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王小帅刘威葳：当感情和理性角力时

　　【来源：《时尚女仕健康》】

　　我们总是被生活所左右

　　在生与死面前

　　叫板道德伦理的底线

　　一个真实的故事

　　四个无助的现代人

　　两对错综纠葛的夫妻

　　向左走或者向右走

　　第六代导演之一的王小帅

　　把刻骨的真实

　　用电影镜头摆在每一个我们面前

　　将无助的彷徨

　　交给我们每一个去体会

　　用他全新的婚恋感情巨作

　　传递人到中年的他

　　对电影、对人生崭新的挖掘和理解

　　中国第六代导演王小帅的电影《左右》在柏林国际电影节载誉而归，4月1日上映，与众多大片角力仍底气十足。与之前《十七岁的单车》和《青红》不同，《左右》的故事不再是青春和怀旧的题材，而是把视角投向了当代中年人。

王小帅

　　《左右》根据真实故事改编，女主人公枚竹和前夫离婚，两人又各自重新组成了家庭，两人的女儿由枚竹抚养。五岁的女儿得了白血病，由于没有合适的血源进行干细胞移植，枚竹决定找到前夫，目的只有一个——和他再生一个孩子，用这个孩子的脐带血救姐姐。因为爱，在做了大量思想斗争之后两家都同意了，但是没想到试管育婴的结果是前夫的精子质量不足以保证成功。不服输的枚竹不愿意放弃，她希望和前夫用自然性交的方式再试一试。

王小帅

　　这样，枚竹、枚竹的丈夫、前夫、前夫的妻子，四个善良的人被推到矛盾的最高点，面对一个常理无法解决的问题，经历了一段非同寻常的爱、生命、道德、伦理、妒忌、宽容等交织的心路历程。

王小帅

　　关于真实的故事，原来报纸和电视上都是围绕救不救这个孩子展开讨论，出发点是希望社会来关注得病的孩子。但是王小帅觉得这些只是表面的东西，里面牵涉到为了这个事情已经离异、没有感情甚至反目成仇的人再去发生关系、生孩子，这会影响到他们彼此现在的生活、家庭，这是属于这个新闻背后的东西，他个人对这部分内容更感兴趣。

　　于是针对这部社会问题电影，我们和王小帅以及电影中“枚竹”-刘葳葳进行了一场对话。

　　TH＝《时尚健康》 王＝王小帅 刘＝刘葳葳

　　TH：《左右》这个故事最触动你本人的地方在哪里？

　　王 ：本身这个题材来自于社会，所以有它的真实性，来自生活的片子一般不好拍，我比较喜欢里面四人角力的关系。

　　TH：对于“左右”可以有两个理解，一个是动词，我们作为社会中的人，作为有感情的动物，都被这样那样的困境左右；一个是方位名字，是一种选择，向左或者向右，我们有时候不得不面临非此即彼的选择，两个意思电影中都有，你最初是怎么考虑的？

　　王：没错，就是兼而有之，所以这个名字特别适合这个电影，怎么都能说。比如说确实人自己左右不了自己的命运，可能命运在左右一个人的命运，或者是一种左右的选择。这个词集中体现了人到中年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的境况，包括对生活理解的改变以及不可避免的一些麻烦的产生等等。

　　TH：听说《左右》你准备了好几个结局？最后你取舍的标准是什么？是自我的情感还是大众的审美情趣？

　　王：确实来回折腾了好几次，不过现在的结局就是我们认为唯一可能的结局，一个没有选择的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出来以后，搁谁都没有第二个选择，这就是命运，该着你了，你没得选，你只能承担这一切给你造成的生活的变化和压力。

　　TH：故事中每个人最大的心理冲突是什么？

　　王：就是做选择题，能还是不能，做还是不做，人生本来就充满了选择题，人性也是充满冲突的。像女主人公，当她知道女儿得病，自己必须得做出选择的时候，她的犹豫和挣扎是显而可见的。故事本身以她为中轴线，她的冲突最突出，几乎所有人都跟随她来走，这个时候，基本是她在做选择题。

　　TH：作为导演和演员，你们可以客观地来看待电影中表现的问题，但是如果在现实中你本人遇上这样的事情，你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如何选择？

　　王：设身处地地想，确实非常难。如果生活无忧，没有经历过一些对责任的挑战，我觉得一个人可以接受任何一种可能性。但是当你实实在在体会过生活的一些艰辛，比如亲人之间的麻烦等，再来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加深生活的复杂性的话，非常让人难以选择。不过我觉得最后，人肯定能够迎接挑战，所以我想我确实会选择相同的决定。

　　刘：我想我也会和角色做出一样的选择。所有的妈妈都会做出这个决定，因为一个母亲对于女儿的感情，是世界上最大的力量。父母可以为了子女，牺牲自己，牺牲别人。

　　“忠诚只是个形容词”

　　TH：挑战伦理道德的底线，《左右》的故事可以说是给出了一个正面的例子，是一种付出，一种牺牲。然而现实生活中，挑战伦理道德的往往是负面的例子，电影有警示当下伦理道德沦丧的预设在吗？

　　王：我们在《左右》里面说了一个大家不得不面对、没有第二个选择的问题，这个问题看似损伤了一些情感，但是因为它涉及到拯救生命，答案就没得说。因此它能战胜伦理的判断，我也希望这个电影能够起到一定的警醒作用。

　　真正的生活里面，现在我们中国社会，人的世界观、价值观、伦理道德观都是混乱的，这种混乱在中国当下从穷到富、极速发展的社会转型期也是一定会产生的。我希望这是一种暂时的混乱。现在社会经常鄙视和嘲笑艺术和文化，其实这是一种集体无意识地做物质社会卫道士，这是危险的。如果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加以重视，让这种混乱和沦丧变成脱缰的野马，直到我们找不回财富和伦理的平衡，那就是危险的。

　　任何一个社会，美国，西欧，在发展过程中都经历过这一段，他们都在慢慢往回找。人的正面的精神、伦理、情感是永远也不可能消亡的，不可能退居于人的生活舞台之后的。

　　TH：我也觉得大家普遍都是接受这种方式的，但是就这个事情本身而言，你们觉得对于那个为此诞生的小孩来说，公平吗？他的出生是工具化了的，他的父母以后如何面对他，抚养他？

　　王：是啊，这是电影之外的故事，也是电影好的地方，它给出了这种可能性，让每个观众都像你这样有无限联想。电影最后一场戏比较精彩，女主角自己一直认定要这么走，可是最后愿望达成后，你会在这最后一刻发现，她突然之间有一丝迷惑，一种强烈的迷茫，未来怎么办。这个结尾对很多人都会是重重的一棒。

　　刘：作为一个旁观者，我认为是不公平的。人其实很自私，从来不会去考虑小孩的感受。不过倒过来，如果我是那个小孩，也许我长大后，又会觉得，我的存在拯救了自己的姐姐，那我的存在就有意义的。我演了这个角色，我就没法变得很客观了。

　　TH：前一阵子看王朔的《致女儿书》，他写到，一个小孩被诞生出来，带给父母的快乐那是任何财富都无法衡量的，所以父母已经应该知足。可是小孩在成长过程中却又要被赋予更多的角色和责任，比如说回头还要赡养自己的父母等等，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父母就是自私的。现实中很多故事也是一样，这种无私和自私的界限到底在哪里？

　　刘：其实这个无私就是自私，可以划等号。

　　王：这个戏最后的结果已经脱离了故事本身了，引导到外面来想，肯定只有一个选择，但是其麻烦程度，造成的困境，肯定是双重的。我的理解中，父母生出一个小孩，爱其实是无私的。最开始小孩很无辜、很被动，就是需要一点点被养育起来的，这是一种无私的奉献。至于赡养父母，这个形态在中国比较典型一点，它确实可以是一种国家义务。

　　TH：故事中触及到了价值观的几个方面：爱，责任，忠诚、生命，你自己怎样排序？

　　王：首先是生命，这是存在的价值，然后是爱与责任，这两项几乎是并存的，是并列关系，缺一不可。忠诚在里面担当的只是形容词的角色，当忠诚变成动词的时候，便是考验人性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故事的开始。

　　非机械化电影创作

　　TH：在《左右》之前，你的作品多的是青春和怀旧。这一次似乎有着两种意义上的转型：一是转入了真正的现实题材；二是开始关注中年人群。可以这样理解吗？

　　王：其实我之前的作品也是现实题材啊，关注中年人群，应该说我是从人物中找到更接近我的年龄的故事，这次想要尝试一下去诠释中年人那种困顿的感觉。谈不上转型，如果转型的话，应该是大的类型的变化，从喜剧转为悲剧，或者儿童题材转变。如果我现在突然去做一个上亿的商业片，或者非常直接地走喜剧路线，才能算是转型。

　　TH：感觉上第六代导演的电影都偏文艺和深度一些，是在用电影来表达思想和态度，像顾长卫的《立春》，你的《左右》，贾樟柯的《二十四城记》，在创作态度和速度上都和一般商业片很不一样。这是刻意为之吗？

　　王：我的电影创作不是一项机械化的工作，不是流水线的生产。导演做一个作品，有很大一个过程是要体会和感受它，在寻找它。这是需要花时间的。如果真正商业化的模式，可能操作起来速度就快一点。可是有些电影，只有导演热爱它、喜欢它、感兴趣、有感觉，才能给这个电影带来一些生气。

　　TH：《十七岁的单车》最后未能公映，《青红》获得荣誉但在国内却票房惨淡，这些矛盾你觉在《左右》能得到一些缓解吗？不再“地下”了，但对于它的商业成功，你有信心吗？

　　王：我还是相信的，因为这个电影更大众，内容涉及到每个人都能有感触的点。

　　TH：你觉得《左右》为什么会被柏林电影节选中？

　　王：我想电影之所以吸引电影节主席，是因为我把四个人放在一个矛盾体里，他们都表现出人和人沟通、理解的理性的状态。这也是我所期待看到的。其实柏林电影节主席当时看的是还没有完成好的整片，因为这个片子在做后期的时候，经过了重重的关卡，我想得比较多，想用非常简单的方法来交代故事，可是往往越简单的东西越难做，结果用了很多时间，错过了威尼斯，也错过了戛纳，最后在未全部完成的状况下被选定，也算幸运吧。

　　TH：对于获奖有没有信心和什么想法？

　　王：顺其自然啦，能够获得入场券已经是值得鼓舞了。这次一同入围的电影都很不错，说明全世界范围的电影创作氛围都在提高，有我很欣赏和喜欢的导演和电影人参与，就当是一个老朋友的聚会。

　　TH：现在文艺片在国外各大电影节拿奖也是常事了。

　　王：其实中国的电影在各大电影节都有很深厚的基础，不仅是文艺片，个别的商业大片也受到青睐，证明窗口也是越来越多，中国电影不管是导演也好，演员也好，制作班底也好，都有了更广阔的前景。

　　TH：现在中国做电影的模式很多，有一批文艺片的导演，他们更多地倾向于反思、透视这个社会的问题；商业电影这边每年都有几部大片，虽然还远不能和好莱坞看齐。你怎么看中国电影发展的这个轨迹？

　　王：中国电影在几个层面上都做得不错，一个就是推出了几个大片，举国之力，用最好的导演、最强的班底、最多的资金，抗衡好莱坞的入侵。我们中国往往就是只要有雄心，就能做到。因此我们以前说，要唤起老百姓来看中国电影的热情，现在看来，我们是做到了的。

　　对于西方来说，这可能有点匪夷所思，电影这个东西，完全是靠市场来决定的，你政府怎么还要介入呢？客观上说，中国老百姓看了一些美国大片以后，他们还是喜欢回过来看中国电影的。这样的情况在每个国家都有。这在战略上是一种成功。

　　TH：可是这样导致的结果是，《投名状》《集结号》上映的时候，电影院里没有其它电影在放映，大家没有其它的选择了。

　　王：这是下一个问题，这是下一步要解决的问题。现在中国电影的制作上，三个环节都不错，大片是一个，然后中档影片也有，还有大量的独立电影和作者电影。现在的问题是，好比网络，我们拼命把带宽做宽，等到带宽够了，每个用户端口还是最小的，下载慢，你的电脑一次只能打开一个窗口，只能做一件事情。电影也是，院线太少太单一，那么多的电影中，你只能选择最有名、最轰动的来看。所以现在我们需要增加院线，拼命建电影院。那么这样一来，未来中国电影从生产到放映整个的渠道就畅通了。大家就能看到更多好电影，有更多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