。”
对话刘震云
聊新书：不是为第三者平反 记者：《一句顶一万句》仿佛继承了你小说一直以来的标题的风格，比如“一地鸡毛”、“一腔废话”等等。能谈谈新书取这个标题的意义吗？
刘震云：我试图通过创作了三年的这样一部作品探寻人生、生命的终极意义，即人为什么活着？到哪里可以找到知心朋友。这是写两个杀人犯，一个人特别想找到另一个人。找他的目的非常简单，就是想告诉他一句知心的话。相对于书的内容，书的名字应该是一块冰，掉到水里也就是书的内容里能融化，而不是一块石头，在水里还是石头。可能我想到了，一直没做好，没找到那一句，还淹没在一万句里头，对不起大家。
记者：书中的两个主人公杨百顺和牛爱国，头上都戴着“绿帽子”。如果说杀人犯是心里杀人，“绿帽子”可是实在的，算不算一种特殊的标志？
刘震云：杨百顺和牛爱国戴“绿帽子”，原因并不在杨百顺和牛爱国身上，而是他们的老婆出了问题。但我想说的不是这个，接着再往下探讨，杨百顺和牛爱国发现，“绿帽子”只是个表象，看似是男女间的事，根子却不在这里，而是因为他们跟他们的老婆之间没话，老婆与给他戴“绿帽子”的人，倒能说到一起。偷汉子的女人和奸夫，话语如滔滔江水。说了一夜，还不停歇：“咱再说些别的？”
记者：你的新小说是在给第三者平反吗？
刘震云：性是形而下的，话是形而上的；找性容易，找话就难了。俗话说得好，一个人找另一个人难，一句话找另一句话更难。流浪和漂泊也分两种，一种是离开故土和亲族，从熟悉的地方，到陌生的地方去；一种是从熟悉的“精神”，到陌生的“精神”去。
聊自己：我确实有些“二”
记者：在生活中，你到底是什么人？
刘震云：多数时候不大着调，甚至有些“二”。人清醒的时候看不出来，喝大了就看出来了。跟我喝过酒的人，都觉得我不靠谱。喝酒跟干事情一样，也分三种人：一、能力大，胆子大，能干大事；二、能力大，胆子小，能干小事；三、能力小，胆子大，就会坏事。喝酒时，我属于第三种。这里有一个分寸感。喝酒时分寸感把握不好还是件小事，出门说话办事不懂分寸感，就会失当。比这些更重要的是，作品也是讲分寸感的，分寸感拿捏不好，也讨人嫌。在这上头，我常有自责之心。有时说着说着愣神了，就是开始自责了。
记者：既然你说到自己“二”，咱就说说你的糗事。你身为作家，不好好在家写东西，怎么跑到电影里客串去了？
刘震云：咳，为这事我没少挨“呲打”，连我妈都说我不靠谱。我仔细分析过这件事：一、怕还是小时候的理想在作怪，想去戏班子敲梆子，这事不能怪别人。二、这事也怪别人，就是这些戏的导演。怎么会发现我身上有表演的细胞呢？不会是故意害我吧？既然朋友叫了，我的榜样是鲁智深，就随朋友去了趟沧州。三、“呲打”我的人认为是件大事，我的认识恰恰相反，就跟去菜市场买趟菜一样。四、时间也不长。每部戏里，也就仨俩镜头，吃顿饭加抽袋烟的工夫，不耽误我干别的。五、我不是一个多么爱惜自己羽毛的孔雀……
聊博客：博客不适合我写 记者：记得你曾说过不写博客，但现在却发现你也有博客，这自相矛盾吗？
刘震云：我写博客是五六年前的事情了，有一个生活中的朋友在做网站，叫我开一个博客。我说要开就开一个吧。但我后来发现博客不适合我来写，当然不知道其他人如何了，因为我无法把知心话写在博客上，我还是愿意把知心话放在我的小说中。
虽然有博客，但我不愿意写博客，所以这和我以前的说法不矛盾。
聊故乡：爱和恨都不足衡量 记者：你有一半的长篇小说是以故乡为背景的，你对你的故乡，到底是什么感情？
刘震云：对故乡的感情，不是用爱和恨所能衡量的。故乡不但教会了我走路和说话，还教给我丈量世界的基本概念：东西南北，大小多少，亲疏远近……比这些更重要的是，我从这些父老乡亲身上，明白他们生活在细节里；“社会”和“历史”，只是他们所处的表象；痛苦不是生活的艰难，也不是生和死，而是孤单；不是人少的孤单，是人多的孤单；孤单种在心里，就长成了孤独；孤独一直生长在他们心里，但他们就是不说；快乐同样存在于细节和瞬间。比这些更重要的是他们对世界的看法，跟这个“社会”和“历史”完全不同；但他们仍然不说。他们不说，我有责任替他们说出来。就好像我家要垒鸡窝，在建筑工地当大工的表哥有责任替我砌起来一样。
(责任编辑：Da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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