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红莲和阿贵结婚

　　在影片的第九本开始，是阿贵和红莲结婚。洪常青讲话之后，“在一边的乐队演奏起乐曲，琼花拿起碟碗从人群中走出。”

　　琼花：“嗳！跳啊！”（众娘子军和青年们都纷纷跳起舞来）

　　一队奇特的乐队……在演奏着舞曲，洪常青走来，他接过叮咚木，起劲地敲打着。

　　乐队在给跳舞者伴奏着，（摇）常青敲着叮咚木。

　　琼花与小庞在跳舞。

　　乐队在演奏。

　　连长给阿贵敬酒，红莲拉过正在跳舞的琼花，给她喝米酒。

　　〔小庞：（在一边喊着）“琼花！”

　　琼花：“就来了！”〕

　　丹竹与小庞在跳舞。

　　洪常青敲着叮咚木。

　　琼花与小庞在跳舞

　　全场一片欢乐。

　　大概是为了表明琼花和常青之间是没有爱情的，所以不让他们两个跳舞。大概也是为了表明在红军中，所有的战士之间都是友爱的，所以设计了小厐或者和琼花跳舞，或者和丹竹跳舞。这都是表面的现象。我们需要研究一下这一场戏的镜头与镜头之间的关系。我们在这一场戏中间找出洪常青、琼花和乐队这三个要素。

　　从镜头的组接关系上来看，琼花走出队伍，开始跳舞的时候，是洪常青讲完“庆祝丰收、祝贺红莲和阿贵大喜”的话之后。这两个镜头之间的媒介是乐队。而后，在琼花开始跳舞（中景，琼花和战士们在一起）之后，又是由乐队的镜头过度到“起劲地”敲打叮咚木的洪常青。这是个洪常青的远景，画面当中他被群众围着。乐队继续出现，跟着的是洪常青敲叮咚木，（变成了近景）并且由常青的视线看到正在欢乐地跳舞的琼花（近景）；又是乐队，然后琼花喝酒，然后是洪常青继续敲打叮咚木（上半身的特写），然后琼花继续跳舞（近景）。随着琼花和洪常青的形象的越来越突出，我们注意到，在最后一次组接中，洪常青和琼花之间的媒介没有了。也就是说，虽然这是红莲结婚的戏，但是观众已经可以很显然地看出，琼花在快乐着爱情的快乐，洪常青在幸福着琼花的幸福。

　　我们不由得要再次引用在郁闷中写作的梁信的话：“为什么要安排一场红莲结婚？”（10）这个问题的答案非常明显，那就是红莲结婚是不重要的，通过红莲结婚表达琼花和洪常青的爱情的飞跃性变化才是重要的。梁信说：“现在电影上红莲叫琼花喝酒，当初作者是别有用意的。”（11）这个别有用意指的是他在初稿中写了跳舞之后，结了婚的红莲鼓励琼花找常青好好谈谈。而琼花和常青在走向山坡“谈谈”时候，“身边有几队伴侣走过”，远处还传来晚会上的情歌：“十里长亭槟榔林，送郎当红军。槟榔自古为媒证，一片槟榔一片心。”之后琼花送了一包槟榔给常青。常青说：“在我们家乡一带，是不能随便接姑娘的槟榔……”琼花则说：“我也不是随便啊，常青同志！这是头一次！……也算，最末一次……”然后常青“用激动的双手，捧住琼花捧槟榔的两只手。”（12）

　　梁信为了将这样美好的爱情戏删掉而感到惋惜，所以他不惜准备着社会舆论的抨击，为爱情戏做了说明。

　　那么谢晋的态度是什么呢？

　　不论是红莲结婚这一场戏，还是关于影片《红色娘子军》中洪常青和琼花两人之间有无爱情这个线索，谢晋在写于1959年11月24日的《导演阐述》和影片完成之后的《导演创作札记》中都没有做一个字的说明。（13）但是这并不能说明谢晋没有态度。在1979年拍摄《啊，摇篮》的时候，他不仅讲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剪掉了爱情戏”之后，后半部分出现了“概念化的东西”，他并且捎带着讲了当年陈荒煤的看法，“当这部戏送文化部审查的时候，荒煤同志看后觉得很遗憾。”（14）时隔20年以后讲这一番话，这就是态度。而可贵的是：虽然在1959－1962年之间，谢晋没有为洪常青和琼花的爱情的存在用书面的语言讲过一句争取存在的权利的话，但是他是在用镜头讲话的。从以上我们所描述的6个与爱情有关的场景来看，即使这是被删节过了“洁本”戏，但是爱情的关系是深深地存在于镜头的结构之中的。虽然我们为梁信在1962年为爱情戏呼喊的勇气感到钦佩，但是我们更为谢晋的运用电影语言，将观众的愿望予以安抚的智慧而惊讶。甚至我们可以这样说，正是因为现在的《红色娘子军》中没有明确的爱情戏，爱情的表现才显得如此的电影化，如此的值得推敲。也许梁信的惋惜是在为喜欢情节的观众看不到爱情戏而惋惜，但是假如我们能够仔细地分析这几个场景之间情节结构和镜头组接的关系，我们便不会惋惜，因为爱情并没有真的被剪掉，爱情以它在那个年代只能够的最隐秘的方式被书写。

　　梁信所引用的天津观众的信中说：“当我看到在分界岭琼花遇到洪常青。他俩又走上了大桥，我想坏了！作者又用庸俗无聊的爱情塞给观众了。但是还好，作者的成功之处（！），就是没写他们谈情说爱。如果真写下去，不知怎样肉麻……”（15）假如梁信所言，爱情是古往今来的“国际问题”，是人人有份的，为什么中国观众那样厌恶爱情？为什么中国人、中国的电影自50年代末就长期处在了一种极端自觉的对爱情的抵制和耻于言说、耻于观看中？显然，中国人不仅拒绝了解电影的本性，也拒绝了解自己的本性。

　　众所周知的是：反右之后的中国人的好恶，一般来说是以毛主席的好恶为好恶的。所以，当我们看到一种认为毛泽东的文化思想，是一种力图使得文化“净化、纯粹、透明的乌托邦”思想的时候，问题就比较清楚了。也就是说，在以革命和推翻旧秩序为基本特征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生产的过程中，“不能容忍日常生活的多样性和复杂化，不能容忍诸如人性、人道主义、人情以及现代主义的滋长……中间人物、无冲突论……家务事、儿女情”，都会因为不符合理想精神而遭到批判。（16）所以，从反右运动直到文革结束前的中国文艺和文艺的接收者都耻于、实际上是惧于说爱，因为这是政治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讲，《啊，摇篮》实际上是在弥补《红色娘子军》的缺憾。当影片一开始肖旅长就让李楠从火线上撤下来去护送保育员的孩子，这就是在提醒李楠的女性的、母性的身份；等到他第二次见到李楠，借着亮亮的红玻璃去看李楠的时候，他说：“真好看！”他明白地表达了自己的爱意，这就好比是《红色娘子军》中红莲结婚一场戏，就是为了表现在洪常青眼里，琼花的美丽和活力；而当李楠和孩子们要过黄河，肖汉平将蓝包袱交给李楠之后，大红马跑到了河边，良久，被肖汉平拉回来，这正是两个主人公内心剧烈的情感活动的奇妙的外化，这就好比是琼花在手术台上的时候，洪常青握在手中的宗宗作响的怀表；最后，他们在认亲会上认养了亮亮，这个让他们结合的小小的理由。谢晋保持了他以含蓄的、戏剧性的、有意境的方式创作的风格，使得这里的爱情获得了比《红色娘子军》更多的公开性，但是“说不明白”和“有意思”的特征，却与《红色娘子军》有共同之处。

　　1979年，年近40的祝希娟，是成长了的祝希娟，20年间的互文写作，使得《啊，摇篮》在很大的程度上成为了《红色娘子军》的续篇。我们甚至可以这样猜想，正是59年底的时候谢晋拍摄《红色娘子军》需要带着“不准说爱”的铁链跳舞，所以他跳得很有水平，不比《啊，摇篮》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