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凯歌：我也是个随遇而安的人

　　你的每一次创作选择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

　　说句老实话，能拍什么就拍什么，有时候想主动都主动不了，在这种情况下，按自己的标准，尽量拍好。我总结这么多年拍的戏，能做到三分之一主动就不错了，三分之一的被动，还有犯糊涂的时候。我现在的想法有了一些改变，我觉得能够很客观地去判断，人生能做到三分之一是自己主动就已经是很不错了。

陈凯歌

　　你的作品总是一言难尽，充满了多义性，这样的创作风格是怎样形成的？

　　这是我的个人观念，未必对。电影都是有一点人生况味，或者说是见一点情怀，想纯粹娱乐，但未必有这个本事。电影和书一样，都可以是我们的朋友，但是不同类型的朋友。我的一个香港朋友，她不管汤姆•克鲁斯前前后后演过多少电影，她只看《壮志凌云》。看到其中的情景就很满足，这部电影已经成了她的朋友，她不想看到而今老去的汤姆•克鲁斯，这是一种人性的体现。

　　我绝不比别人高，但是我在北京的风花雪月里长大，有幸又不幸地过了一段艺术化的生活，很唯美，有落英缤纷，有漫天飘舞的雪花，所以我总觉得电影应该是装这些东西的。有没有人生自况？我想我撑死了也只是拿一个陶土做了一个瓮，可这瓮里装的是水，不是我自己的。要做一个实心的瓮，那这个东西就不能用。还是老子说的：三十根车条，做了一个轱辘，这轱辘中间没有空的地方，不能转。同样地，不管是陶土的瓮还是缸，最终装的是水。我拍电影也不是纯粹装我自己的，但是这个缸沿儿和水是挨着的，没有缸，水也拖不起来。

　　陈凯歌的电影偏重文学性，这个说法对吗？

　　对文学做判断实在太复杂了，可以说，文学是一切形式的母亲，也可以说电影跟文学分不开，但我倒觉得文学和电影是两不相干的事，它们有共同点，都是在一个场景内勾起比你看到的东西略多的事，如此而已。特别是中国的文学，把自然全都拽进来了，咏物才言志。但又有两不相干的地方，文学一句话可能让人琢磨半天，但是电影一个镜头很快就过去了。电影有电影的结构，电影里很多美感的东西跟你读书的感觉不一样。电影学院的老师也在争论，有的觉得电影跟文学有莫大的关系，有的认为全无瓜葛，电影应该从文学中脱离出来，才能拍出好电影。这两种说法都没错，电影本身就是各式各样的。

　　筹备《梅兰芳》的过程中，你对编剧的介入有多深？

　　挺深的，天天跟他们聊，我们看材料，然后一起琢磨。还是回到最基本的话题：写他什么？写他的难处，写他的恐惧，他一直有恐惧……

　　导演和编剧的角色如何区分？

　　我首先很尊重编剧严歌苓老师，我们在一起能说得很投机，经常坐一起就能聊六七个钟头，说说古往今来的那些典故。我觉得编剧是一个找乐子的工作，有缺陷有不足，就得去找资料填补，才能让人物变得更丰富起来。

　　在《梅兰芳》拍摄之前，谁是你觉得最适合角色要求的人选？

　　我觉得现在到了电影里的这些演员都是适合的，因为他们就没演他们自己，演的都是戏里面的人物。我跟合作过的演员一般都处得不错，因为我脑子里挺清楚当下的演员该是什么样子。这次选的这些演员在表演上都挺有劲的，不是松松散散的。

　　从影片来看，哪个演员是你最不悔的人选？

　　我倒都不后悔，拍完以后甚至觉得更合适，因为这是下了水磨功夫的。孙红雷把邱如白这个人物处理得特别自然，越到老年感觉就越对。看孙红雷的戏就觉得肉里头有骨头，特别是他对梅兰芳的那种复杂的感情。《霸王别姬》很直接地表达了迷恋与背叛的主题，程蝶衣对段小楼的同性恋关系是很清楚的。但孙红雷要表达的是第三类感情，既不是同性恋，也不是异性恋，比这些情感都难受都复杂。人类越往前走，感情的划分就越细，不是可以大而化之的一个统一的什么感情。冯子光看着梅兰芳扮上女装以后，心里咯噔一下——怎么那么好看呢，比女人还要好看！这就是人性的最隐秘处，也说明了梅先生这辈子为什么这么火，他化身在台上，男人喜欢，女人也喜欢。

　　如果张国荣还在世，他会是梅兰芳的不二人选吗？

　　第一，这是不能假设的；第二，我觉得不会。我觉得他不合适，他要再演的话，就容易让人弄混了，他演程蝶衣是因为我觉得他合适。我第一次见张国荣，他抽根烟，他的手一直都在哆嗦，我第一次见黎明，他也点根烟，他的手不哆嗦。

　　这些不同给你的是什么反馈？

　　我看的都是细节，他没有程蝶衣那么神经质，梅兰芳的笑脸把所有的事情都挡住了，他心里很有主意。去纽约演出，谢幕十五次，没有一张照片看见梅兰芳大笑过，全都是淡淡的。所以我觉得梅先生自有他的价值，他不在乎别人是否认可他的价值。

　　以前叫座儿的都有真本事，现在叫座儿的很多是花瓶，是时代变了吗？

　　没有，时代变不变，都差不太多，座儿是不可靠的，这跟当时当地的很多东西有关。王学圻演戏演得那么好，但他走在街上，也许没有几个人认识他。这才是人性，最红的不一定就是最好的。不光是今天才这样，历来如此，那个时候，也有很多老先生比梅兰芳都唱得好。有一点不同的是，那个年代，个个都是较劲的人。有一次，桌椅倒了压断了梅兰芳的脚，没办法上台，他叫大夫来给他接上，十天后，他觉得仍然不行，走不了路，于是，自己用板凳又给腿蹶了，重新叫大夫接。在他们看来饭比天都要大，要想长久地吃饭，就得这么干。今天的演员能做到这样吗？不可能的。梨园行的人管这叫“玩意儿”，这个词很了不起，现在演艺界的人不大讲玩意儿了，戏好戏坏没那么重要了。

　　你过去拍电影觉得谁合适就挑谁，现在在演员是否“座儿”上却有些妥协。这个转变有什么不适应吗？

　　不适应肯定是有的，但是那个时候的情形不正常，我们不能有效地去选择一个时代，是时代选择了你，谁敢说没有被电影学院录取的那些人搞电影就不行？问题其实就这么简单，还是说法的问题，那就是时间的力量太大了，它能改变很多东西。以前拍电影，成本很低，演员也不用参与电影的宣传，受不受观众喜欢都对电影没有多大的影响……

　　其实，这种状况是不正常的。现在的做法是趋向正常，不要说成是妥协，是妥协的话心里就不痛快了。而且现在做事首先是生存，所以我不存在一个痛苦、挣扎、妥协的过程。每个人都得去适应时代的要求，花那么多钱去拍一个电影，不可能只注重导演的个人感受。我拍《黄土地》花了35万元人民币，我跟美国人说起这些时，他们都很诧异，同样对现在的大投资，我不惊讶，时代已经发展成这样了。

　　你的创作是一直跟着时代吗？

　　想不跟都难，没听说过谁把时代给甩了，听见的都是时代把你甩了，最后还不知道谁甩谁呢？所以要与时俱进。这是我真心的一个体悟，时代的力气很大，千万不要对这个时代有所抱怨。

   凯爷金句：

　　“梅兰芳一辈子最怵的是比他小十岁的程砚秋。”

　　“尽管他受了很多罪，看不见的看得见的，但他还给世界的是一张笑脸。”

　　“前人拍的是官样文章，我这个也比别人的好不了太多。我们老说随遇而安，我觉得我也有点随遇而安的精神。”

　　“他不是巧笑倩兮，别人是皮笑肉不笑，他是皮和肉都不笑，但是他能让你接受他的笑。”

　　“再拍一部“京剧”也不嫌多，中国人做人的规矩都在京剧里。我是北京人，我心心念念的还是老北京那一砖一瓦，斑斑驳驳都有着很多故事。”

　　“说句老实话，能拍什么就拍什么，有时候想主动都主动不了，我总结这么多年拍的戏，能做到三分之一主动就不错了。”

　　“我在北京的风花雪月里长大，有幸又不幸地过了一段艺术化的生活，很唯美，有落英缤纷，有漫天飘舞的雪花，所以我总觉得电影应该是装这些东西的。”

　　“我第一次见张国荣，他抽根烟，他的手一直都在哆嗦，我第一次见黎明，他也点根烟，他的手不哆嗦。”

　　“没听说过谁把时代给甩了，听见的都是时代把你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