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东虎：上海电影节，不是真正自由的电影节

金东虎

　　作为釜山国际电影节(Piff)主席，金东虎办起了亚洲最活跃最有特色的电影节。其中的亚洲电影资助计划(Pusan　Promotion　Plan，简称PPP)最为著名。入选PPP的导演和制片人，为世界范围内的发行人、制片人和投资者再次搭起了桥梁。这个旨在支持亚洲电影工业的项目，每年在亚洲地区选择20个左右的电影项目作为资助对象，被称为“亚洲电影工业的孵化器”，为韩国独立电影的发展也做出了重要贡献。

　　记：在你看来，上海国际电影节有什么做得不够好的地方？

　　金东虎：电影节除了影片的展映和竞赛，还有一个交易的功能。首先我会觉得因为中国电影制度的限制，所以电影的交易不活跃。在韩国，每一个公司都可以购买外国电影，但在中国不行。由于中国没有分级制度，那么中国公司能购买并在中国放映的海外影片有限，海外公司能购买的中国影片也有限，所以电影节在交易上不活跃。制度上的问题没有解决，会让人觉得，这不是一个真正自由的电影节。

　　其次，上海电影节缺少自己国家的一贯特色。比如釜山电影节的特色是扶持亚洲新人、新作品，这个特色一直坚持到今天，现在所有要寻找投资的亚洲新人都知道把自己的电影送到釜山电影节。而外国的投资人也知道要寻找亚洲的新人导演就来釜山。但是上海国际电影节没有这样一个贯彻始终的突出特点，非常遗憾。

　　记：去年上海国际电影节也提出了扶持亚洲新人的口号，你觉得这个口号够响亮吗？

　　金东虎：我觉得上海要有自己的特征，不要去模仿别人。全世界有1000多个电影节，把自己办成功，就一定要有自己的特点。

　　记：釜山电影节对韩国电影有些什么样的帮助？

　　金东虎：对独立制作电影帮助非常大，不仅是针对韩国，也针对全亚洲。独立制作的电影是整个电影世界里最需要帮助的，因为很多年轻的导演吸引不到投资，如果不帮助他们，可能就会断了韩国电影的后继力量，所以帮助年轻导演是釜山电影节最重要的任务。

　　记：具体是怎么帮助年轻导演的？

　　金东虎：我们发现不仅为年轻导演找资金重要，为他们的电影寻找放映渠道更加重要。因为只有放映了，别人才相信你，给你投钱。所以这三年来我们开始做一个亚洲共同的发行市场。

　　记：作为政府，韩国政府对于电影的发展做了哪些具体的支持？

　　金东虎：首先是1998年取消了电影审查制，采用分级制，从此以后韩国电影被分为12岁、15岁、18岁以上观看三个等级，没有电影被枪毙，让电影创作变得很活跃。其次是从90年代中期起，政府为了鼓励投资电影，拿出100亿韩元，在电影中投资30％，企业投资70％，用这种投资组合和公司共同分担风险。即使电影失败，因为有政府的分担，投资公司也不会死，所以很多公司都积极地投资电影。另外，电影振兴委员会有政府提供的1500亿韩元的基金，每年可以产生20亿的利息，按照每部电影5亿的比例，每年可以无偿资助4部电影(金东虎为前任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主席)

　　金惠俊：

　　每一项电影制度都是斗争的结果

　　电影分级制和配额制是韩国电影兴盛和抵抗好莱坞的两个有力武器，电影配额制指韩国政府为强制规定韩国电影院每年每个厅都必须上满148天的本土电影，全国电视台也必须播放一定时数比例的国产电影。这两项制度使得全面抵抗好莱坞的入侵已经不再是神话。

　　记：你前天提出了一个观点，认为中国导演在表现的自由度上没有很好的保障，请具体解释一下。

　　金惠俊：中国电影缺少差异性。我说的不是艺术和商业、多和少，而是题材。中国电影没有涉及到暴力、性、批判这样的内容，这些是人性的几个方面，回避的话观众很难有共鸣。在韩国，电影是比电视更大胆的，但是在中国，我听说电视比电影要放得开。如果这样的话，那人们干吗还要到电影院去看电影呢？在韩国，我们看到的中国电影也是功夫片《十面埋伏》这样的，虽然很好看，但是韩国观众也希望能看到更多样化的中国电影。

　　记：中国正在对分级制进行调研。有两个观点被看做实行分级制的主要障碍。一是中国地方太大，难以真正有效按照分级制来管理所有的影院，尤其是农村。二是取消分级制之后会涌现大量的暴力色情影片。韩国有没有出现过这些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金惠俊：政府只要实行合理的奖惩制度，民众完全可以监控影院的行为。韩国也出现了你说的导演一窝蜂去拍适合18岁以上人群观看的影片的情况。但是这样的片子在刚出来的时候让人好奇，时间久了观众也并不盲目观看了。同时，导演自己要考虑票房，渐渐地，拍18岁以上人群观看的电影的导演就少了。

　　记：韩国在实行配额制的过程中遇到过类似的困难吗？

　　金惠俊：当然，韩国的分级制、配额制也不是一天建成的，每一项电影制度都是斗争的结果。1966年就有配额制了，直到1988年，配额制的重要性才显示出来。当时进口片非常多，能吸引韩国观众的韩国片严重不足，韩国观众也都去看进口片。与美国的压力比起来，韩国民众的呼声对配额制的压力更大，甚至有的地方官员请命废除配额制。韩国导演在这样的压力下自发组织了被称为“看门狗”(watch　dog)的团体，去每家电影院“监视”有没有按照配额制在放电影。这个团体直到今天都存在。同时，韩国政府也实行分级制鼓励导演创作，韩国导演在这样的压力和期待下才开始振兴韩国电影。

　　本报特派上海记者　陈弋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