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他的妻子提醒他“把元首的头摆到橱窗里去”,伯克勒连想也不想,就说出:“橱窗里不是已经有猪头了嘛!我们要元首的头干吗?”他对于法西斯所带来的一切都有着本能的反感。
面对着把人们吓得心惊肉跳的“纽伦堡法律”,他说:“那——纽伦堡辣味饼,纽伦堡玩具我倒听说过。可是纽伦堡法律?这是个什么玩艺儿?”
当比内尔告诉他,“纽伦堡法律”规定,亚利安血统的人不得与异种族分子来往,因此,他的牌友,犹太人布拉特就不得不逃亡美国,而他也就不能同布拉特来往。对此,他真是莫名其妙:“这可更妙了。五年来,每个星期四八点三刻来和我们玩牌的人,突然不能来了,就因为我们是异种族分子?这是什么法律?从什么时侯开始我成了异种族分子?”“我和布拉特玩牌,还要纽伦堡法律操心?我是维也纳人。” 他根本就没有把这个法律当作一回事,他带有一种天然的喜剧色彩。
再没有比“生日”一场戏,所呈现的喜剧性更为令人沉思。4月20日,是希特勒的生日,也是伯克勒的生日。妻子和儿子起来梳妆打扮,是为了庆祝元首的诞辰;但是伯克勒还以为妻子和儿子是为他过生日呢。在误会的喜剧情势中所隐藏的却是深度的悲哀。巡官到来,宣布今天不准营业,要为元首庆祝生日;这自然使伯克勒不快:“什么?我?什么德行事我都可以祝贺。如果不让我过生日,我也不给别人过生日。”得亏巡官比较厚道,否则,伯克勒就会给逮捕起来。只有哈青格尔先生还记着他的生日;但是,却让伯克勒觉得“在出生的年份”上,希特勒都跟他过不去,十分沮丧。正是在这样一个普通百姓连生日都不得过的日子,让伯克勒嗅到了血腥气。他对哈青格尔说:“我嗅到了血腥味。”
五
最后一场,疯子鲁勃尔的突然出现,意味深长。鲁勃尔长得同希特勒一模一样,同希特勒一样的腔调,一样的神精,这甚至让伯克勒感到恐惧。
真的希特勒死了,法西斯完蛋了。可是从这个疯子身上,可以看到希特勒“精神”是怎样戕害了一个普通人的灵魂,使之变成一个“希特勒”的崇拜者。看来鲁勃尔是很好玩的人物,甚至令人发笑,但是,深入地想一想:岂不令人毛骨悚然!胜利了,但是,法西斯的阴魂还活着。
这个结尾,对于观众是一个巨大的惊叹号和问号,迫使人们必须思索人类的未来和命运。
最后,又回到了开始,再一次老友相聚,打起牌来,在这胜利之后的宁静中,也再一次把观众带入沉思的海。
六
我对朱旭先生的表演,历来是一个崇拜者;不论是话剧,还是电影,甚至是电视剧,只要是朱旭先生演出的,我必看。我喜欢他的表演风格,我欣赏他的台词的艺术魅力,我更沉迷在他的表演的韵味之中。
我不知道他是属于怎样一个表演的派别,又是怎样的传承,我认为在北京人艺的老一辈艺术家中,他也是独树一帜,独备一格的。他就是他,同于是之、郑榕、蓝天野,都可以区别开来。
他的表演有一种书卷气,但绝不是书呆子,也不是演什么角色都像书生,而是一种由内而外的修养,一种内蕴深厚的气质;因此,你听他的台词,其中的抑扬顿挫,都别有一番韵味和境界;而他的举手投足,绝对是具有分寸感的,具有尺度的;这分寸、尺度同样来自对于人物的深切的体会。
我没有看过1983年的《屠夫》演出,无法比较。但是,我以为这是朱旭先生的舞台形象中最具风采的一个。记得,他演过《三块钱国币》中喜剧角色,在丁西林的剧本中,已经赋予角色“卖关子”的台词和动作;而伯克勒这种喜剧人物,非同小可,其表演之难度对于演员是极大的挑战。人物所在环境,不允许他有半点失去分寸的地方。但是,朱旭先生,不但完成了这个角色,而且是朱旭先生的“这一个”伯克勒。
我以为,演得真实可信,是对于演员的最大的褒奖。朱旭的伯克勒,就演得真实可信。这个真实可信,首先是演员自己的“真”,一是真切地感受到这个人物性格,人物的心理感情,直到他的言语行动,也就是真正懂得明白这个人物;二是让观众感到你的“真”,感到“可信”。因此,对于这样一个喜剧人物,是绝对不能靠噱头,靠卖弄,靠夸张所能实现的。伯克勒是个“屠夫”,是个粗人,但却又是一个“崇高的喜剧”角色,朱旭先生演得“粗而不俗”;“直而可亲”。
伯克勒就是不信邪,完全凭着他对生活的直觉行动的。他对于希特勒的轻蔑,绝不是由于性格高傲,也不是有什么超人的勇敢;朱旭先生仅仅把握住这一点,就在他的率真正直的挑战中,带来他特有的喜剧性的轻蔑和嘲讽,而没有任何的做作的地方。
别林斯基说:“喜剧性是文明之花,是发展了的社会性果实。要懂得喜剧性,就必须站在教养的高级阶段上。”我们看惯了喜剧小品,那种靠夸张,靠抖包袱赢得笑声的喜剧,自然那种表演也不是轻易的;但是,较之,优雅的喜剧,它自然不需要深度,也不需要“站在教养的高级阶段上”。对于演出伯克勒这样的喜剧角色,把握其内在的喜剧性,显然,是需要深厚的艺术功底的。朱旭先生,在喜剧小品的喧嚣中,展示了另外的一种喜剧人物,另外的一种喜剧艺术的境界;无疑,对于当前舞台艺术来说,是一场久旱之后的春雨。而对于热爱戏剧的人来说,却是一次幸福的艺术享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