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你刚才说还没有展示完，那么你以后还会不会拍类似的这个时期或者有关年少青春回忆的片子？

　　王小帅：贵州这个背景的还会有一些。实际上八十年代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时期，是一个从旧到新的换界面时期，很想再去做一下。

　　记者：很多人一开始拍片的时候都喜欢拍跟自己的经历有关的故事，你为什么到现在才开始？

　　王小帅：因为条件不成熟。其实一直想拍，但是没条件。90年代也想做这个事，但要把握过去时代应该具备一些条件，当时不是很充分。

　　关于调性

　　记者：象你们这一批人，还是有些共性的东西，比如贾樟柯和你，东西都很沉郁，也不算悲情，但很伤感很无奈，可是里面没有恨。看完了不一定有多感动多泪流满面，但是却感觉很贴，觉得跟自己的生活有关。这种调性是你的性格造成的吗？

　　王小帅：这是我长期的对电影的一种理解，长期的对文艺现象的思考。可能现在的老百姓习惯于被一些刺激的词所引导，比如你进电影院一定“保证你大哭”啊，某些电影“保证大笑”啊，“保证你感官刺激”啊，“惊心动魄”啊，现在的社会是用这种东西吸引观众，这是商业之道。其实任何一个真正好的东西，最高的境界不是煽情，不会让你用古典主义的情节去让观众产生有一种廉价的感动，而是一种不卑不亢的态度，如果哪个电影大师打出的旗号是“保证你一定大哭”，那对他来说是一个侮辱。实际上是应该有更大的悲悯、更大的情怀在里面，用艺术的力量去触碰你震撼你，而不会走极端，让你跟作品有一个自然的交流。这样的对话实在是很难，因为对电影的理解差距太大，没法去挨个解释。这种说服也好、再次教育也好，实在这不是我们能做到的，只能通过一己之力慢慢去改吧，我相信好的观众是存在的，只不过我没有办法跟他们面对面地进行交流。

　　关于第六代

　　记者：我看到有一篇文章中提到你呼吁第六代解体。

　　王小帅：我们93年拍片的时候叫第六代，现在新出来一个导演还叫第六代，第六代本身的含义等于是跨越12年的一个概念，其实已经不太准确了。我觉得每个人解决自己的问题比较好一点。而且现在已经不是整体共同面对一个问题的时候，不是上山下乡的年代了。最开始“第六代”被提出来的时候是想跟第五代区别开来，但是从长远考虑的话，还是自己分开来比较好，不要再把代性的划分继续延续下去，这样划分非常粗暴地把中国电影市场给简单化了。代性的划分或者说艺术团体的出现，往往是在一个社会变革的时候，要么是在一个文化思潮的统一的纲领下出现的一批有共同特征的人和作品，但都不会很长，“新浪潮”时间也不是很长，后来的时间都是个体单独发展了，后来也没有“新新浪潮”“新新新浪潮”，而是进入个性发展。象美国也出现东岸西岸，中国出现第五代，台湾出现的新电影啊这些，都是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出现的，不可能是人为做出来的。但中国有这样一个延续，从改革开放到现在。我承认在开始的时候，第六代的提法是有这样一个需要，是人们迫切希望的，但是现在评论家，媒体都不应该把注意力再放在代性的划分上。如果以后有什么新的哲学思潮或者社会变化，那自然会出现新一批有共性的导演，但是不能靠人的愿望人为地去定这个东西。

　　关于票房

　　记者：这个片子在国际上获了那么重要的奖项，但是票房却很不乐观。不单是你，今年的《孔雀》到《世界》到《青红》都是我们期待的国产的好片子，但是都没有得到所期待的票房，你自己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王小帅：现在的观众有条件很容易地看到引进的片子。这个时代不一样，这个时代是快餐消费的商品时代，人们看电影只是去消遣一下，只需要娱乐一下自己，而不需要感受有很深层的东西。时间长了，电影的文化功能已经退化了。再加上我们的发行体制、市场、电影院也没有为这样的电影准备一个空间。因为这是一个物质的时代，电影院都想赚钱，谁赚不到钱都很郁闷，所以很多电影院确实很难去吸收这种明明不赚钱的片子。即使放映了，周期也有限。其实我觉得这应该是自上而下的引导和调控，中国目前的文化观念已经很薄弱了，政府应该看看国家的民族的文化的失落到什么程度了。他要不要去做整体的引导和调控，还是任其发展？或者说怎么去拉回人们的文化信心？这些是我们个人做不到的，喜欢我们电影的人也是大有人在，但是走不走进电影院就是另外一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