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编剧出身而有“文学导演”之称的桑狐，对剧本的重要性比一般人有更深刻的体会和认识。或者换句话说，作为导演他相当的谦虚。他曾经这样说过：“有一种主张，认为决定一部影片成败的，主要是导演而不是剧本。但我始终认为，影片的成功与否，关键还是剧本。一个优秀的剧本，如果导演不称职，不一定能拍成一部好影片；反过来说，如果剧本的质量很差，那么导演的本事再大，也肯定拍不出好影片。——决不能因此产生一种错觉，由于编剧不参加实际拍摄过程，就认为编剧的作用不大，把导演当成影片的主要作者。我认为一定要树立重视文学创作的观念。我想，比较科学的说法是：文学剧本是基础，导演则是摄制组的中心。”（26）见桑狐《几点感想》，载《当代电影》1991年4期。用这段话概括张爱玲与桑弧的合作，应当说是恰如其分的。

　　关于《哀乐中年》的编剧究竟是谁，有过不同的意见和看法。1990年，美国郑树森教授认为：“《哀乐中年》的剧本虽是桑弧的构思，却由张爱玲执笔。”椐此，台北《联合报》副刊连载《哀乐中年》的剧本时，竟署名张爱玲。但张爱玲自己在写于1990年11月6日的一封信中却说明了事情的原委：“伟贞小姐：今年春天你来信说要刊载我的电影剧本《哀乐中年》。这部四十年前的影片我记不清楚了，见信以为你手中的剧本封面上标明作者是我。我对它特别印象模糊，就也归之于故事题材来自导演桑弧，而且始终是我的成分最少的一部片子。联副刊出后您寄给我看，又值贱忙，搁到今天刚拆阅，看到篇首郑树森教授的评介，这才想起来这部片子是桑弧编导，我虽然参与写作过程 ，不过是顾问，拿了些剧本费，不具名。事隔多年完全忘了，以至有些误会。稿费谨辞，如已发下也当璧还。希望这封信能在贵刊发表，好让我向读者道歉。”（27）参见苏伟贞《张爱玲书信选读》，载陈子善编《作别张爱玲》，文汇出版社1996年版，7-7页。其实，当年也发生过这样的误会。1948年第2期《电影周刊》出版时也曾称《哀乐中年》的“编剧是张爱玲”，但随后一期马上又作了更正：“文华公司导演桑弧继《太太万岁》后新作已定《哀乐中年》，上期本刊说《哀乐中年》系张爱玲所编，这是一个小错误，《哀乐中年》实际上是桑弧自己所编，而且已写好三分之一，这一个月中想把它杀青，开拍之期则排定在石挥导演的〈母亲〉之后，大概要在中秋左右了。”

　　桑弧本人在回忆《哀乐中年》的创作时说：“这是我亲耳听到的一个故事，我把它改拍成了电影。这个故事实际上是一个正剧，而我则用了一种喜剧的笔触来写，里头甚至还带有一点悲剧色彩。因为我觉得在‘笑’的中间还应该有一些苦涩的味道，这样的喜剧才是比较好的喜剧。——石挥演的这个角色，生活中不是小学校长，是我改的。他在儿子送给他的墓圆上建了一个小学校，在这里重新开始教一批学生。这个意思是说，50岁不是人生的终结，应该是人生的一个新的起点。另外，他与老朋友的女儿结婚，也冲破了传统的观念。总之，影片里有这样一层主题——生总是要比死重要，生活着和工作着总是美丽的。”（28）见陆弘石、赵梅《桑弧访谈录》，载《当代电影》1996年6期。我们看到，在影片《哀乐中年》里，虽然仍然有张爱玲的影子，但基本上可以说是桑弧的创作，代表了桑弧的民间型知识分子的电影文化价值取向。他把幽默讽刺的喜剧性因素与缠绵哀惋的悲剧性因素融为一体，与费穆的《小城之春》一样在夹缝中开辟自己独特的艺术道路。

　　法国电影评论家扬·托平认为：“如果说在《太太万岁》里，桑弧必须去适应当时流行的俗套，那么，相反，他的《哀乐中年》则完全显示了他的个人风格，这是一部绝妙的中间色调的讽刺作品，它更接近日本大岛渚早期的风格，而不是好莱坞的风格。——对于主人公与小姑娘维持进步关系的这种描写，显示出奇迹般的柔情、怀旧和幽默（求婚的段落）。而最后几段经大刀阔斧处理的戏，则比十个革命的‘大团圆’更有力。”（29）引自中国电影资料馆编《海外评论家眼中的中国电影》，第51页。香港评论家刘成汉也说：“《哀乐中年》不但构思独到完整，而且充满着高度成熟的幽默和韵味。可以说是内容和技巧都接近完美的中国电影，亦是四十年代光芒四射的一部作品。”（30）刘成汉：《中国电影回顾》，见《电影赋比兴集》第134-1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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