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是争取活到1997年……我活到1997年，就是要在中国收回香港之后，到香港自己的土地上走一走，看一看。”——邓小平

　　1998年叶大鹰拍摄的《红色恋人》中，张国荣扮演的“说英语的中共地下党员”曾经引起全国大规模讨论，“共产党员”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香港演员能不能演共产党员？6年之后，以武侠片起家，上世纪90年代开始对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投入巨大精力，成为中国史诗性影片导演的代表人物之一的李歇浦拍摄了《邓小平·1928》，不但给影片虚构了一个邓小平的助手薛蒲生，还打算把传统历史伟人题材的电影拍成“惊险片”，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他邀请了一个1981年出生，演过青春片、警匪片、剧情片……但从来没有任何革命历史题材经历的香港演员余文乐，出演邓小平的助手。

　　一个香港偶像演员与革命伟人身边的助手之间的反差，引起了我的兴趣。在《邓小平·1928》上映前一个星期，我在他的公司里做了一个访问，问题只有一个：余文乐和《邓小平·1928》。

　　《无间道》和《邓小平·1928》，我都在演“卧底”

　　袁蕾(以下简称“袁”)：这次你剃了个很短的头，感觉会不会很奇怪？

　　余文乐(以下简称余)：没有，我戴帽子就行了。还好回到香港的时候头发都长出来了。

　　袁：其实更奇怪的是，你为什么会接拍《邓小平·1928》，你以前跟革命题材的影片没有任何关系？

　　余：大家会觉得很奇怪吗？我觉得不奇怪啊，反倒是觉得蛮有趣的，可能是我一直想拍一些古装片。

　　袁：古装片？你觉得《邓小平·1928》是一部古装片？

　　余：按照时间划分应该是近代史吧，但毕竟不是现在的服装和说话。我觉得蛮好玩的，可能我喜欢电影，所以会有这种感觉。另外一个方面，我觉得内地导演找到自己也不容易，所以就答应接拍这部《邓小平·1928》。

　　袁：导演李歇浦当时是怎么说服你的？

　　余：他们看过《无间道》，告诉我，《邓小平·1928》里我要演的角色实际上跟《无间道》里的角色很相像，他建议我可以先试一下。后来我到上海试戏，觉得还挺合适的，就拍了。

　　袁：最欣赏你在《无间道》中的什么表演？

　　余：应该是《无间道》里我演的时候心里有很多矛盾，他们觉得我演出来的那些还可以，所以就放心给我演差不多的角色。

　　袁：《无间道》是一部警匪片，而《邓小平》是内地的主旋律电影，这两种电影几乎不搭界的吧？

　　余：如果你们看了电影，就会觉得这次和以前你们看的革命电影不同。这部电影有些像商业片，导演希望拍得好看些，刺激一点，就是不想电影太闷。跟《无间道》相同的是，我在戏里的角色也应该算是卧底，因为那个时候共产党也有秘密工作的(地下工作者)，所以跟《无间道》里的角色蛮像的，可能故事会有点不一样，但是大意上也是有点像《无间道》。

　　袁：在《邓小平·1928》里做卧底和在《无间道》里做卧底，有没有不同？

　　余：没有什么不同，都应该是心情上的。因为都是做卧底，不管是什么卧底，有一个必须面对的是每天你必须都在做戏，都要欺骗面对的人，因为害怕他们知道你真实的身份，所以你做什么事情都要很小心。

　　《邓小平·1928》其实很像一部商业片

　　袁：你说拍这样的片子会很好玩，拍完之后你觉得好玩在哪里呢？和之前想到的好玩有什么不同？

　　余：好玩的是，这是我第一次在内地拍戏——在上海。我蛮喜欢在内地拍戏的，因为会很新鲜。当演员到现在，我一共拍了十几部戏，几乎都是在香港拍的，我觉得有点闷。而拍《邓小平·1928》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是一边度假一边工作，所以也算是有借口可以长时间呆在别的地方。以前到什么地方都是来去匆匆，这次可以感受下上海到底是怎么样的。

　　袁：拍完这部电影之后，对革命题材电影有没有更多的认识？

　　余：我蛮喜欢这部电影的，我觉得蛮紧张的，真的。虽然中间有一些文戏，但文戏他们也做得非常紧张。开拍之前，我想像中以为会比较闷，但我看了剧本以后，觉得很像商业片，他们的铺排很紧张，影片的时间不长，只有一个多小时，但一直都很紧张，不会有“怎么还没有做完”的感觉，可能学生会比较喜欢。当时拍摄的时候，虽然有些赶时间，但是很好玩，内地工作人员，包括导演、演员，很好玩，也很热闹，可能是人比较多的原因吧，差不多有100多人在现场，我从来没有碰到过这么多人的剧组，拍《头文字D》是60多个人，《无间道》也没有这么多，100人算是很多的了。我当时在片场看来看去，这么多原来全是工作人员，太夸张了。因为赶时间，所以他们分A、B两组，A组50人，B组50人，加起来就是100人了，两组一起拍摄。

　　袁：如果你是因为在内地拍摄好玩才接这部戏，那任何一部在内地拍摄的影片你都会接？

　　余：不一定，因为有些可能花很多时间，比如说拍电视剧，一拍就需要3个月，我根本不可能有这么多时间拍戏。这部戏事先已经说好，可能在一个月里就能拍好，我和公司觉得时间上是可以接受的，才确定去拍。我不是说不想拍别的，只是别的可能时间太长，我也没办法呆这么久，而且公司可能一年只会帮我接一部内地的影片，我们不希望数量太多，这样少一点反而给人感觉比较有价值，或者说更有新鲜感。数量多了的话，大家可能会常常看到你，但是就没有什么新鲜感了，所以为了保持新鲜感，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而且我的香港电影大家已经看到很多，再加上电视剧，可能看到自己的角色会有点讨厌，因为太多了，所以就控制一下数量。

　　袁：感觉你说了很多都是好玩，你拍一部电影就是为了好玩？

　　余：我觉得一个演员，不能把职业当成一种负担、压力，这样你肯定拍不好，你要找有趣的地方，把它当成你的兴趣，或者好玩的东西。好玩的东西不是说因为好玩才去拍，是你要带一种轻松的心情去拍才会拍得好，因为我试过很认真、很大压力去拍，根本拍不好。比如《无间道》刚开始的时候我演得不好，因为太大压力，要慢慢放松，真的把它当成你喜欢的东西，才会真正地投入，真正表演得好。这是我自己的方法，我不想“唉，又开工了，又拍戏了”，如果一年拍了很多部戏，每一部都这样就很难过，所以要带一种轻松的心情去拍，拍《邓小平·1928》也一样，轻松不代表不认真，还是会很认真地去做一些前期的工作，但是拍的时候要很轻松，要让自己喜欢这个角色，这样才做得好。

　　我能够出演也是经过了邓小平家人认同的

　　袁：李歇浦曾经直言，找一个香港明星来出演主旋律影片，就是要让主旋律电影的票房更好。

　　余：好像是这样的，希望我能够给影片带来多一些票房吧。

　　袁：香港演员拍内地革命题材电影，之前只有《红色恋人》里的张国荣，第二个就是你了。

　　余：所以我觉得蛮幸运的。

　　袁：香港这么多的演员，为什么会选你？

　　余：这个还真的要去问导演。我自己也有想过，但不敢问，觉得他一定有自己的道理。可能是我在戏里很年轻，有活力，又是年轻演员，大家都认识的演员，加在里面会很特别。如果请一些之前有演过类似的历史人物的演员，可能会闷一点，所以这次加入了一些其他的演员，像我、秦岚，可能有点年轻的、有活力的演员，让影片看起来更像商业片。

　　(此次《邓小平·1928》的导演李歇浦不但找来从小生长在国外，后来一直在香港发展的余文乐来饰演邓小平的助手，还从《还珠格格Ⅲ》里找到了扮演“五阿哥”新欢知画的秦岚，让她“摇身一变”成为片中邓小平的第一位妻子张锡媛。秦岚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开始也觉得挺奇怪”，因为导演在找她出演这个角色时陈述的原因是“觉得我跟张锡媛有点像”。)

　　袁：很有可能你接拍了一部这样的“闷”片，也会被观众认为是“闷”演员。

　　余：没有啊，其实这部片子更像是惊险片，不会那么闷的，真的跟我们原来想像的不一样，而且我觉得接拍这部电影是我的荣幸。我能够出演也是经过了邓小平家人认同的，我没有见过邓小平的家人，是剧组把我的资料给了邓小平的家人看，比如我在香港的背景，我在香港是做什么的，拍了《无间道》，在里面演什么，这些他们都是有了解的。

　　袁：邓小平的家人对你的表演有没有一些建议？或者说转述一些邓小平的故事给你做参考？

　　余：没有，这些导演自己已经很清楚了，他们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给导演，他们也很信任导演。这次我的人物是虚构的，是他们想像到会有这个人的存在。我自己角色的背景，我都和导演一起设计，我只要清楚我自己的部分，至于其他我不应该知道的，我都没有去了解。

　　袁：如果你本身对一个共产党员都不了解，怎么设计这个人物呢？

　　余：剧本本身写得很清楚，我是邓小平身边的工作人员，我的家庭是怎样的，我爸妈很早就死了，姐姐把我养大，从小带我，还有我姐夫。我是一个没有父母的孤儿，只有我姐和姐夫，所以我很信任我姐和我姐夫。但后来我知道自己姐夫是坏人，想陷害邓小平，就大义灭亲杀了姐夫，最后更为革命牺牲了。这些都是导演设计出来的，蛮清楚的，我只要在这些剧本上讨论角色，设计一些角色的心理的动作就可以了。

　　袁：拿薛蒲生这个人物具体来说，你怎么表现他内心的转变呢？

　　余：我当时就跟导演讨论说，这个人的性格本来可能是比较单纯、活泼，这么一个热血青年，这么年轻就去做地下工作，一定是很喜欢这个工作的。他很想做地下工作，可是姐夫被关起来了，害得他不能做，中间又以为没事了放了出来，后来又被关起来了，这中间的起落，他的心情会怎样，他的性格会不会被影响，都是我应该考虑到的东西。

　　我知道他们很厉害，但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厉害

　　袁：有报道说你对这段历史不是很了解？

　　余：我的确不是很了解。因为我读中史的时候，他们讲的都是比较久远的历史，近代史的都比较少，好像大学才会有教材，所以大部分香港的年轻人可能都不会明白这段历史。不过没有关系，我可以去看。开始的时候我也有问导演，难道不怕我不太清楚吗？他就说不止你不清楚，其实全中国的年轻人都跟你差不多，不是很清楚，所以年轻演员都不一定知道，但重要的是你接不接受，有没有花时间去了解，如果你愿意花时间了解，其实不是很难，起码没有我想像中那么复杂。

　　袁：接拍前你对中国的近代史有没有一个大概的了解，还是完全没有概念？

　　余：模糊，只是知道我们中国的代表，知道领导人，像毛泽东、邓小平、周恩来……

　　袁：只知道人名？

　　余：知道人名，也知道他们的职务，也知道他们是中国非常重要的历史人物。但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厉害，不知道他们经历过什么，所以这次算是上了一课。而且从电影去上课，我会觉得好玩些，因为我很怕闷，我很怕念书。我几乎没有这个习惯，不停地看一些很密的字，那样会很累，我从小就喜欢比较活一点的东西。我喜欢看电影，是因为它是影像的，会动的，我会觉得比较有兴趣。

　　袁：那这次到拍摄的时候，你肯定要补课，那你是通过什么来补课的？

　　余：到上海后，我就每天跟他们聊天，拍摄的工作人员都很了解，我每次问他们，他们都会把一些历史的基本东西，很清楚、简单地交待给我，然后他们还会带我去看影片。那些影片就是电影公司当时拍下来的，不公开的一些真实照片，录影带也有，让我感受下当时的氛围。这个对我的帮助很大，我之前在那里呆了一个星期，每天跟他们聊，相关的情况都蛮清楚的。

　　袁：在开拍前一个星期，你集中用来补课？

　　余：对，补课。跟他们每天聊天，都很自然的。

　　(导演李歇浦和扮演张锡媛的秦岚都对余文乐的表演赞誉有加，秦岚说：“余文乐演革命青年根本没问题，而且他的普通话在香港演员中也算好的，时不时还夹着台湾腔。余文乐平时很用功，没有戏份的时候，他就坐在一边背台词，一遍又一遍的，特别认真。”)

　　7月1日是建党节，我知道

　　袁：那你现在对这段历史有多了解？

　　余：我对这两年的历史很了解，因为我拍的就是这两年，1927年和1928年，所以涉及到的东西很少，不过前一点、后一点我也会知道。我知道共产党转移到上海，给国民党追杀，好不容易团结在一起，再联合起来革命，一起进行地下工作，这些我都知道一点点吧。

　　袁：对邓小平这个人物你怎么看的？

　　余：本来周恩来是最“大”的，邓小平比他“小”一点，后来邓小平经历了三起三落，才有那么高的位置的，这些我都知道。

　　袁：还知道“三起三落”？

　　余：当然，导演他们都有跟我讲。

　　袁：那我考考你(余文乐几乎是兴致勃勃地迎接我的考试)，中国共产党成立是在哪一年？

　　(他听到问题之后，含着手指想了一会，然后只听得噗哧一声，他趴在桌子上，头枕着手臂，以一种近乎“耍赖”的课堂姿势宣布自己不知道。)

　　余：不记得了，我放弃，你知道吗？

　　袁：当然知道，在内地，从小学开始就要上这些课，这些都是我们考试的基本内容。

　　余：这些是内地文化教育？

　　袁：对，我们要学习历史、地理、政治、语文、数学……

　　余：政治也要学？

　　袁：对，你没有学吗？

　　余：没有学。我们学的是地理、经济、世界历史、中文、英文、化学、体育、会计，这些是香港人普遍都知道的东西。

　　(香港的教育制度高中其实是5年，只有学生到了中四、中五的时候，才会开始学习中国近代史的内容，而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内容也只有几页。中五毕业之后一部分学生可以升到预科，然后是大学，只有从预科开始，学校才会教比较详细的历史，而且如果是理科生，即使上了预科也不会有机会学到历史。所以香港人对于中国革命历史的了解都很少，现在很多香港人也不知道张国荣曾经出演过《红色恋人》。就如李歇浦所说，即使是内地学生，现在基本上也不了解中国近代历史，在他接触过的大学生里，只有10%的人知道罗亦农是谁，更少有人知道1928年的时候邓小平在党内担任什么职务。)

　　袁：那我告诉你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间是1921年7月23日，后来将7月1日定为建党节。

　　余：(笑)这个我当然知道。

　　(其实是否知道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间，对他出演邓小平的助手薛蒲生的角色几乎没有任何直接帮助，正像李歇浦所说的，内地年轻人其实不比余文乐知道得多，只是他们没有出演这个角色而已。知道这个年份之后，余文乐喃喃自语背诵了几遍，然后从桌子上爬起来，说：“嗯，记住了。”

　　采访结束后，我突然想起，2004年6月上海国际电影节红地毯上，余文乐剪了平头，穿着中式服装、背着手的样子，给人坚毅严肃的感觉。

　　“能演邓小平的助手是余文乐的荣幸。”余文乐和他的经纪人在访问开始之前，不约而同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