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李阳

　　演员：李强等

　　故事片，2002年，16毫米

　　根据刘庆邦小说《神木》改编

　　53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艺术贡献银熊奖

　　金马电影节故事片、改编剧本、最佳新人三项提名奖

　　仿佛生生摔在面前的一条垂死的鱼，头部被重击地血肉模糊，犹然能听得到鱼嘴一张一翕的喘息，我难以自控地扭转视线，却难以在心里抹掉这一幕残酷。影片《盲井》，罪恶与残暴直接地呈现在面前，悬疑的诱惑和窒息的情节让人不由自主地观看下去，但是，依然不能直面。

　　两个农民将陌生的打工仔骗到矿井下杀死，制造事故假象，然后冒充其亲属向矿上索赔，借此讹诈矿主的钱。矿主设法隐瞒真相后只好用钱打发了事。他们拿到钱之后，在县城的宾馆里与小姐寻欢作乐，并到邮局寄钱给农村的家人，让孩子好好读书上大学，然后，来到火车站寻找下一个猎物。

　　一个打工无门、三天没吃上饭的少年被他们搭上，名义上成了他们的“侄子”，在他们的带领下来到另一处小煤窑。在等下一次下手机会的同时，其中一个农民矿工却对这个淳朴老实的少年产生了恻隐之心，不忍心对他动手。在又一次在井下准备作案的时候，两个农民矿工产生了分歧，一个杀死另一个，而旋即葬身炸窑的塌方，只有少年死里逃生，带上两个人的矿难抚恤金，离开了煤窑。

　　剧情紧张得如同一辆加足了油门的汽车一路跑到没油，不给人以喘息，纪录手法套用黑色电影的叙事模式，高度集中的戏剧化情节让影片的剧情和节奏紧张到令人窒息的程度。

　　一部颇使人们不快的影片，如此粗重地划过我们过分漠视的眼睛和想当然的脆弱心灵。我们大都可以容忍许多生活中随处都有却无视存在的盲点，但是仍然有为数不少的人无法面对这部影片，反应为极端地厌恶和抗拒，痛斥其中直白的罪恶和赤裸的无耻，道德的败坏和良心的丧失。在居高临下的评判者逼视的目光中，这部影片如同那些不入流的恶心恐怖电影一样难入法眼，冷峻纪实的镜头比长满绿毛黏液的怪物更让人从心理上排斥，也更无法轻易从视网膜上和脑海中抹去。镜头的力量以这种极端的方式体现出来，强制观看产生诋毁和反感，总比再成为一个令人漠视的影像盲点要好。

　　“《盲井》大胆揭露大陆非法采矿场，罔顾矿工安全、草菅人命、欺上骗下，两个丧尽天良的闲人骗徒，先把盲流民工骗进矿场，制造意外杀人，再乔装民工亲人，向矿场雇主索偿，电影道出中国底层社会的贫穷，新旧价值观冲击的矛盾。有色情泛滥召妓做爱大胆场面，有‘只要有钱，公安也能配合遮天’的台词。横行霸道的矿场头子，用‘中国什么都缺，就是不缺人’，要怕死的工人住口的场面。”从网路上摘下的一段关于《盲井》的宣传词，如此热闹的剧情介绍，仿佛美国大片一样精彩的猎奇噱头，却也推介得如此不负责任。

　　乌黑破败的小煤窑，孕育着这个时代最底层的罪恶。温饱线上下的徘徊，超负荷大强度的劳动，不具任何安全保障的高危工作，下井前毫无隐私的全身搜查……物化的生活需要他们用一切来作为交换的筹码，在生存线上的挣扎，让他们在衣食住行的斗争上散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如此的生活胁迫，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去指责那被败坏的道德、那赤裸的无耻或者缺乏人性的罪恶？生存的压力面前他们喘息挣扎，哪里会想得到，如同冷眼看客一般因着饱暖而生出的居高临下的片面而任性的道德判断。罪恶应该批判，却不该是以如此不屑的形式，或者说，如此作为卖点的渲染。其实，我们只是无法直面，于是我们不停指责。

　　《盲井》在柏林捧得一尊银熊，铩羽而归的《英雄》让媒体集体失望，《盲井》的获奖填补了这个集体期待的空白。在为独立电影赢得了一片关注目光的同时，影片对于底层景象的展现，也引来一片不屑的嘘声。一个留学背景的导演，典型小知识分子阶级，以中国贫穷破败的煤窑景象做噱头，完成了一部包装自己的个人秀。这是指摘的主要矛头之所在。

　　拍自己的生活，容易被认为是真诚，即使是下半身写作；而与自己本身相去甚远的艺术作品，则被理所当然地怀疑其真诚性。李扬将镜头对准了河南的煤窑，则更多地被认为是迎合西方视角和趣味的投机之作。曾经的张艺谋也被如此地质疑过，直到他时至今日，刻意迎合而不得之时，再出来的新人依旧被这样地指责。李扬没有像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那样，如此巧妙地找到这样一个东西方各取其好的平衡点。他所关注的目光是那样的顽固而冷酷，甚至他的影片被大多数的观众误读着。但是，我们能够相信的是，如此胆大并且固执的导演，为我们带来的，将不仅仅是张氏《我的父亲母亲》那样温吞的小品和《英雄》那样刻意的两边逢迎的中国特色，将是更加直接有力、简洁震撼的冲击。影片的镜头如此冷静地注视着社会最底层，毫不躲闪地直视罪恶，审视灵魂，逼视生活，象是在沉默的时代里，一只顽固的眼睛。

　　《盲井》的影片幕后，也仿佛机巧一般，暗合着影片的内容。作为一部电影局禁片的电影，被锁进片库不见天日，与那被谴责指摘的罪恶一同被禁止。然而在影片碟片发行的过程中，没有部门出面干预，又仿佛是纷乱社会中那个被忽视的盲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