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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转行”
“我不是有特别多想法，一定得痛快说出来那种；我只是觉得有些事情可以更有趣一些，能更让我兴奋一些。”
新京报：有了第一次的做导演的切身体验，感觉怎么样？
顾长卫：我觉得还算幸运，《孔雀》我算是驾驭了。但是下一部电影是什么样的，肯定不能用《孔雀》的经验去套——是未知数，但未知数挺好的，乐趣就在这儿。
新京报：你从一个“大”
摄影师做到一个“小”导演，这样的转变是为了给自己多一点表达的空间吗？
顾长卫：不是表达的问题……我不是有特别多想法，一定得痛快说出来那种；我只是觉得有些事情可以更有趣一些，能更让我兴奋一些。
新京报：你在摄影师的位置上干了20多年，跟陈凯歌、张艺谋、姜文这些中国最优秀的导演都合作过，是不是也会产生“干到头儿”的感觉？
顾长卫：90年代末那会儿我是有这样的感觉。比如拍摄内容、风格上会有一点相近，激情和冲动会少一些。做艺术工作的人有一类更像一个工匠，虽然作品很精美，但重复的成分更大；还有一类人不希望重复，希望每一件作品都有新内容。我属于后一类。
以后摄影师和导演我都会去做，哪个顺手我就做哪个。任何一件事都不是强求的，你非要想一个影像的风格，然后往一个电影上去套，这根本就是“满拧”的事。做导演也一样，你没遇到你喜欢的、能驾驭的、特别出彩的剧本，下一步根本没有可能。
我不喜欢站在聚光灯的位置，心中没有那种一直烧着的理想和愿望，不太给自己压力，实在不行这事就先不做，但要做就必须做好。
谈好莱坞
“和好莱坞相比，中国电影的系统还没那么成熟，导演对于艺术的控制和影片的成色有决定权。从拍摄角度说，环境更宽松。”
新京报：1994年，你拍完《兰陵王》后去了好莱坞，能不能谈谈在那边工作的那段经历？
顾长卫：当时正好是《霸王别姬》拿了奥斯卡最佳摄影奖的提名，我考虑应该在更大的领域里“晃悠晃悠”，就搬到美国住了好几年。这当中拍了三部电影（注：三部电影分别为《姜饼人》、《骚乱》和《纽约的秋天》。导演分别为罗伯特·奥特曼、安东尼·德拉赞、陈冲。其中第二部是由西恩·潘投资并主演的），对好莱坞的事儿越来越熟。
新京报：能不能具体讲讲？
顾长卫：好莱坞电影工业系统太成熟、太庞大了，它对电影的工业生产特别有用，但是对作品艺术性限制很大。这个电影需要多少钱拍，他们会用各种软件核算，将每天的进程、每个部门、每个项目一一罗列。在拍摄中你不得不严格地按照管理制度进行，有时候的确会跟艺术规律拧着。比如剧本写晴天，但是碰上雨天你也得拍，不拍就有经济上的问题……
艺术必须为商业让路，这是弊端；但是有了商业基础，整个市场显得特别繁荣。
在好莱坞，只有像斯皮尔伯格这样极少数的导演能自行决定进度，拍30天还是拍200天他可以说了算———因为他拍的每一部电影都赚钱，绝大部分导演都没有这个权力。中国电影的系统还没那么成熟，所以导演对于艺术的控制和影片的成色有决定权。从拍摄角度说，在中国拍电影也有幸运的地方，环境更宽松。
谈《孔雀》
“我现在担心的是观众不会关注这个电影，所以我现在尽可能地参与宣传，为了《孔雀》，我豁出去了。”
新京报：说到《孔雀》了，我知道这之前你准备的是另外一部戏《青衣》。从《青衣》到《孔雀》，这中间的变化过程是怎样的？
顾长卫：《青衣》的小说很好，我们做了三稿剧本，但一直没有达到能拍的程度。
这个时候李樯带来了《孔雀》的剧本，这个剧本是在2000年写完的，在圈儿里“浪迹”
了三年，经过很多导演的手，一直没拍成。我读了，觉得很成熟，于是就决定先拍《孔雀》，把《青衣》放一下。
新京报：《孔雀》从电影风格上说应该算是文艺片吧？
顾长卫：对，在影片风格上，我更喜欢追求有商业性的文艺片。不喜欢特别“阳春白雪”那种。
新京报：对《孔雀》的票房有没有信心？
顾长卫：我对《孔雀》的质量是有自信的，《孔雀》是个好看的电影，按说应该有很好的票房，但是它又不符合传统意义上的商业影片模式——没有明星，没有动作，没有喜剧这些常规的商业元素。所以我想，这部影片现在需要特别的宣传发行模式，让大家知道这部影片。
我现在担心的是观众不会关注这个电影，所以我现在尽可能地去参与（宣传），这很违反我以前的原则和习惯，让我觉得挺不自在。但为了《孔雀》，我豁出去了。
谈观众
“我想《孔雀》的观众群还挺大的……我甚至觉得它甚至可以是文艺贺岁片，也像情人节电影。”
新京报：《孔雀》里的姐姐、哥哥和弟弟各代表了那个时代背景下的一种典型性格——理想主义的、现实的、悲观的。你在拍摄《孔雀》的过程中，有没有想过这部电影是拍给谁看的？
顾长卫：我想《孔雀》的观众群还挺大的。第一类是年轻人，这个故事有三个主角，三个孩子，从他们的少年一直讲到结婚生孩子——这是年轻人正在经历的事情。不论在哪个时代，成长面临的问题通常相近，都会遇到理想和现实的差距、都会遇到婚姻、爱情、性、生老病死……这是成长共同的话题，特别容易和年轻观众产生共鸣。
第二类是中老年人，因为这个故事的背景是上个世纪70年代初到80年代初，讲述的是他们曾经经历过的故事。那些角色就像是他们的邻居、朋友、同学。
第三类我觉得适合一家人看——我甚至觉得它是一个文艺贺岁片。因为春节一家团聚，一定会聊起这个家庭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孔雀》有非常朴素而深厚的家庭亲情，看完一定有特别多的话题讨论。
第四类是情人，我觉得它也像情人节电影，这个故事里有八个爱情故事，有惨烈的，有浪漫的，有迷茫的，有调侃的，有特别现实的，比巧克力式的甜蜜爱情更有味道。
谈雯丽
“《孔雀》拍摄的时候是非典最肆虐的时候，那个时候雯丽带着孩子，在外景地陪了我三个多月。”
新京报：在《孔雀》片尾的字幕中，我看到“感谢雯丽”几个字。
顾长卫：雯丽是编外的，但是她对电影真的有很大帮助。《孔雀》拍摄的时候是非典最肆虐的时候，那个时候雯丽带着我们的孩子，在外景地陪了我三个多月，让我很踏实地完成了前期拍摄。
我虽然跟著名的导演合作过，但是并没有留心和演员的交流。这方面雯丽是我的老师，她没事的时候就到片场，陪着我和演员一起交流。
新京报：为什么没在影片中为她安排一个角色？
顾长卫：是因为年龄段上的区别，没有适合她的角色。说实话我非常想和雯丽有一次合作，但是得合适，否则对她对我都不负责。以后一定会有机会的。
新京报：最后一个问题，当初拍《孔雀》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要是拍砸了怎么办？
顾长卫：想过。如果影片拍废了，那以后就还做摄影。
但到了后期剪辑的时候，影片越来越成型，开始有生命的时候，我相信这个片子没砸。接下来我还会再拍。 本报记者张文伯
■采访后记
眼下顾长卫正忙着《孔雀》去柏林电影节参赛的事儿，交通、食宿、首映礼、发布会……一切都还没落实。打电话约采访，顾老师琢磨了一分钟才定下采访地点。
采访顾长卫最需要的是耐心，当他一段话说完，思维并没有就此停止，他还在思考，我们的对话就是在“时断时续”中进行的。采访结束之后，顾长卫站起身对我说，“跟你聊天挺高兴的，能说出点想说的东西。”这话听得人心里有点酸——一个习惯于站在“边儿”上的人，现在为了自己的电影，不得不站到舞台的中央，用自己最不擅长的方式表演，挺难为他的。
采访之前，我推翻了最初让顾长卫全面解密《孔雀》的设想——与其让他谈一部大多数人还没看过的电影，不如谈谈他本人——如果顾长卫引起了你的兴趣，那么2月18日，柏林影展的颁奖前夜，去看《孔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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