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右》的空间与方向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

　　只有立足于“中”的时候，“左右”才有可能被理解。

　　在影片《左右》中，王小帅选择一种不偏不倚、无过不及的中庸姿态，将内蕴于心的人文关怀上升到不动声色的哲理层面，力图以其温柔敦厚、择善而从的影音质感面向更大多数的电影观众。

　　这样，王小帅就为自己的电影找到了一个独特的空间与一种可能的方向。这是王小帅及其一代电影人经过十多年的左冲右突之后，由远而近、从外到内寻求定位的结果。

　　《左右》的空间是独特的。作为一个当代都市，北京跟中国的历史、文化尤其政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来都是一个内涵复杂的所在；电影中的北京，从新中国成立以来至今，也很少被呈现为日常生活的适宜空间与普通民众的栖息之地。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后殖民语境下，中国电影面向全球展示自我特性的有效方式之一，便是通过某种有意无意的意识形态策略，在将民族形象寓言化的同时将中国空间政治化；而在这一过程中，北京自然是首当其冲。

　　王小帅应该能够充分感受到这种全球文化的权力运作及其带来的可怕后果。《左右》选择了北京作为电影人物活动及其故事情节展开的空间，却没有从惯常的意识形态视野去打量或塑造这座最具特性、也最有理由被政治化的中国都市。相反，通过有意识的“去特征化”的电影手段，影片里的北京，显得跟其他当代都市一样别无二致。除了科技大厦和城市轻轨等现代物象之外，代表北京历史、文化和政治形象的各种符号都被屏蔽得相当彻底。在王小帅看来，《左右》的故事尽管十分特别，但仍然是随处都有可能发生。只有在尽量去除北京的历史、文化和政治特性之后，选择北京作为电影空间的理由才是恰当的。因为在《左右》中或者从《左右》开始，王小帅更加需要讲述的不是政治，也不是中国，而是人性的限度及其选择。

　　显然，通过有意识的针对电影空间的“去特征化”，《左右》反而营造了一个独特的电影空间。在这个完全由北京的普通人等及其日常生活所构成的电影空间里，人物也是“去特征化”的。他们的身份、职业、年龄及其理想、追求等等都显得无关紧要，紧要的是不断陷入困境中的各人的应对策略。颇有意味的是，王小帅没有从历史、文化、政治以及社会学、伦理学的层面上简单地否定或肯定各人的意志，而是力图站在中间的立场上，以一种人性向善的主导动机，左右（支配）着居于左右为难之中的各人的选择，从而确定自己的旨意，引导观众的认同。

　　正是在这里，可以感受到王小帅作为一个人文导演，在理智与情感之间体现出来的一种超乎寻常的控制能力。可以看出，在影片进行的许多环节，王小帅都在极力抑制情感的猛烈爆发及其可能带给观众的煽动效果，他是不想让这部题材已很特殊，甚至不无奇观色彩的影片，轻而易举地演变成满足大众需要的调味品和宣泄大众情感的催泪弹。相反，他更愿意冷静下来，把这个本来应该在情节上跌宕起伏的百姓故事，独具个性地展现为另外一种更显平常的开端和结局。因为，在王小帅及其一代电影人的心目中，未经反省的“煽情”即便并不可耻，也是难以接受的。从他们踏上影坛的那一天开始，注定就要告别一切宏大叙事和诗情画意，还要放弃普通观众特别想要了解甚至窥探的各种隐秘。他们真正愿意面对或者乐意呈现的，总是他们自己，也只能是他们自己。

　　为此，通过“去特征化”的屏蔽策略，《左右》不仅营造了一个独特的电影空间，而且坚守了一种可能的电影方向。影片中，当各人的前史和具体的细节都被有意剔除的时候，创作主体的中间立场便从左右为难的含混与暧昧中得到凸显，有关性、爱以及人性的命题，也在更加普泛化的、向善的追索中获得个性的解决。这是导演王小帅坚执的个性，也是这一代电影人正在努力探求的目标。

　　问题也得到凸显：在当今的后殖民语境下，当王小帅及其一代电影人正在以《左右》式的“去特征化”的屏蔽策略，直接依凭性、爱以及人性的命题，抵抗民族形象的寓言化与中国空间的政治化之时，是否有足够的本土观众愿意伸出手来，跟他们的导演结成精神上的同盟，共同创造一种更具个性气质与普世情怀的中国新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