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望天吼》和《茶馆》有着某种亲缘,许多人亲切的称之为“津味的茶馆”。
一如“望天吼”是玉中的珍品,话剧《望天吼》也是中国百年话剧中的精品,它是一部具有玉那种“绚烂之极归于平淡”境界的大制作。
故事发生在30年代918事变前后,天津被日本殖民的动荡时期。天津古玩店“恒雅斋”的老板赵如圭始终把玉的温润当作自己安身立命的行为准则。他做人玲珑温和;和《茶馆》的王掌柜一样,他信守来的都是客,讨人人的喜欢、谁也不得罪。但与王掌柜不同,在他身上有一种儒商的风范。他周旋于太监、军官、洋买办之间,以柔克刚。以自己独特的生命式样活化了天津“卫”这个大写的“卫”字——守卫国家之尊、守卫民族之本、守卫道德底线和人的尊严。剧中的“天津时调”贯穿始终,荡气回肠;蕴涵深厚的津味文化和地方风俗人情(如“鬼市”、洗三、请娃娃大哥等)更是展示了中华文化的神韵。
剧作将民族怨恨和个人情愁纠结在一个戏剧情境之中,通过殖民统治时期的天津人如何守护住自己生存之地的故事,使我们体察到了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天津这一方水土一方人的生命样式——国家之尊要不要守护?民族精神要不要守护?道德底线要不要守护……在剧的结尾处,意味深长。赵老板让他的下人猜猜“望天吼”一旦发声将是怎样的“吼”。下人吼了几声终觉得不像,赵老板说:他要吼也是无声的吼——大音稀声,大象无形……至此,剧作完成了其艺术精神的升华。戏由情境而至气境,最后达到了格境。宗白华《美学散步》艺术的三境:“始境,情胜也。又境,气胜也。终境,格胜也。”“情”是心灵对于印象的直接反映,“气”是“生气远出”的生命,“格”是映射着人格的高尚格调。剧作的大气、正气和豪气,在赵圭如身上体现得淋漓酣畅。他已经不再是一个个体儒商,而是中华民族气节与精神的化身。尽管戏剧情境是在一个特殊氛围中展开,然而,正如导演在演出的宣传单上所指出的:“解读过往的人生并不是为了怀旧,而是一种生命价值的追问。”
无疑,潜行于剧中的精神守护和生命追问,提升了剧作的艺术品格,使其具有了一种崇高之美。在演出的节目单上,导演王延松的话感人至深:
中国话剧即将百年。就在100年前,戏剧革新家戈登·克雷这样说:观众到剧场去,并不是为了消遣,也不是为了忘却,而是为了心情激动地去回忆。回忆生命力,他们急于要看到戏里充满了生命力。在那里每一个人,都尽力使自己为那激动人心的东西做出贡献——那是“信仰”的激动。因为,剧场不是酒吧间,它是一座著名的圣殿。
有信仰的戏剧直视我们的内心,任何矫情都显得毫无必要。对生命而言,悲伤与欢乐同等真实,平凡的喜乐与生死没有哪个比哪个更重要。关于生命, 我欣赏这样一句话:生命本质上是追求更多的力量。
这也许是人类在现代化进程中最终要找到的东西。
坚守,体现着艺术精神的神圣性;是优秀的艺术家高贵的审美伦理。他们往往寄寓于“万古之性”,在正义与尊严的激发下追问生命,成为为崇高目的服务的仆人。而如今的世界,与王延松并行的是大批涌现的匠人们,他们则呈“一时之性”,多以个体私情媚俗……他们的创作多是迎合市场,不能为生命与崇高的激情所激发,他们的创作不能说是微不足道的;他们从反面验证了崇高的缺失造成的精神侏儒化,而这也是现代人最严重的精神疾患。
《望天吼》让我们再次玩味起尼采的话:让我们固守崇高,有尊严的活。
就艺术而言,在趣味和感觉背后垂帘听政的是审美感动。能让审美感动与冒牌的煽动区别开来的,往往是通过蕴涵深刻精神内涵的情感而表现出来的审美精神。如今大量媚俗作品的横行使我们的审美敏感性已经磨损到麻木的程度,以致我们远离了戏剧所带来的强烈的感动。流行的影像日益毒害着我们,在机器过滤以后,我们无法触及自己的内心最敏感最柔弱的部分。我们的全部官能似乎都被享乐和迷醉调动,对具有净化意味的感动,它们几乎成为了无效的存在。
《望天吼》让我们再次拾回了自己的审美敏感,内心再次被净化、升华。
《望天吼》给予我们的这份感动“不是一种乐趣,而是一种苦痛的愉悦。”(利奥塔《非人》,139页)是一种大愉悦,一种我们自身生命的大气节被激发、萌动乃至生气蓬勃而产生的精神愉悦;更是导演所说的:“在《望天吼》中找回戏剧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可能丢掉的东西——戏剧是一种信仰。”
《望天吼》这部“从里到外,从前到后统统好看的话剧” 。确实重新建立了人们对话剧的信仰。
当话剧百年悄然而至时,许多人发出了“拿什么拯救话剧”的呼声,其实,曾经沧海的中国话剧,一百年来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正常,更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昌盛。只要走进剧场,只要正视王延松等行走在世道人心上的戏剧的锋芒我们你就没有理由抱怨……在多元化的话剧演出中肯定有“一款”是你喜欢的。只要走进剧场看一场《望天吼》,你就会感到我们古人所说的:“孝养家、食养生、戏养神”……(来源:搜狐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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