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杨帆的人都知道他兼着双重身份：一为海帆酒吧老板，“东有三里屯，西有海帆”，可见他的酒吧在京城中占据着何等地位；一为手风琴演奏家，自1992年在上海举办首场个人音乐会后，又分别于1994年和2005年在北京音乐厅和保利剧院推出了手风琴独奏与交响演艺会。他还出版了个人CD专辑，为顾长卫的柏林银熊奖获奖影片《孔雀》配乐，在教学领域也称得上桃李满园。那么，杨帆是怎样看待自己这两摊如此红火的事业呢？用他本人的话说：“经营酒吧只能算副业，音乐才是我的永远的主题”。在这里，我把他这种用经商供养音乐的典型生活方式姑且称之为“杨帆现象”。

　　大凡被称为“现象”者，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现实生活中，许多人为了实现自己的艺术理想而长期从事着艺术专业以外的工作，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不胜枚举。他们当中有的经过不懈努力，最后如愿以偿步入艺术的殿堂；有的却终因没能受到缪斯女神的眷顾，不得不选择放弃。从这个意义上讲，杨帆是幸运的，他出生在一个音乐家庭，早年参加部队文工团，后来还考入音乐学院接受正规教育。他所经营的海帆酒吧，本身就是一个熔古典与通俗音乐为一炉的艺术沙龙。即使杨帆不举办音乐会，不出CD，不搞配乐和教学，他已然处在“艺术化生存”状态中了，着实令人艳羡。但是，正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副业总是副业，什么也无法诱使杨帆改弦易辙不去做那些让很多人匪夷所思的事情。

　　在8月1日“杨帆手风琴独奏交响演艺会”前夕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我针对广告张贴画上的两句话表达了看法：“‘一个情绪化的疯子’，我不敢苟同，艺术家本来就应该是驾驭平衡的大师，杨帆在‘艺术化生存’的层面上非常完美地做到了这点：他亦文亦商，以文促商，以商养文，实属难得，何疯之有呢？‘一个偏执的音乐家’，我倒是非常赞成。英特尔总裁葛鲁夫曾经说过‘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在信息时代、网络社会和知识经济的海洋里，惟有像杨帆这样执着追求理想境界的音乐家才能一如既往地牢记自己的使命，不断攀登艺术的高峰。”

　　我所说的“艺术化生存”是相对于“数字化生存”而言的。10年前，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一书里，描述了数字科技给传统的工作、教育、艺术和娱乐生活方式所带来的冲击，启发了人们关于今日世界和它的奇妙未来的认识。自有人类历史以来，对于自由的追求永远是生命的最高目标——把心灵从包围它的多重强制和约束中解放出来。而享有这种自由，一直是艺术家生活和工作中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在过往的社会形态中，受制于恶劣的生存环境，教育机会的不均等，高昂的制作与传播成本等因素，专门从事艺术活动始终是少数人的“特权”。如今，随着数字技术的高速发展，“大众”传媒正在演变成为人与人之间的双向或多向交流，每个人，无论他或她是否业内人士，都有资格发表作品，展现自己的艺术才华。FLASH和DV等个性化技术手段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影视界专业化团体的垄断；通过新一代互联网络，分散在不同省市的乐手甚至可以共同排演摇滚乐。新技术革命所引发的“无边界浪潮”，打破了企业，行业，乃至国家的固有疆界，艺术圈自然不能幸免，专业和业余的藩篱已被冲得荡然无存。一言以蔽之，“艺术化生存”时代正在来临，“杨帆现象”就是一个真实的写照。

　　让我们来到杨帆演艺会现场看看吧。是夜，保利剧院，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到处可见熟悉而亲切的面孔。在祥和欢乐的气氛中，大家期待已久的这场友谊的盛会和音乐的飨宴终于拉开了帷幕。我观赏的各类演出已经数不清楚了，但是像这种以手风琴为主，融交响乐、舞蹈、歌唱、舞台制作和场面调度等多样艺术元素于一体的音乐会，阵容之宏大，色彩之绚烂，震撼之强烈，我确实头一回领略。早在一年多以前就听杨帆说他正着手准备一台节目，可怎么也没想到在手风琴日渐式微的今天，他竟然整出这么大动静，难怪人家说他“疯”了呢。尽管著名的主持人和指挥家串联了全场演出，辅之以庞大的乐队和几多一流的演员助阵，杨帆与他的手风琴始终作为音乐会的主角，把一首首美妙的乐曲传送到剧院的各个角落。其中既有《马刀舞曲》、《手风琴协奏曲》等传统乐章，也有众人耳熟能详的《打虎上山》、《快乐的女战士》、《卖花姑娘》和前苏联歌曲等红色经典。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晚会临近尾声时的那首《送别》。在银铃少年合唱团的孩子们稚嫩可爱的歌声中，手风琴用它那独有的音色由远及近，由弱渐强，一遍又一遍吟唱着那段让几代人回肠荡气揉心欲碎的旋律：凄婉，感伤和希冀，憧憬交织在一起，情真意切，感人至深。杨帆的眼眶中闪动着晶莹的泪花，在场的每一个人也无不为之动容。当银帆合唱团的成人男声部加入进来将音乐推向高潮时，我久久地凝视着杨帆，仿佛看到一位孤独的勇士，高蹈卓然，荷戟四顾，徘徊于长城外古道边，径自望断天涯路，却不见何处是尽头。

　　我断言，再也找不到哪个能像杨帆这样如痴如狂热爱手风琴艺术的人了，他把它视为自己的终身事业，而且为了它不惜一而再再而三地耗尽积蓄甚至借贷举办这等规模的音乐会。有评论道，这是“一段对抗偏见的手风琴复兴征途”。而我却要对杨帆说：你大可不必独自担负起振兴手风琴的重任，因为这绝非一个人的力量所能做到的。“偏见”不自今日始，美国文化学者保罗·福塞尔在上个世纪70年代出版的《格调》一书中，生动描述了西方人在乐器上所表现的等级观念：依照惯例，交响乐团根据声音的微妙程度来排列乐器组。弦乐身居高位，木管随后，铜管其次，打击乐垫底；按演奏难度分，手风琴最低，小提琴则近乎最高。一般而言，一种乐器能发出的音调越低，它的等级也就越低（巴松除外）。当然，如果听人说“我的孩子正在学习古大提琴”，你就接收到了一种有关等级的强烈信号，这种信号与对博物馆、画廊等古典文化兴趣紧密相关。说到吉它，则总是与吉普赛人等居无定所、或既无遗产，也无固定收入的群体发生联系，除非它被用来演奏古典音乐，否则它天生就属于低等------我们当然可以不把这种等级划分当回事，但随着西洋管弦器乐在中国的迅猛普及，原本的音乐格局被打破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人们对于乐器的爱好和选择日趋多元化也是非常自然的事情。手风琴在中国近现代群众性音乐的发展上曾经扮演过十分重要且难以替代的角色。这一方面是受到苏俄的影响，另一方面，是由于手风琴所具有的“轻骑兵”特点，在宣传革命动员民众的过程中起到了钢琴（不便搬动）与乐队（不便组织）无法达至的效果。星转斗移，时至今日，手风琴渐行渐远，慢慢淡出了大多数人的视线，以至于有人说，如果现在谁还想亲身感受手风琴音乐原汁原味的魅力，那就只能去到“基辅餐厅”了——那里有乌克兰手风琴艺术家的近距离表演。

　　是在说近距离表演吗？杨帆早在刚从音乐学院毕业时就已经这样做了。他背着琴走街串巷，在码头和广场，热情为普通大众演奏，竟使得梢公停浆，游人驻足，造成交通拥堵，引来警察进行干预。这个传统一直延续至今，每当夜幕降临，友人相聚，宾客满堂，酒吧大厅里总会响起杨帆那经由清朗、淡雅、及至激越，高亢的琴声。凡接触过杨帆的人，都能感受到他身上散发的热量，他的为人使人觉得温暖，他的音乐也同样传递着温暖；听不懂他琴声的人，自然读不懂他这个人。前面提到的新闻发布会后，几位年龄近乎孩子的记者，方才还在彼此间自以为是地小声嘀咕着什么手风琴已不算正经乐器之类的昏话，现在却煞有介事地围坐在扬帆的身边，翻过来倒过去问着那些近乎ABC的问题。在两三个钟点里，杨帆不厌其烦地给他们作着讲解。有几次我真想大喊一声：杨帆，他们是记者耶，你没有音乐启蒙的义务！可是这样管用吗？为了音乐，或者只要与音乐有关，杨帆从来都不计得失，全心投入。8.1晚会意外地拉开了杨帆与我等的距离，遂使我得以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审视对方。望着他在美仑美奂中挥洒激情，我暗自思忖：哪个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杨帆呢？是酒吧里的，还是舞台上的？是促膝而谈的，还是抚琴高歌的？直到本文行将收尾时，我仍没把握得出一个确切的结论。

　　杨帆是一个离开音乐就不能过活的人，音乐是他的最爱，是他生存的意义之所在。同样，离开音乐来认识杨帆无异于缘木求鱼管中窥豹，肯定是片面和不得要领的。尽管经过十来年的苦心经营，他创造出了远远超过基本生活所必需的物质财富，但是，他没买汽车，没去游山玩水，甚至也没有成家。他依旧素面朝天，每天除了忙生意外都把剩余的时间用来拉琴，依旧每隔几年就倾囊而出整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大动作。从这点上看，他又是一个因了音乐而不能过“正常”生活的人。也许有人会因此认为“杨帆现象”的主人公是一个比较极端而不带普遍性的典型，我却更加坚定了这样的信念：“艺术化生存”正在向我们每个人走来，只不过幅度各有不同而已。不久前，我曾在一篇评论年轻小提琴家陈曦的文章末尾处写道：“倘若音乐艺术确有其使命的话，在我看来，那就是造就愈加完美的人生”。如果有人觉得把这句话挪来作为本文的结束语稍显重复的话，那我就再引一句哲人的名言：“人类应当诗意地栖居在这个星球上！”很不幸，时下某些房地产商常借这句名言来替他们的兜售行为作注脚，相信睿智的读者一定能够反其意而理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