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面乡村、一面市场：上苑画家村，看上去，这样一种合作似乎是艺术家择群而居的现象。但仔细分析下来，该计划能被多数画家赞同并支持，无疑是有其深层的市场原因的。与门头沟画家村画家选择工作之余的周末去创作不同，上苑画家村的画家虽然多数是有一定艺术成就和经济基础的，但是选择在这里生活和创作，他们仍然期望画作能被承认并被市场收购。经过策划和运作“上苑艺术家工作室开放展”、较学术化的批评家研讨会、香港、台湾著名诗人参加的诗歌朗诵会等等，以及这个艺术基地的创建，这都是上苑画家村采取的积极的生存态度，也是积极应对市场的态度。因为市场的形成，除了需要画家提供产品，还需要不断有销售商前来订货以及广大的买者。那么，上苑画家村一系列活动的开展，寻求在学术层面加以提升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画作的社会影响。无论是环境的改善还是人际的交往，他们期待的最终结果是画作能出手，而最终目的是艺术得到了社会、市场的承认。在这里，市场是扮演着温和的角色，而市场的调节手段是通过公共设施的建设、公共活动的开展等方式来得以实施。

　　而在通州区，市场的运行显得更为残酷。自由摄影撰稿人赵铁林追踪采访宋庄达五年之久，并最终汇集成册的《黑白宋庄——断代青年的艺术追求与人生自白》在去年年初出版问世。在这样的一个拍摄历程中，他想表达他们在精神和物质之间的一种挣扎状态。在他眼中，宋庄的画家群落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已经成名，屡屡被国际艺术展如“威尼斯双年展”等邀请前往，其作品还被海外收藏家收藏的，都有几套别墅、几辆名车；二是不时有作品售出，有一定影响力，但生活并不十分宽裕的画家；三是正在创作但并未获得承认的画家，他们大部分还处于一种简朴生活，甚至还有经济上极其困难的。

　　大家都知道，现代艺术是通州宋庄画家村的艺术标签。但是市场的残酷在这里表现得非常明显，他们的一切生活来源完全依靠市场剩余资本正常有序地良性运作。但目前，由于表现现代观念的现代艺术作品仍不被社会普遍接受，美术馆、博物馆、画廊所经营、陈列、展示的多数仍是传统艺术。现代艺术缺乏流通的市场、收藏的机构以及大量购买的群体。这使得他们不得不面临窘境——物质上的和精神上的。因而，他们纷纭将目光投注到西方现代艺术市场。到这里来的有很多外国人，而画家们展示画作的方式也显得较为独特，10年前的画室当来了老外或画商，通常是门户紧闭，即便相熟的画友来访敲门也会装无人，如今，他们的心态相对成熟，常常是得知有画商前来，小院子里便摆满了作品；一个个院子互串，画作交易成功后中间人还能抽成。市场是一个硬砝码，画作被市场接受一个最现实的变化就是有经济收入可以改善生活了。这就导致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为迎合市场，很多画家放弃了最初的艺术追求，按照市场的口味进行创作。其实市场也是在发展中不断调整的，一味地迎合市场，丧失了艺术的独特性，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以市场主导艺术生活：上海画家村迫于房租合约等现实问题被搬迁的状况，有些类似于纽约的苏荷区但却本质相差很远。同样是房价看涨后画家们再在新的地方聚居，而苏荷区在搬迁前已经是颇有名气的艺术家聚居地，最本质的是画家们的创作风格受到广泛关注，房价看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而上海画家村的“失败”其实是应对市场的失败。虽然也有经纪公司，但它同样扮演着物业管理者、画商的角色。这三重身份集于一身使得面对市场时容易摇摆不定，销售策略也是重心不一。所以，在市场上的定位还未确立前，便被市场大潮掀翻。但它给人的思索和启示也是不可多得的。艺术行业、艺术中介人才的稀缺以及可借鉴经验的缺乏，需要引起重视。

　　其搬迁后的状况有些不大一样了。艺术家园的新主人汤胜天是开画廊从事艺术品拍卖的，拥有画廊和拍卖公司。而画家们房租非常低廉，30－50平方米的房间，月租金在300－500元不等。据说画家们可以赊房租，甚至可以用画抵钱。从组织画家办个展以及参加艺术博览会等举动看，这次他们是想用品牌策略来打开市场。但是否经营得当、适销对路，则要看以后的发展了。

　　画家村的市场受制于艺术品市场总的发展环境，又与作品的艺术取向、国内环境、公众认知度等不无关系。如果说北京的画家村多以乡村生活为主导接受市场选择的话，上海画家村则更多地表现为以市场为主导展开艺术生活。二者对于市场的自觉前者被动，后者更主动。

　　不谈艺术，只谈市场：再来说说深圳大芬油画村。大芬虽然也有原创艺术家生活，但其创作所占的市场份额微乎其微。其大量的生产行为是由生产油画复制品的画工、画师来提供。这些低成本的油画产品必须由流水线作业完成，不容许有丝毫创造性。以中国目前的艺术品消费现状看，当有限的、优秀的原创艺术油画还不可能为大多数人消费时，复制就呈现出重要意义。当外界在乐此不疲地探讨大芬的油画产品到底算不算艺术品，扎根大芬的画家算不算艺术家的时候，大芬村的人们却无暇考虑，他们抛开争议，埋头去完成一个又一个订单，使大芬从一个人均年收入不到200元的小村变成每年靠油画出口就创汇8000多万元的“油画村”。

　　在大芬，无论是改造周边环境、组织画家外地写生还是筹拍电视剧以扩大影响等，这些在其他城市的画家村由画家自发组织或经纪公司操持的做法，在大芬村则是由当地政府来完成，且有很强的市场指向。如今的大芬村，更多地具备了文化产业园的特性。文化产业要发展，必须以市场作基础，以政策为导向。目前要取得更有效的发展，需要更多的艺术中介或者说销售人才，社会资金的投入和资本运作要追求最大效益化，政策的导入和扶持更不可或缺。画家村合法性的维系一直有不确定性，政府的扶持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芬村抵消了艺术家聚居所带来的不利因素的影响。显然，作为一个文化产业园，大芬村的发展需要整合资源、一定的调控手段以及法治，而不是仅仅扩大市场——虽然这是根本的。

　　画家村的市场分析

　　艺术品市场的升温使得画家村愈来愈受关注，但是画家村与政府决策的矛盾却表现得更加明显了。

　　北京的798工厂，由于房地产开发的需要面临被拆除的危机。北京市人大代表、入驻“798”的艺术家李象群联名15位代表提交了一份议案，相关提案已经提上北京市政府的工作日程。北京市部分政协委员到这一地区视察，有关方面已经把它的前途和命运同北京的经济和文化建设的发展大局联系起来给予慎重对待。“798”的危机反映了自发形成的文化地带的管理问题。它不只是日益活跃的北京当代艺术区的艺术，也具备了一个文化产业的雏形。如果能从规划和管理上因势利导，采取保护和扶持的措施，对于北京的文化生态发展不无积极意义。但政府“看一看，管一管，论一论”的意见之下，“798”的命运依然堪忧。

　　在北京通州的宋庄，其艺术现状与市场发生着密切的关系。如今，去那里的外国商人非常多，信息活跃。虽然每日的成交量不大，有的是去挑画家，有的签订意向，但画家们似乎都能生活下去。前不久，一个五星级酒店还在其建筑空间内成立运河艺术中心画廊，到那里大量购买油画。但这里，当地政府就建议村民重新装修房子，提高房租后再租给画家。可想而知，如果房租真的提价了，肯定有不少画家要搬走。毕竟，画家的创作和生活需要核算成本，当初廉价的房租是吸引他们前来的原因之一。我认为，市场调节才是画家村生存的重要内容，也只有市场调节，才可能优胜劣汰，符合价值规律。画家村里无论是画家还是画商、画工，他们均构成市场的各个要素。由于其配置都是市场自动调节的，而画家必须要将作品进入市场才能形成良性循环，所以画家村受市场调节是非常明显的。政府的调节应当停留在政策支持、宏观调控等层面上，而不是插手行政管理、干预资金投入等实际工作中。

　　艺术品需要在市场中寻求其最大价值，画家也需要市场经济社会里求得生存。艺术家们之所以择群而居，画家村之所以为人们所关注，很大程度上是追求这种集群居住所形成的群体效应。这包括共同交流艺术创作体会、共同享受群体所造就的艺术氛围、创造并融入共同形成的艺术市场等。国内有的画家村出现了一味地迎合市场的势头，对艺术的发展来说，这是一种不好的现象。不坚持艺术的个性创作，势必会以最终丧失艺术市场为代价。

　　当行政手段开始干预画家村的发展时，当现实问题日益困扰艺术生产时，当商业利益开始主导画家的创作时，画家村也发生着一系列的或扩张、或消亡、或发展的变化。表面看来，画家村的产生是自然自愿的，没有强制性，是许多偶然因素的组合，其发展状态也多属自生自灭、自我调节，但其实，有一只无形的手在背后“操控”着画家、画家村的发展。这就是市场。市场是画家村的催化剂，也只有市场，才是画家村发展的最根本的决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