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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康拜因》系列访谈:宋子文对话顾小白

  宋子文对话顾小白——从“七零后”到“八零后”:“杀父一代”的喋血青春

  两个年过三十的大老爷们儿坐在一块聊所谓的青春,多少有点儿矫情。假若回避了“青春”二字,而改为怀旧——这么晚才开始怀旧——则就顺耳儿了许多。落下笔来这文里字外的也算是去掉了点酸性。看了小白编剧的《红色康拜因》,颇有触动,索性就一把拉住他闲扯,当然不是以那个令几多影剧创作者心底忌讳的所谓“影评人”身份,而只是一个同为七十年代出生、都有点生理或心理上的叛逆(放逐)经历、看似吊儿郎当骄横跋扈,但也算是根红苗正的“过来人”。

  在《红色康拜因》中,从痛恨父亲到三番五次动手杀父,从窥伺式的性渴望到替子买春,影片关于青春成长的砌入是如此的不循规蹈矩,甚至有“戏不惊人誓不休”的挑战意味。然而在看过片子以后,在我“讯问”小白之前,在我心中其实已然有了毋庸辩驳的理解,正如小白所说:“什么故事不是隐喻?什么故事不是你心里那点儿人伦挣扎的变相投射?所谓的‘轼父情结’为何总被深挖?哪个孩子不在成长的某一瞬间,突然在心里‘杀死’父亲?无论你是面瓜,还是刺儿头。尤其在中国,父子(亲人)之间几乎无法沟通,或者根本就拒绝沟通,他们不被逼到血缘的悬崖,是不会坐下来坦诚相对的。可以说,‘康拜因’走过的一路,就是儿子‘守望麦田’的情感隐喻,别再说什么‘残酷青春’,哪儿有青春不残酷?70后的青春不残酷?80后的青春不残酷?同样地,荒野的青春与城市的青春一样残酷。”

  杀父:血淋淋的沟通

  《红色康拜因》的第一个关键基因和看点在于父子之仇——仇杀。儿子在开场未几,就企图用早已预备下的利刃插向熟睡的父亲。在暂时妥协的路上,在第一场收割(或切割)的麦地里,他又企图开着猛烈的康拜因撞向被生活和命运压弯了腰的父亲——他还不理解、也无从理解生活和命运,正如父亲不理解他那像狼仔儿一样长大的青春。整个影片的前半部,基本都是在这样暴虐的冲突之中隐忍前进的,于无声处听惊雷,逐渐流成故事的溯源与主干。

  平静而写实的画面,构成一幕幕源于内心的残酷影像,沉默+暴力这把双刃剑,血淋淋为青春刺青。我觉得这是小白笔下一个极其大胆的探索和实践,但同时又发自内心,指向埋藏于我们潜意识中的成长阴影。

  “杀父”的真实事例并不少,有些甚至更惨忍。

  宋子文:我就直接质问你吧——影片中儿子对父亲仇视到要亲手杀了他的地步,是不是太偏激了?

  顾小白:怎么说呢?我觉得这就是“故事”,所有的故事都是隐喻,古往今来那么多文学作品涉及“弑父”,甚至都变成心理学符号了。一开始讨论和写作这样的具体情节时,我也担心是不是太强烈、太戏剧性了,但通过调查,甚至简单google一下,我就发现这样的真实事例并不少,有些甚至更残忍。去年不是还有新闻报出哪个城市某中学生因为父亲不给零花钱就把他勒死的事情嘛,还有女孩儿把自己的奶奶打死之后遗弃在旧屋子里,太惊悚了……

  我觉得这不单单是心理问题、社会问题和伦理问题就能解释的,就像我很期待大卫·芬奇的新片《十二宫杀手》,因为我知道他关注的重点肯定不是连环杀手的所作所为,而是那个时代,或者所有纷乱时代的人性和情感……当然我不会像社会新闻里发生的那样,做的那么极端,我们为《红色康拜因》里这个儿子找到了充足的心理依据,为此也收集了很多现实素材,比如他母亲身患绝症,是喝药自杀的,他当时看见了,却没伸手阻拦……我们也不是刻意为他找借口,在现实生活中,你其实是找不到充足的借口的,我们真正想服务的,是父子亲情的无法沟通,他们不是不想沟通,是现实在他们之间割裂了巨大的深渊,这沟通的代价太惨痛了。

  小伙伴学铁道游击队跳车,结果一头栽在月台上,脑浆都出来了。

  宋子文:那肯定是有所感触才这么写的,那你有过和父亲的矛盾对抗吗?

  顾小白:(笑)我是面瓜,是好孩子,直到初中快毕业的时候才有点儿不务正业,看武侠,写小说,打游戏,成绩一落千丈,还被分到“坏班”,就是无可救药的群体,但我表面上一直挺温吞的,我跟父亲最大的冲突,也就是自己把自己关在小黑屋里撞墙什么的,离家出走过一两次,但都没跑出方圆一里地,家人还没找我呢我就自己回去了(笑)。

  但我少年时的伙伴,却有跟父亲打得不共戴天的,我记得最清楚的一个,他和父亲就差动刀子了,俩人在我们那个工厂大院儿里追着打,脸上都是血,后来他就走了,一个人扒火车去了不知道什么地方,有人说是新疆,一个月以后他又扒火车回来了,火车到了我们那个县城小站,他就学铁道游击队跳车,结果一头栽在月台上,脑浆都出来了。我和他这两个例子,可能代表所谓父子冲突的两个极端,跟你的个性和生存环境息息相关。

  70年代的人有几个真上道儿的?

  宋子文:恩,所以看你的《红色康拜因》,我在故事和剧作层面上特别能理解你想说什么。我跟父亲之间的冲突就非常直接,开始是冷战,后来他但凡一说什么,我不光不理会,还会摔东西。后来就更加激化了,我当时确实动了过激的想法……与你剧本里写到的那些爆裂状态非常相象。

  顾小白:为什么?

  宋子文:家庭。当时的自己,虽然总“梦想”着叛逆家庭,企图从家庭环境的桎梏逃离出去,但真要面对整个家庭的崩溃时,却痛惜得不得了。当时我父母闹离婚,我认为父亲负有全部责任,而且他根本就没有表示要照顾我们孩子以及母亲的生活,所以我就异常痛恨他。

  顾小白:那几乎跟《红色康拜因》如出一辙啊……其实当时写这个故事时,我真的参照了很多幼时同学的亲身经历,所谓“生于七十年代”,不是被定义为“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嘛?你想反叛?可你身上明明还背负着传统呢,那不是你轻描淡写就能抛弃的,你不反叛?可现实都已经成什么样了?所以你只能在心里拧着。到最后不管是跟家庭还是跟社会,你都得强迫自己与他们达成和解,可这又很拧巴,你是妥协了嘛?你还是不想妥协啊!那你算是回归了?可你心里分明又不宁静,你是谁?你整天都在干吗呢?太压抑了。你看70年代的人总向往什么浪子啊漂泊啊啥的,可有几个真上道儿的?你还没真长大成人呢,你心里的传统价值观就盛大到称王称霸了,你还是得听他的!

  所以这样的情感我觉得很有共性,《红色康拜因》里这个孩子,最后可以说以血的代价跟父亲达成和解了,但他还是选择了远走高飞,继续下一段的挣巴和拧巴,可能比上一段更残酷、更无情。当然这个小孩身上我觉得还写进去了一些所谓“80后气质”,他身上的传统负累并不重,更愿意按照自我意志去活,他们最怕伤害自己。当然这可能只是我简单粗暴的理解,我哪儿了解80后啊,我都三十了,代沟大了去了(笑)。

  能跟父亲沟通其实特别高兴,当时我真是热泪盈眶。我终于理解李安了。

  宋子文:我觉得还有一个关键原因,就是中国人老提亲情,但所谓传统的伦纲理常却使他们拒绝沟通,或者说找不到沟通的路径。

  顾小白:没错。咱抛开《红色康拜因》里头这么极端的父子冲突不谈,单说那些表面上看似风平浪静的父子,比如我,现身说法,我直到前两年都没有跟父亲好好坐下来交流过,更甭提交心了。你看外国电影里父与子总跟哥们儿似的,到咱这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老子就是老子,儿子就是儿子,潜移默化到血液里了,所以小时候——可能我天性就比较孤——我根本没那个交流的意识,你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什么事儿都只能郁积在心里,等你长大了,你明白了交流和沟通的重要性,可心里郁积的东西却太多了,积重难返,你反而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你甚至更怕交流了,因为那道沟已经十万八千里了,你还不如隔岸观火呢,真要是对接上了,没准儿就该着大火了!

  以前我和我爸更多是表面上的沟通,比如谈健康、谈工作、谈生存,但很少触及内心。我觉得越深爱、越回避,说都怕伤着对方。直到迫在眉睫一触即发。今年过年回家,我爸终于发作了,他一开始不理我,大年三十全家看春晚,他却一个人躲在另一间屋子里看另一台小电视……我实在被逼急了,在这样下去我就要崩溃了,于是我就生拽着他“吵架”,他这才顺势发泄出来,质问我的个人问题、我的生活态度、我的价值观,他甚至觉得我不是什么“好家伙”……至于具体沟通了什么,我就不多说了,但能沟通我其实特别高兴,我当时真是热泪盈眶。

  所以我现在老跟别人说我终于理解李安了。最早看他的电影,父亲三部曲,我总觉得形式感太强,太做作了,但我现在终于知道那是因为那种情感压制在他心里太久了、太重了,他只能浓墨重彩去表达。那其实都是爱啊,你看李安老说他父亲不支持他学电影,但他能去UCLA念电影,那个学校贵了去了,那些“巨款”还不是他父亲出的?他们只是像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无法沟通、堆积误解、最后一发不可收拾。其实只要能好好沟通,先不谈理解与否,心的距离就拉近了,这是理解的前提。

  30一过,想不变都不行。

  宋子文:看来你真是有感而发。

  顾小白:30一过,想不变都不行了(笑)。其实我跟父亲之间的所谓冲突与沟通更像李安电影里那样,隐忍不发,甚至还没那个激烈,但这种闷着的压抑有时候更伤人。在《红色康拜因》里,我更多是引申,更想在故事质感上做的冷冽、硬朗一些。

  宋子文:电影里有没有什么段落是从发生在你身上的真事儿变过来的?

  顾小白:电影里面只有一场戏是从我的亲身经历改过来的,就是在旅程的尽头,父亲带着儿子一起进城,到所谓的“大学盛殿”走了一趟,俩人看似无话,内心却波澜起伏。真实的经历是,我刚到北京上大学的时候,是我爸陪我来的,我那时候第一次背井离乡到大地界儿,真像丧家犬一样,念天地之悠悠啊,心里特别难受,现在想想真是软骨头,但我爸也特难受,他就带着我在大街上一言不发瞎逛,都低着头,什么景都不看,一逛就是一晌,后来我们坐在街心的长椅上,看着眼前的车水马龙,眼泪就都掉下来了。

  性欲青春:只能自慰的幻灭

  既然事关青春,影片中便没有回避与性有关的敏感话题,在刻画了儿子与小妓女之间的荒芜邂逅与微妙关系后,《红色康拜因》大胆地表现了儿子在黑夜里手淫的场面。更为令人震惊的是,父亲在窥伺到这一幕后,居然想出一个出格的方法来与儿子达成和解——他亲手掏出一百块钱,递给那个小妓女,让他满足儿子的性渴望,替儿子买春。

  青春的宣泄有时跟性欲无关,等同于一次自虐的长跑。

  宋子文:青少年手淫这样的场景可是犯禁的啊,怎么想到做这段儿的?

  顾小白:青少年不手淫谁手淫啊?我记得小时候看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唤》,后来就记得他写里面的孩子刚学会手淫,另一个大一点儿的对他说,晚上睡不着的时候来一下儿,很有用的(笑)!手淫这场戏自然而然就想到了,没想刻意做什么吸引眼球的效果,里面那个儿子都快压抑疯了,他想杀父,却无从下手,然后他又被“初恋”给弄拧巴了,他实在是无路可走。我不知道你的经验是什么样的,我觉得如果说手淫在一开始都是无师自通的性觉醒的话,一旦学会了,更多变成青春期的宣泄。甚至等你长大了,你还要靠它来宣泄种种积郁。《红色康拜因》里这场戏,重点表现了儿子的双重内心,一是他的极度压抑与宣泄,二是他青春欲望的觉醒。手淫不是又称“自慰”嘛?谁来安慰你?还得靠自己。

  宋子文:这个我很认同,记得同龄人都有过类似的性苦闷,多数人都欠缺与女孩子沟通的能力,也都不会象现在的孩子这样的大胆。手淫的现象很普遍,记得上学时,黄色画报以及色情书刊几乎是集体供应的,当然与手淫一样,都是地下活动。

  顾小白:后来就都变成成人网站了(笑)。刚有互联网的时候,大家不都在疯找更刺激的链接吗?等你长大一点,你一回想,你就发笑:那其实就是宣泄,甚至跟性欲无关,基本上等于下雨天打孩子,或者一次自虐的长跑。

  “初恋”隐喻着最美好也最残酷的少年时光。

  宋子文:就差十来年,思想却都不一样了,现在你还听说过有哪间学校有“强奸事件”,可咱们那时候比比皆是。我在上中学时,一年总有几次这样的事,就算发生了,学校与家长也不会报案,一般都会选择冷处理,直接退学了算了。更有甚者,男女都不说,学校家长也都不知道,直接息事宁人。

  顾小白:不同年代有不同的青春冲动和性觉醒,但本质都一样,更多留下伤害,然后好了伤疤忘了疼。可那都是选择性遗忘,都是假装忘了,冷不丁某个夜深人静的时刻,你就又开始缅怀往事了。“性”这回事儿咱就不多说了,它太正常了,想不发生都难,遮遮掩掩更无聊,更做作。这场戏,再加上后来一场女孩儿强迫儿子与她发生关系的戏,我们在讨论和写剧本的时候,更多是想表现青春的阵痛,对儿子而言,那是一场似有似无的初恋,它朦胧而静美,却在瞬间就被撕碎了,还是他爹亲手撕碎的,他好心办坏事儿……你不同样深陷在“初恋情结”里吗(笑)?就此说说。

  宋子文:(笑)是我采访你,还是你多说。

  顾小白:我没初恋,只有暗恋,一场接一场。但暗恋不就是初恋吗?那一场永远是最美好的,谁都别给我打碎了(笑)。“初恋”隐喻着最美好也最残酷的少年时光,每个人的少年时光在以后的岁月里都会被粉饰成阳光灿烂的日子,到后来你无论何时看见小时候暗恋的那个女孩儿,就算她已经面目全非了,你心里还在跳呢,不管你是真跳还是假跳。要不然怎么会有《大人物盖茨比》那样的经典?我前不久还听说一真事儿,就是“盖茨比”的中国翻版,比那个还绝,一个上海的大鳄,在功成名就后还怀恋初恋女友,后来遇到一个长得很像的,就泡上了,这个女孩儿后来为了赢得大鳄欢心,整了很多次容,最后整成跟他的初恋女友一模一样……这已经成了病态的传奇了。

  中国父亲怎么就不能做出“替子买春”这样的事了?

  宋子文:王朔老师不都站出来说,真事儿比小说牛掰多了嘛!但话又说回来,后来父亲替子买春,这样的段落是否会让人觉得有些不可思议,有违常理?

  顾小白:说实话这段儿故事从讨论到下笔我们都很存疑,这是一个中国父亲能做出来的事儿吗?这样的段落写出来,会不会又被人购病为“哗众取宠”,或者“故意表现阴暗面”什么的?我不顾虑这些风言风语,我只顾虑情感合理性,但最后我打消了自己的顾虑,因为我相信那样的环境+那样的内心,是能加剧人物的拧巴的,从而做出所谓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们每天看到社会新闻上有那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你没法理解,比如这两天刚发生这件刘德华的女歌迷的父亲在香港跳海自杀的头版头条,我看完之后当然也很震惊,但我特别想去理解他和他女儿的动因,我觉得如果能走进他们的世界,完全可以拍一部非常有劲儿(醒世)也非常伤感的电影,你想想韩国的《杀人回忆》?道理都是一样的,我相信作为一个已经看过《红色康拜因》的人,无论你是普通观众也罢,还是影评人也好,你应该能够理解并接受,剩下的优劣评判,就是影片本身到底拍摄落实得好不好的问题了。

  宋子文:我觉得也并不难理解,事实上父亲总在寻找与儿子沟通的渠道,但是随着矛盾的加深,隔阂越拉越大,沟通也就成了一种单相思式的个人想法,情急之下没有良策,自然而然也就跑了偏。按旧有的、尤其是农村的父亲观念,儿子对自己不满,肯定就是因为没有得到想拥有的东西,成家、嫁娶、置业这样的事本来就都得靠父母操办,所以他怎么想都是天经地义。在看到儿子和小妓女的来往以及手淫之后,自然就会想到这是他目前想需要的,替他买春的行为,可以看做是他与儿子在沟通失败之后的又一次尝试,也可以看作是一次对儿子的荒唐的收买行为。可以说他是在利用这个女人,用金钱与性搭建一个与儿子之间的桥梁,但事实上适得其反,两者的矛盾不仅越来越深,甚至就此被激化,促成了儿子对他的疯狂报复行为。

  在路上:守望与放逐

  康拜因“在路上”,上面载着五年没有回家的父亲,以及即将背井离乡走进城市求生的儿子。都说麦田里的康拜因收割的是希望,但事实上换回来的结果却令父子都为之痛惜。二人的和解,并没有换回一个完整而有生机的家庭,反而是将他们分隔得更加遥远。造成这样后果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生存。现实生存环境的日渐窘迫,让两人又重新各奔东西踏上求生之路。

  不只是苦难,更是另一种《麦田守望者》。

  宋子文:在我看完这个故事之后,第一个想到的还是底层社会人群的生存问题。影片很多细节都有这样的忧虑,比如体弱多病的父亲仍旧要靠越省跨区割麦维生,年少的儿子在求学梦想破灭后选择进城打工,小妓女回乡后无法摆脱心理阴影而重新回城……

  顾小白:这么说确实没错,但说多了就又成了老生常谈的“关注底层”了,这肯定是我们做这部电影的最大前提,而我之所以想写、敢写这个所谓的农村题材电影,也是因为我对他们的生活有所了解,别说你不是农民的孩子。但如果只是单纯的展现生存和苦难就没劲了,现在多少人打着这个幌子在挂羊头卖狗肉呢,比如《江城夏日》什么的(笑)。

  其实我更喜欢这个“在路上”的寓言,它是另一种情感上的“麦田守望者”,是另一种“放逐”。就算你不是农民,不是底层,你也在路上,你也在守望,你也在绝望,你也被放逐,所以我们开玩笑的时候还说这部电影既是公路片,还是西部片(笑)……都是人性状态和情感状态的缩影,我只想被情感打动。我被打动了,我就知道怎么写了,这比什么剧作法都有效。

  我们都是无家可归的人。

  宋子文:我觉得故事本身对准这些人,还探讨了一个寻找归属感的问题。他们都有自己的家乡,但是,在他们的心里那叫作“家”的地方却并不属于自己,没有任何归属感,他们左右矛盾,自己的现在、未来、希望在哪里?他们自己也搞不清楚。就象故事中出现的那个搭车的大嫂,她是被人贩子从贵州拐卖到西北的,她被解救出来回乡后,却发现那个原始的家已经不再被自己牵挂,自己的心思仍在几千里之外的大西北,那里还有自己的丈夫与儿女。她一相情愿地跋涉回去,寻找心目中的归宿,但她也不清楚那个曾买她回去的男人还会不会接纳她,幼年的儿女们是否已经忘了她这个母亲。她左右矛盾,却又坚定不移,因为在她的意识里只认定去了就有一定的希望,而不去,则就完完全全是绝望。

  这与儿子最终选择离家进城务工的道理是一样的。他也不能保证那个城市就能给他带来更好的生活,但至少有一点,他主观认为旧有的那个家,事实上已经不存在或根本不属于自己了。他后来的生活也不好,总跟工友借钱,而且还跑回家偷偷拿父亲的积蓄,等于重蹈了父亲的旧辙。他也曾犹豫,试图留在农村,但却没有那么做,他最终还是选择了通往城市的小公共,那里虽然不是什么好地方,但对于他这个无根的孩子来说,至少还有个希望在。

  顾小白:(笑)你太有才了!……我们都是无家可归的人。

  《红色康拜因》写在《好奇害死猫》和《三峡好人》上映之前。

  宋子文:(笑)好吧,不装蛋了,说点儿有意思的,我看《红色康拜因》里面男孩和女孩儿没搞成那场戏,跟张一白的《好奇害死猫》有一拼啊,而那个千里迢迢重返大西北的贵州女人,则又跟《三峡好人》的关注对象有相似之处,不担心别人看了说你模仿吗?

  顾小白:《好奇害死猫》和《三峡好人》,我都是在《红色康拜因》拍完之后才看的,也觉得有相像之处,但我心里有底,不一样的故事就是不一样的故事,小鱼儿和花无缺像不像?可他们却太不一样了。我不知道你怎么看我写的这个所谓剧本处女作,单从故事和剧作上来讲,我还是挺自信的,唯一的遗憾是,当时开机太急促,我必须在很短时间内完成台本,所以来不及推敲台词,基本上都是想到哪儿就写到哪儿,所以不是很精炼,要是再精简推敲就好了。

  结语:《红色康拜因》,杀人不见血。

  可以说,《红色康拜因》是那种看起来平静,但骨子里却残酷得让人打冷战的故事,以往,把这种经验称之为残酷青春,是这一代文学青年们隐隐曝露出来的情感隐私。我相信许多七十年代生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身上都有种刀扎针刺都不见流血的倔劲儿,正因为倔,所以才频频犯错,很多错误当年看起来都不太当回事,但放到现如今想想,就显得格外残酷、格外骇人。

  尽管小白说这部电影的故事跟他本人关系不大,但我总能通过剧中人的言行举止看出他的影子、他的创痛、甚至还有他的忏悔。我想,在我们这些以旁观者身份介入进来的同龄人眼里,又何尝不是如此?青春期的叛逆与放任,既打破了父权框架的禁锢,使自己早早独立起来走了出去,但也伤害了父辈们的期望与尊严。我们今天的生存状态,完全是建立在牺牲父辈的前提下,无论是在身体还是精神层面上。我们留下了一生的阴影,他们同样也背负了一辈子的创伤。两代人之间的这一轮斗争,没有最终的胜利者,大家都败给了这个混沌而冰冷的时代,败给了这个不断在变化中筑起、坍塌的社会框架。

  

  
(责任编辑:宋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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