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我并排站着画三明治的是个女孩，叫玛丽亚，不足二十岁吧，脸白润得像瓷，模样很美，而且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中午聊天时她说自己有俄国血统，母亲出生在明斯克，我这才想起来苏里柯夫画的那幅《无名女郎》来，问她可知道苏里柯夫，她说不知道，接着慢悠悠地说：“你能不能别再问我俄国啊，我是美国人，不知那些。”玛丽亚的父亲是个静物画家，虽然有画廊长期代理，家境依旧不稳，时好时坏。所以玛丽亚深知职业画家的艰苦，曾数次企图改行，终了还是作罢。除了画画，我还会什么呢？有时她这样说着，又像自问。每提及父亲，总说他是个失败的人，说她将来一准比父亲混得好。当着杰夫·孔的面，她极会美言，遣词造句之恰当之到位，使人难以相信她年方十九。我叹了，向她表示敬意，她说不光你表示，同学朋友都表示，说她早熟，说她“大脑布满了皱纹”。望着她那光洁明媚的清纯面容，我真希望那些皱纹千万别跑出来侵蚀到脸上才好。玛丽亚写实功底非同小可，但看得出她并没用心画，很会偷懒，稀里哗啦，一片奶酪就画成了，稀里哗啦，一根烤肠就出来了，再稀里哗啦，一条奶罩就出来了。这种表面光滑，内里空洞的画法，也就是所谓的糊弄事儿，英语叫 Snow Job，外行人是察觉不出来的。我笑了，她也笑了。

　　前两天从脚手架上掉下来的是保加利亚人，身架粗壮，名字的发音很怪，怎么也想不起来了。当时只听轰隆一声巨响，众人回望时，他已经趴在地板上，幸而他是站在脚手架的下层，离地面不高，摔下来时据说是做了个空中转体，所以除了粘上了一胸脯颜色、手心被划破外，没伤着什么。他说自己当过特种兵，摔打滚爬天天练，这是小意思。冷战时期保加利亚是苏联的附庸国，据说俄语是当时保加利亚中、小学的必修课，所以那时的人都能说两句俄语。有一天，我轻轻地问他会不会俄语，他说不会，没学过，便不吱声了，我只好继续调颜色。可能出于同样的原委，他和赛格之间不怎么说话，不得已说了，也是用英语说的，而且十分客气。大概和保加利亚人学过雕塑有关，法南度分配他画女人臀部，画了几个，体积感并无突出之处，又让他改画手镯和橘子水。他笔触很拙，颜色偏灰，橘子水画得偏向巧克力汁，法南度只好安排他画些阴影里的东西。保加利亚人有个特点，即不管画什么，只要开画，可以从早到晚不吭一声。面色凝重，目光炯炯，非常沉静，人说可能和当过侦察兵有关。那些日子他眼睛也出现了血丝，面容苦涩，脸也锈了，英语口音更加浓重，有时会冷不丁蹦出句大家听不懂的话，我想可能是他的母语。他毕业于保加利亚美术学院雕塑系的本科班，工作之余搞装置艺术。初次聊天时，我说保加利亚首都的一些建筑很漂亮，他看了看我，犹犹豫豫地说：“我们保加利亚虽然很穷，也是欧洲的国家啊。”

　　凯利是相貌很男性的女人，骨骼宽阔不说，表情也永远坚韧不拔。眼睛灰蓝，样子凶狠，像阿拉斯加雪地里奔跑的母狼。才三十岁左右，已不爱打扮了，总穿步兵大头皮鞋和沾满颜色的工装。做事极易分神，画室里若稍微有点什么声音或什么动静，她那双眼睛便会闪过来，闪过去，时而凝视良久，好像在捕捉雪里逃窜的地鼠，可在和杰夫·孔讨论画的时候，那双眼睛则会发生急剧的变化，变成焦虑、求知和不自信。她写实功底很好，甚至超过玛丽亚，因为她比玛丽亚画得认真多了，遗憾的是她画女人总是不对劲，貌合神离，尤缺杰夫·孔所喜欢的娇气脂粉气，所以常被法南度安排画铁管子、山石、树干和悬崖之类，她也画得一板一眼，全力以赴，虽然分神的事很多，画的速度却是快的，很出活。当然，人手不够时，她也画乳罩、裤头，但从不动乳房。

　　大卫特则是少见的美男子。刚来的那天，大家都不由自主地多望他两眼，女的对他则谨慎、矜持，用语文雅。他体态矫健，五官精致典雅，皮肤像牙似的润滑，使人想到古希腊大理石雕塑。他和杰夫·孔看来是老友，因双方以小名相称，相处得很随便，大卫特丝毫没有把杰夫当作超级明星看待，杰夫更没把大卫当打工仔，可他的画差得出奇，几乎无法画成一件东西，换句话讲，他是“立体派”风格，怎么也塞不进杰夫·孔照相写实的画里去，杰夫·孔也无所谓，旁人更装着什么也没看出来。想来这种事明摆在那里，十个人，十个画法，怎能合在一块儿？一向要求严谨的法南度也没说话，和蔼地站在旁边看着他画，直直的眼神更像鲨鱼了。后来，他画的大部分地方还是被改去，大卫特也无所谓，一副反正我长得好的样子。我曾和大卫聊过，发觉他很与众不同。他好像来自某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对世事几乎一无所知，而且对他而言，好像除了自己的美貌外，别的事似乎并不重要。他自信，心静如水，白皙纯净的脸庞上没有丝毫的世俗痕迹，以至让人纳闷，不知他这些年来是怎么长的，怎么挣钱？怎么付账？怎么通水管、倒垃圾？你看他调起颜色来也与人两样，不紧不慢的，仿佛在实验室里搞试验，时而摆弄着调色刀，时而把各种颜色分别挤出来，例为数排，再悉心混和，分明在琢磨什么，后来我发觉他果然是在玩，有时还轻轻自语：这是一片阳光……这是西西里的树荫……这是牛奶，风来了，你怎么来了，别急，等会儿，不会忘掉你的……要下雨了，涨水了……这是水的颜色，爱琴海的……他已有四个孩子，老婆在外面工作，他在家当保姆，他将孩子“调配”得当，使之自治，然后开始画画，画风景，“立体”的那套，但他却不知道“立体”这个词，从哪儿来的，也浑然不知，后来我发觉，不仅 “立体”不知道，别的也不晓得，譬如当代的，现代的，观念的，表现的，装置的，影像的，几乎一概不知，而且在听我唠叨的时候，他那湛蓝的眼睛会现出淡淡的疑晕，好像在说：怎么会有这些东西呢？

　　工作枯燥无聊，大家常常带些音乐光盘来放。什么种类的都有，来自密西西比河流域的凯文放的是南方爵士乐，荒野中灯红酒绿的味道；赛格带来的是当代俄国的重金属，因太响太吵，未放小半，他自己把光盘取了出来，改放肖斯塔科维奇的，刚放了序曲部分，觉得好像还是不适宜，又将光盘退出了；瓦比纳的是男高音的非洲民歌，记得歌的开端时，那悠悠的一声长啸，辽阔、空旷而富有野性，令人难忘；大学刚毕业的肯特放的是“科安”（Korn）音乐，无所不嘲笑，无所不挖苦，无所不玩闹，他也无所谓别人是否爱听，眼白很多地看着自己调的那摊颜色，腿跟着音乐轻轻颤着；玛丽亚放的最怪，整个歌曲基本就是一、两句词，不断重复过来，重复过去，而且曲子没有什么变奏，其中主要的一句歌词是这样的：“我想要啊，我想要啊，我想要啊，我想要啊，我想要啊，我想要啊……（I want, I want, I want, I wan I want, I want……），嗓音酥软，像春日浓睡之后那种懒洋洋的“叫春”，大家正欲评价，早在那微笑不语的玛丽亚连忙道这不是她的光盘，“谁的呢？”“老板的呗。”

　　其实玛丽亚不说，我已猜出了八九。因杰夫·孔放过那首歌，耳熟了，其实那句歌词虽不需要记，忘掉却是不易的。是啊，为什么不要呢，要多少，要什么，然后又怎么样，还要不要？这类问题全部多余，都与歌无关，有关的就是“要”，和那个哼哼唧唧。

　　画室里的这些画呢，没有声音，静态的，可它们不也在唱着“我想要啊，我想要啊”吗？假发在唱，乳房在唱，香肠也在唱，我已在“欲望”中工作了小两个月，我什么也给不了，反到要取工钱，取了工钱，继续画，继续画那些静态的春声，那个哼哼唧唧。这是个令人开心又迷惑的程序循环，我时而会想到它的作者，脱稿之后，走出录音室之后的那种快感，那种了却一桩心事而万事又仅仅是个开始的漫无边际的心情，一如“要”也是漫无边际的，它重复着亘古不变的过程：有了之后还是要，要了之后终究归无，所以那个声音才懒洋洋，才既疲倦又渴望。是个象征吗？象征什么呢？我的脑袋里空空荡荡，像个黑洞，往日的许多曾经有的念头都消失在里面，新的念头还未出现，一片虚空，我也想要，可我不知要什么，甚至不知想什么了。

　　空泛以及从空泛中透出的平庸、乏味是波普艺术的面貌，想到安迪·沃夫和罗伊·李奇斯坦茵，就想到他们作品中透出的使人心里发怵的空洞，一种没有里面的表面。它们都有技法，色彩也是绚丽多样的，但那不仅没使空洞感觉得以减弱，反而增强了它。杰夫·孔有意避开平薄简单的技法，采纳照相写实的办法，具体细腻，色彩斑斓，一味虚拟童贞，但内质却和安迪·沃夫和罗伊·李奇斯坦茵没有两样。这是真实的流露，它是个人的品味，也是时代的崇尚，更可能是隐蔽的、持久的时代精神。对此，你能说些什么呢？你可以不喜欢真实，却无法责怪它。我早已是久居这个时代中的旁观者，也渐渐虚空了。虚空无法填充虚空，不是吗？所以无话可说，所以我走在纽约的第五大道、麦迪逊大道、时代广场上，面对着四周的林林总总、不断翻新的广告，报亭杂志摊开的五光十色的微笑的倩女健男，都无话可说，能说的是天会黑下来，黑下来的时候，霓虹灯便像昨天那样闪烁，天空晴朗的时候，天上会有云飘过来，飘过去，然后，淡淡地消失在天边。

　　两个礼拜下来，人平均每周工作七、八十个小时，个别的则超过一百个小时。虽然我的工作量属于中等，却感觉很疲惫，觉得如同干了一百多小时似的。画呢，最后仍然有两幅没画完，杰夫·孔说先运到德国再说吧。搬运公司赶来运画，因画巨大，无法从狭窄的走道和楼梯通过，所以经市政府有关部门特批，把百年老楼临街的窗户砸开，使之扩成更大的、足以使装画的大木箱安然通过的大洞。

　　大箱子是橘红色的，像个巨型玩具，玩具出了洞，先由立在街上的起重机吊起，慢慢转弯，缓缓落入一辆大型货车上的金属箱内。出于安全考虑，警察将百老汇街的三道行车线封了两道，结果造成交通堵塞，车在路上排起了长龙。人行道上隔栏横立，行人必须绕道而行。一时间，这本来就繁忙的街道就更乱了。起重机的机械声、马达声、人的吆喝声，刺耳而持续的汽车喇叭声，此起彼伏，围观的路人挤得里三层外三层，越聚越多，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目光齐齐地向楼上那个大洞望去。他们望着一只接着一只的橘色的木箱被吊起来，缓缓地从大洞里悠然而出，在湛蓝的空中时而下降，时而停顿，时而旋转，不知里面是什么东西，也不知要运到什么地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