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顾长卫这个人，因为他过去曾经和许多著名导演合作，而自己又在电影摄影上成就很大，所以在电影圈里有许多对他的形容，比如像“大智若愚”、“茶壶煮饺子——心里有数”等等。可他留给我最直接的感觉，就是话很少、表达吃力、木讷还有犹豫。可所有这些个性特点，都并不代表一个人因此就可能很不聪明。我们如果仔细去用心注意一下自己身边，其实每一个人都比他已经表现出来的要复杂得多。

　　2000年在我采访蒋雯丽时，她作为妻子曾说起这样一件事，倒是相当准确地勾勒出了顾长卫的性格另一面：有一次，在家闲聊，蒋雯丽问顾长卫：你为什么老是很不情愿接受媒体采访？顾长卫当时双手抱着后脑勺仰望天花板愣了许久，然后瞪着眼睛笑一笑说：我要控制自己的知名度。可现在他的电影处女作《孔雀》完成了，顾长卫虽然很有知名度，却并不再“控制”自己了，他甚至还显出了几分少见的着急。因为尽管他一向低调，可他还是希望能有更多的观众，走进电影院去看《孔雀》。如果不是因为《孔雀》马上要跟观众见面，我猜想顾长卫是从心里就很不情愿，也不会像现在这样高调出现在各个媒体面前的。他从小时候起，就已经很习惯于站得远一点，然后静静瞧着事情的发生，再瞧瞧别人如何反应。或者说他原本就是一个喜欢站在边儿上的那种人。

　　一个本来早已乐于站在人生边上的人，后来却让自己站进了必须要讨大众喜欢的导演行列，而且还希望大众都能有兴趣去看自己的电影。这真有点像哑人开饭馆，如果客人进门得少，店老板心里就会发慌，可他又不会把客套话喊得圆滑响亮，弄得场面热闹鼎沸。想起来，这也真是有点自作自受。

　　要做好对顾长卫的采访，对谁来说，难度都不会很小，因为他不是那种一见采访或一见镜头，就能让自己马上兴奋起来，不管是真是假都恨不得马上就把心窝子掏给你的那种人。我之所以长时间里一直对顾长卫有兴趣，是因为感觉他从来就是一个活在自己意识流之中的那种人，打一个不太形象的比方，他即使跟你面对面交流，好像在他的大脑周围也总绕着一圈雾，甚至他本人恐怕也很愿意就让自己的思维一直都跟着那片雾慢慢忽悠。这种头上有雾、心理情绪又挥之不去的感觉，尤其在电影《孔雀》里就表现得更明显也更意味深长。

　　就是因为顾长卫的低调加收敛，我在短时间里很难完整而准确地把握对他的印象。所以写顾长卫，我也想试着散淡而片断地去表现他分析他。包括他的个性与创作的优势强项，同时也包括他的缺欠和局限——

　　从《知识改变命运》慢慢走向《孔雀》开屏

　　已经看过《孔雀》的人，可能都会在心里纳闷，电影为什么要取这样一个名字，而且最后会是这样一个结局：影片已近尾声，动物园里，一雄一雌两只孔雀在铁笼里闲遛着，这时，片子里的三位主角：姐姐、大哥、弟弟，各自伴着自己的男人或者女人，分三拨儿都从孔雀面前走过，并且都用喊叫或手势，想让孔雀为他们开屏。可孔雀对他们的招惹根本置之不理。等到他们都走没影儿了，冷落寂寞之中，雄孔雀忽然浑身一抖就自己开了屏，而且还展开得那么吃力。

　　我想每个观众都可能会根据自己的生活阅历，对这样一个电影结尾作出完全不同甚至根本相反的解释。但我个人并不认为三对男女分拨儿走过孔雀的镜头就设计非常成功，我以为这样的走过相当刻意甚至还有点做作。可我却相当喜欢孔雀在冷清寂寞当中独自开屏的最后那几分钟：难看的屁股面对镜头，身子扭动了许久，然后又突然一转身正面亮出华彩的羽毛，差不多也就漂亮了没两秒钟，电影至此立即结束并转入黑幕拉出名单。

　　顾长卫究竟想以孔雀的出现和后来的开屏传达给观众什么？尽管接受采访之前，他就对我明言：你别把我这个人想得太好。可他这个人和他的作品，还是有某种谜语的味道，需要你充分去想象和猜测。

　　有人曾这样记述了顾长卫于1981年在北京电影学院的一段往事：当时78级学生(也就是今天的“第五代”导演们)联合拍摄了他们的第一部电影《我们的田野》。那是一部并不成功的学生习作。可其中发生了这样一小段插曲——

　　顾长卫有一天站在架着摄影机的升降车上，正拍的故事是一个兵团的知青牺牲了，顾长卫的情绪一下很受触动，他一边说话一边抽烟，谁知当场即被一位指导老师呵斥，让他马上把手里的烟掐掉。顾长卫心里不由感觉有点扫兴，于是就跟老师解释，自己为什么要抽这口烟。可指导老师对他严肃地说：你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抽烟却不是一种最好的选择。一个优秀摄影师应该养成的好习惯，就是要把心里的兴奋劲用在最需要用的点上。光知道激动，而不想着如何去表现，那只能算是个很一般的摄影师。

　　从那以后，顾长卫就把这句话存在了心里：越是赶上该兴奋的场面，他越是沉着冷静。

　　电影里为什么孔雀非要等身边的人都走光了，才在冷清寂寞之中自己开屏？我在孔雀那吃力的开屏之中，能感觉到有一种惊艳所呈现的努力与挣扎。而真正的美如果全面展现，恐怕都会经历一番这样的挣扎。或许只有虚荣，才会在热闹的起哄声里轻易而便宜地展示自己。

　　在汉语的词汇当中，有几个成语是这样表扬男人的：“当机立断”、“斩钉截铁”，等等。但很多熟悉顾长卫的人，都知道他面对一件事情的时候，经常都会犹豫再三才能做出自己的最后决定。

　　顾长卫自己说：“对我来说，一件事情要事先好好想想、考虑考虑、犹豫犹豫，还能反复换个角度再想想，我觉得还是挺有好处的。可有时候其实心里也挺难的。既在犹豫当中，又必须马上做出决定，比如《孔雀》就是在非典马上就大面积暴发之前，我们2003年4月5日才出发开车去外景地的，如果再犹豫下去，几天之后就根本别想再出北京了。所以我现在认为，人做事情，还是要犹豫而决而不是一直犹豫不决。我清楚我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我比较木讷，喜欢犹豫，可我还算是一个很踏实的人，我不是每天都能生出好多让自己激动不已想法的人，也不是老想着几年之后我应该怎样才能辉煌的人。”

　　1998年，顾长卫曾经与香港大实业家李嘉诚合作，独立导演拍摄了一套由40集真实人物故事组成的公益系列纪录片《知识改变命运》，每集时长仅一分钟，而每一分钟又都是一个微型而完整的真实故事片。这套公益纪录片，后来在中央电视台一套反复播放，至今回忆其中许多人物仍然历历在目：希望工程的摄影师解海龙、相声演员姜昆、导演张艺谋、水稻专家袁隆平、植树造林老英雄马永顺，等等。

　　可在《知识改变命运》的40集人物当中，最让我震动的还是：“一根稻草，两种命运。”肖琴、肖燕云亲姐妹俩，湘西土家族人。小学时因为家中赤贫，两姐妹只能靠抓阄上学。

　　一对亲姐妹的命运,难道真的会悬于一草?

　　那一年,肖琴五年级,妹妹燕云二年级。同样喜欢读书的两姐妹，在欣喜地盼到开学的9月时,却在妈妈手里攥着的两根稻草前呆住了———“家里只供得起你们中一个去上学,这两根草一长一短,抽到长的去上学,抽到短的就留在家里做事……”当肖琴两岁、妹妹燕云还没出生时爸爸就去世了,湘西偏远,当妈妈的向女儿举起这两根草时，真不知花了多大的气力,又经历了怎样的辗转不眠……

　　妹妹本能地先跑上去抽走了长的稻草,之后一脸全是灿烂的笑。于是妈妈手里握着剩下的短稻草,对肖琴说:你就认命吧!而成绩一向优异的姐姐只能辍学回家干农活。

　　从儿子看自己——童年的犹豫木讷和蔫儿坏简单

　　整整6年过去了，我又在《孔雀》之中，嗅到了和肖琴姐妹抓阄上学一模一样的意味。那种缓慢的、悠远的、可以让观众渐渐心心相印的那股子气息。

　　电影开始进入得非常安静：一个北方小城，一座老旧的居民楼，在一个楼梯走廊的拐弯处，有一家五口人趴在地桌上一起埋头扒饭吃。这是一个能让很多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甚至70年代人立即产生联想的画面。它非常细心、非常细腻、非常细节地逼近关注着普通人生的平常气息，甚至还有些许无可奈何的平淡；那背后深深内蕴着一番在如今在很多国产电影里已经很难感觉得到的温暖情怀。而且这气息由始至终贯穿到底。电影历来就有圆梦之说，而且有很多导演的成名处女作，似乎都会带有强烈的自传倾向。我第一遍看即被《孔雀》所吸引，就是因为它有这样一番电影之外的人心感念。那么在这样的草根气息当中，是不是也深深氤氲着着顾长卫本人幼年、少年时的某些挥之不去的记忆与印象？我甚至还常常会猜想：像这样的内心温情，到底是天性使然，还是在一个人长大之后才能被渐渐自觉到的？

　　顾长卫：“我最近没事儿老琢磨我那三岁的儿子铁头。如果没他的话，我真是很难知道自己两三岁以前到底是什么样儿。比如上小学之前才开始记事儿，再往前的事情，我是没法儿回忆的。别的不说，我儿子看别人聊天的时候，就像我。还有他挺稳重，喜欢观察，也爱发愣，模样都像。从他身上，我感觉有些东西，可能真是与生俱来的。再比如，有一天他看电视上的《动物世界》，只要一看见动物之间互相争食撕咬，他就惊讶还又爱着急，脸上都能带出来。还有一个细节，比如他哭厉害了，本来怎么哄怎么劝都不行，可只要一看见他妈妈哭了，可能比他还难受，儿子眼泪虽然还在脸上挂着，但先就自己不出声了，接着马上就会走过来先劝他妈不哭，劝着劝着就把自己哭的事儿给忘了。这件事还真是屡试不爽。从这里也能看出些他的心性来。”

　　顾长卫：“再到我能记事起，尤其童年的成长背景，对后来影响确实很大。有时候，心境甚至和人的长相都有很大关系。我的父母都是教师。母亲是我的中学老师，父亲是我的小学老师，差不多像我这样家庭出来的孩子，一般都是挺守规矩的那种人。虽说父母就在身边教我，对我的顺利成长很有好处，但对于一个孩子来说，这样的环境影响其实也会造成很大压力。比如说，在学校里有点表现不好，基本上是当天晚上消息就马上能反馈到我父母那儿。从这个角度考虑，我就不能不让自己在表面变得比较平和。想象一个人一点不傻，可是他在面儿上又得做得让老师、家长、周围的人都觉得还是一个规矩、不错的孩子。慢慢地，可能就有点蔫儿坏了吧。我们家情况是这样，如果说我在外边惹了一点什么事情，回到家里，反正是不分青红皂白，先得挨顿揍。我妈后来跟我说，有一回我爸揍我，基本就跟踢足球似的，‘咣’就一脚，‘腾’我就贴墙上了，然后才落下来的，像动画片。再有，我从小学到初中好长一段时间，说话总是打磕巴，挺明显的。这个对我也有很大压力，最严重的时候，每一句话之前我都得把它想好了再说，有点像在每拍一个镜头之前，都要先走好了位置，否则张开嘴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呢。”

　　干导演这一行的，早些年间总会让观众感觉特别神秘甚至高不可攀。可如果有心人仔细盯着电影一遍一遍认真仔细地看进去，之后就会恍然大悟，其实任何导演都无法在其作品里把自己完全隐藏起来。甚至，电影作为一种特定的艺术形式，反而比小说更容易暴露导演的所有精神世界。《孔雀》更是全面起伏和印证着顾长卫本人心性成长的整个轨迹：在平静之中展现着细腻，影片情绪一直都在悄悄聚合着某种压抑，然后会在某几处达到非常强烈的宣泄与爆发。

　　在《孔雀》里，所有人的代步工具都是骑自行车，影片之中车铃之声“叮当”不停地响。其实在这明快的铃声之后，也闪烁着顾长卫自己的少年时光。

　　少年顾长卫，当时生活得可以说是相当辛苦，父母是双职工，又赶上“文革”，经常早出晚归。他下边还有两个妹妹，所以他回家得先做饭，然后再到托儿所接两个妹妹回家，都是骑自行车去，前边驮一个后边驮一个，那时候他的高度还不够坐到车座上，就得把腿从自行车横梁中间掏进去骑，可骑着骑着，“咣当”坐在前边的妹妹就掉下去了。有一段时间城里没有煤烧，他还得到郊外去打柴。他还曾经有过跟同学们一块儿捡破烂的经历，不知道那算不算是今天的所谓“勤工俭学”？靠自己的能力，捡回一点零花钱，这让顾长卫当时心里自我感觉非常良好。

　　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了，然后就是高中毕业。当时大多数学生都到农村下乡插队去了。可顾长卫的父母是双职工，两个妹妹年龄又还小，于是他就有权留在城里不下乡。差不多从1976年到

　　1978年的两年时间，他就是在家里晃来晃去的。可已经毕业了也不能老是靠家里养，所以他就开始到外边干临时工，老是上夜班三班倒，当时累得脸儿都绿了。可那他也觉得自己已经是很侥幸了，虽然一个月只有二三十块钱的收入，可他干了半年临时工就给自己买了一块手表，上海出的“钻石”牌，当时是八九十块钱一块。刚刚高中毕业不久就能有手表戴，顾长卫觉得在同龄人里自己算是混得很不错了。

　　打开降落伞和电影学院录取通知书

　　顾长卫：“从小，坦率地说，我父母每天都跟我说：人不能总是想入非非，学习成绩差不多就得了，咱们家人从来都是普普通通过日子，什么事都不要去抢别人的风头。活在世上，人要懂得安于天命。我到现在仍然觉得他们这些话说得很对。现在我也做了父亲，我也希望自己的儿子将来别太努着劲生活。我感觉这是对儿女的一种心疼，或者说就是爱心。所以如果让我老是把自己的将来或儿子的将来，都计划得丁是丁、卯是卯，我觉得那样活就太累了。一切都是顺其自然，那样就最好了。”

　　《孔雀》里有这样一个情节：从破陋的文化宫里，远远传来非常煽情而悠扬的手风琴声来，引得女主角“姐姐”不由自主就随着音乐往里边走。

　　顾长卫：“初中到高中，有那么五六年的时间，我都在和一些同学去离家不远的工人文化宫义务帮忙。那里有电影院、图书馆和各种演出，还有游泳池。如果晚上演电影、有演出的时候，我们就站在门口帮着收票。电影、演出结束之后，我们再帮着打扫卫生。夏天游泳池开放，我也是站在门口收票。这些事情其实都要面对很多人的，但那不是要你必须对着很多人向他们发表讲演，这段日子在我的少年时代倒是很值得回忆的。在文化宫帮忙那几年，现在回想都非常开心。第一，因为我会画画，而他们也老在办各种展览，或者有各种演出，所以老有让我做的事情，于是觉得生活非常充实。另外，一个星期至少还有三到四天晚上都有电影，我觉得那时候每个人都太爱看电影了，很多电影大家都已经看过好多遍，连台词都能背下来了，可再演还是愿意去看。所以能站在电影院门口收票，我真觉得是一个很享受的位置，虽然权利有限，可要是有同学或朋友来，基本上就是我一个眼色、一挥手全呼啦啦进去了。我自己呢？就是收完票也看了很多电影。正在长大成人的过程中，在不是有意识去学习的前提下，就有机会跟电影培养了互相之间的了解和亲切感。1978年电影学院招生的时候，我之所以能有这个冲动，特有信心和热情去报考，不得不说是跟我中学时在文化宫帮忙这段经历有很大关系。”

　　电影《孔雀》向观众所展示的三个人物单元当中，女主角“姐姐”可以算是本片里最出彩的一个角色了。身居一个小城之中，她有自己的抱负、幻想、进取心，可又始终无法摆脱由于环境局限、家庭低层的制约，于是她一直都生活在某种内心压抑之中。她终日仰望着威武的伞兵从天而降，但当她报名想当伞兵时，却因为体检不合格

　　而在最后一关被刷下来了。这对她之后的整个成长心理都产生了很深的畸形影响。于是她就用缝纫机给自己扎了一个降落伞。顾长卫作为导演，显然很同情也很怜惜这个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小城女子，于是影片在一系列低调与平和的郁积之后，终于得到了一次展示华彩般的逆反情绪释放：轰然而起的音乐高潮声中，“姐姐”把降落伞拖在自行车后边，她在街道狭窄的小城里，疯骑疯跑着打开了自己不能上天去实现的幻想。

　　作为一种与影片中“姐姐”惺惺惜惺惺的内存观照，我们不妨再来回望一下顾长卫在1978年收到北京电影学院录取通知书的一刻：“我记得那年夏末，差不多是8月下旬，有一天我跟一位画画的朋友去西安工艺美术厂，看看那儿是不是招工。回来的路上赶上了一场大暴雨，等我快到家时已是雨过天晴，院子里有两棵大桃树，在那场大暴雨中有半棵树全被折断了，地上到处都是桃子。我刚一迈进家门之后，就感觉全家人看我的眼神有点不一样，好像每个人都显得异常平静，可我又能感觉到他们心里都憋着有点什么事儿。最后终于有人沉不住气，说电影学院给你来信了，自己拿去看看吧。那是一个牛皮纸信封，那种标准的公函纸，打开一看是录取通知书。跟着就到吃晚饭的工夫，可我怎么吃就吃不完那半个馒头。那一时刻我至今想起仍然记忆犹新。在这之前的20多年我都没有经历过像那样的高兴。”

　　第二遍再看《孔雀》之后，当我行文至此不由浮想联翩，我终于在心里找到了某些仅仅属于我个人对这部电影还有对导演本人的分析与解读——

　　整个影片都是在讲人的故事，可为何最后却取了个《孔雀》的名字，而且还要在最后特别细致地展示一遍孔雀开屏的全过程？孔雀并不是神话里的凤凰，它实实在在活在地上，它不会在火中涅槃，它平时收拢羽毛很可能会朴素到很难看，但它又或许会在冷清寂寞之中，不声不响很独自、很吃力地悄悄展示一下自己漂亮的翅膀——我不知道这如同谜语一般的电影结尾，是不是顾长卫就想通过一家之中三个孩子的故事，要传达给观众这样的心情暗示：平淡和平常才是人生的主要基调或说色彩，而一时的惊艳只可能发生于偶然，而且还必须经过奋斗与努力。

　　顾长卫本人也像是一个不容易阅读透彻的谜语。他自己说：“因为是第一次做导演完成作品，所以心里特别没底儿。”就一部电影处女作而言，我以为《孔雀》已经非常成功了。它以非常朴素的内容与形式，完成了一次对平常人生的散文化表现与创作个性不露痕迹的张扬。

　　可同时作为采访者也作为评论人，我又不能不对顾长卫的这部电影当中的两处情节处理表示一丁点个人的遗憾：当“弟弟”因为“傻哥哥”的弱智出丑而觉得自己在人群当中很丢面子，于是他就要在深夜里下耗子药到“哥哥”的水杯里想毒死他。而当“妈妈”知道这件事情之后，为了教训小儿子的作孽，又在全家吃饭时，再用水杯盛了一包耗子药，将一只白鹅当场毒死。那只白鹅从被迫服毒到最后抽搐，都让我想到了“天鹅之死”。与整部影片的平静基调相对照，“弟弟”的所为与“天鹅之死”，都让我在欣赏中感觉到某种心理上的不舒服，而且也显得有些突兀和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