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哥就是一个足球悟性比较好的人，而且他在场下比在场上有灵气

　　－－摘自傅教练训练手记

　　作为他的指定妻子，我太知道他了。我总是说他，狗揽八泡屎，这辈子什么都想干！他则回答：“我就不信，一个人一生只能做一件事！我就是要用我的亲身经历论证一下：狗揽八泡屎是完全可以行的通的！泡泡舔得净也不是不能做到的！……不信你在路上随便拦住一条狗，问问它，我敢保证，谁这一辈子都舔了不止八泡……”

　　常言道：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可我这位老公：三十没“立”－－快四十了才把相声说出点儿滋味儿来；四十而“惑”－－迷上了摄影；眼看五十了，他又当了主编，成了社长……像什么节目主持啊、集邮啊、书法啊、画画啊、上网啊、作词啊、唱歌啊、搞策划啊……都是“擤鼻涕捋胡儿－－捎带着干的”。我也看明白了，按照这个发展趋势，估计到了六十岁他也不会“耳顺”。像什么“七十古稀”、“八十耄耋”就甭想！

　　谁也不可能揪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大地，可他就是老想飞。要是将来飞机能造得像热气球那样，想充气就充气想撒气就撒气，老公一定买。平常压瘪了放在汽车后备箱里。碰到路上堵车了，他才没耐心等着！嘴儿对嘴儿的把飞机充足了气，嘱咐老婆一句：“把车开回去啊？”然后自己架机腾空而去……

　　我这位老公，不管新开发一个什么领域，都不会是犹犹豫豫、探头探脑、左顾右盼、进一步退两步地慎入，从来都是果断地、坚决地、不容分说地破门而入。他不是进入，是闯入。看好了这个门了吧，就是这个门吧？没错吧？问明白喽。然后就跟孙大圣似的，耳朵眼儿里掣出棒来，迎风一晃，碗来粗细，一棒把门打个大窟窿！一路杀将进去！然后全身心地投入，然后往傻了干，往残了干，往死了干。肝脑涂地，在所不惜。创出一片天地……忽一日，又看上了另一领域。相了相，自己有兴趣干。然后他就去了那扇门前。就是这个门吧？没错吧？问明白喽，耳朵眼儿里掣出棒来……

　　他经常拍掌做歌曰：

　　不撞南墙头不回，

　　撞了南墙也不回！

　　不把南墙撞个洞哎，

　　我行我素知是谁？

　　都说南墙比头硬，

　　谁撞南墙谁倒霉。

　　哪知痴儿不怕死哎，

　　能撞几回撞几回！

　　……忽一日，他的舌头又痒痒了，打算再“舔”一泡－－踢足球。什么岁数了！年轻人也就罢了，下大力气培养培养，没准儿还能为中国足球队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发挥点儿作用。可他是新中国的同龄人哪，再看看老公那上下一边粗的腰身，酷似一截火腿肠。到了球场上，真难说是他踢球还是球踢他！但是架不住人家爱这个呀！有对体育事业那份执着呀！历尽苦难痴心不改呀！电视里转播运动会，中国运动员一露面儿，他就鼓掌；列队绕场一周，他鼻子开始发酸；人家往领奖台一站，他嗓子眼儿开始发哽。多咱看体育比赛，不管是哪个项目、因为哪个运动员升的中国国旗、奏的中国国歌他都热泪盈眶。那点民族自尊心让谁看了都自惭，跟他一比，觉得自己整个一“卖国贼”！

　　再说了，跟他结婚这么多年，向来是只要他喜欢上什么了，打算做什么了，就甭打算劝他了。劝也劝不醒。趁早儿帮着他“喜欢”什么，跟他一块儿“喜欢”什么。问题是他喜欢干的事儿在时间精力财力物力上投入都挺大。后来我也想通了，这叫命里注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嫁鸡随鸡，嫁牛随牛啦！

　　一旦认准踢球，他又全身心地投入了。他和几个号称“黄埔一期”的明星队成员傅玉彬张国立葛优冯巩申宝谊李金斗……奔走相告，积极地为队里选拔人才；积极地参加队里的每一次活动；积极地参加比赛；积极地－－被选为足球队队长－－场下队长。 1994年1月2日上午，我到人民大会堂，替老公参加了明星足球队成立新闻发布会。他当时在外地公干，赶不回来。袁伟民、倪萍、邓捷、张国立、宋世雄等都出席了。香港方面曾志伟等到场表示祝贺……

　　几个月后的一天，牛队长从南京踢球回来，得意洋洋地告诉我，他们的首场公开赛竟然以6比4战胜了南京记者队（对方踢得多臭啊）！

　　“……欢呼吧，雀跃吧，巍巍的喜马拉雅山啊滔滔的雅鲁藏布江啊……哎哟！”

　　“你怎么啦？！”

　　“在场上摔了一下……”

　　“要紧不要紧？”

　　“当然要紧了！我这是因公负伤！”

　　后来问清楚了，其实老公上去踢了没多一会就跑不动了。跑着跑着，还摔了个跟头，他就势来了个滚儿。观众全乐了，以为他是刻意表演呢。当时没在意，回来腕子就疼起来。夜里竟疼醒了两三次。赶快带他去医院照了片子。从片子上看，骨头既没裂，也没断，问题不大。医生说回家养着去吧。他在家呆了几天，指着这事儿骗吃骗喝的，动不动就“哎哟”。后来我一听他叫唤，就点穿他：“想叫我给你干什么？直说！”他躺在床上感叹道：“南京对我来说真是个宝地啊：治好眼睛（青光眼）在南京；跟冯巩首次合作在南京；第一次踢球取得利用也在南京……”我接下茬儿：“第一次认识我也在南京……哎，咱们是在北京认识的啊！”

　　“大家都反映，这是我们从艺以来最紧张的两个小时，也是最松驰、最没负担的两个小时，输赢都不丢人……傅教练认为我踢得很老道，下来就冲我挑着大拇指。我说，‘不行不行，我比马拉多纳还是略逊一筹……’（马上替别人教训自己）你比人家差着六扔（注）哪！”（注：胳膊抡圆喽，把手榴弹扔出去，为“一扔”；然后跑过去捡起手榴弹，再使劲扔出去，为“二扔”；再……六扔，就得扔六回那么远的距离。意为差得太远了。）

　　这一天，牛队长光着脚丫子在屋里走来走去的，把一些换洗衣服往一只空箱子里扔。我问他：“你怎么不穿袜子？寒从脚下生！”回答：“扔洗衣机里了。”

　　“那你再找一双啊。”

　　“找不着。”

　　“你找了吗？这不是已经给你放这儿了嘛！”

　　“噢，在这儿哪。没看见。”

　　他拿起袜子，先不忙穿，团成一团儿塞进嘴里，然后两手反背过去，做挣扎状。我笑得岔气儿，把袜子从他嘴里掏出来。他说：“这叫塞袜子做老婆一笑。”

　　“你不嫌味儿啊？还塞嘴里！”

　　“我看了，袜子是新的。”

　　“你收拾箱子干吗？”

　　“我打官司去！”

　　“？！”

　　他递给我一份报纸，上面的大标题赫然醒目：

　　演出名不副实，激怒全场观众

　　－－全国女足联赛（太原赛区）开幕式目击记

　　连日来，’95全国女足联赛将在太原举行的消息，使久已冷落的太原球市陡然间“火”了起来，而一则在各电视台和报刊上同时注销的广告，更是“火上烧油”。

　　广告词曰：“由中国著名球星、歌星、影星、笑星傅玉彬、赵本山、冯巩、梁天、王志文、李雪健、屠洪纲、黄宏、谢园、申宝谊、张丰毅、陈道明、牛群、程前、毛宁、葛优、刘威、尤勇、李强、老狼、景岗山等人组成的‘中国明星足球队’，由中国著名女演员那英、宋丹丹、蔡明、方舒、董文华、陈小艺、刘蓓、孙悦等人组成的‘中国明星啦啦队’将于近日亲临我市，在山西省体育场’95晨光杯全国女足联赛开幕式上，与数名女国脚组成的山西建森俱乐部女子足球队，举行中国首次别开生面的男女混合足球表演。其间众明星登台亮相，穿插各种文艺节目，是一场熔体育比赛、文艺表演为一炉，新颖独特、妙趣横生的开幕式。全场表演赛由著名笑星李金斗、著名体育评论员张路进行现场解说。”

　　这一则广告引发了轰动效应，近两万名观众在7月4日晚赶到了山西体育场。

　　众“星”上场，人们惊异地发现，队内除张丰毅、刘威、尤勇、老狼、景岗山等少数几人外，在广告中特别提到的球星傅玉彬、歌星毛宁、影星李雪健、笑星赵本山等十五六位“大牌”人物竟无一人“亲临我市”，至于“中国明星啦啦队”，哪里有什么那英、宋丹丹、蔡明、方舒、董文华……老实、厚道的太原观众发现上当了，场上发出一片嘈杂的“嘘”声……观众们被激怒了！他们撕碎了花一百元、甚至二百元买来的门票和种种宣传品，一时间满场纸屑纷飞，看台上发出一片“一、二－－骗子！”的吼声。据了解，此番“中国明星足球队”为太原客串，一夜之间所要出场费，要比本次历时半个月的女足联赛所得资助高出一倍还多！目前，花一百万元买断本次开幕式门票经营权的黄河资源开发公司，也正以一个“受骗者”的身份，向本次比赛杯主晨光实业开发公司“讨说法”。无论最后孰是孰非，受骗上当的还是太原观众……

　　“……简单截说，”老公告诉我，“现在这事儿闹大了，影响极坏！为这事儿，专门召开了队委会。决定委派中国明星足球队队委蔡明同志、中国明星足球队队长牛群同志－－也就是本人－－跟吴秘书长一块去山西太原打官司……”

　　两天后，牛队长从太原回京。向我详细汇报了打官司的情况。他说－－

　　……那是座无虚席呀，外头都是人。这法庭有点儿庄严肃穆的意思。法官先问，第一原告到了吗？秘书长吴振绵回答：到了。问：你叫什么名字？叫什么什么名字。哪年出生？哪年出生。工作单位？职务？然后问，第二原告到了吗？我说，到了。姓名？我说，牛群。这听众席里就开始乐。因为在这之前啊，先宣布法庭纪律：不准笑，不准说话，不准提问题，不准鼓掌，不准……好嘛，起码十几个不准。一看，壁垒森严的。法官问我：“出生年月？”

　　“1949年12月。”

　　“民族？”

　　“汉。”

　　“工作单位？”

　　“中国广播艺术团。”

　　“家庭住址？”

　　“北京市西山八大处甲一号九号楼一单元102！”

　　“咔”，大伙就乐了。我自己都觉得可乐。就差问什么属性了。然后又问蔡明。蔡明心里就烦，她问我们的律师王大明：“按照西方的规矩，小姐多大岁数，挣多少钱，婚否都不能问！我不说岁数行吗？”大明说，“不行，这儿是法庭……西方法庭也这样，有问必答，不说不行！”之后她就全交待了。然后又开始问被告，问了一圈儿。开始念诉讼状。念完之后问第一原告，听清了吗？有其他的意见吗？第二原告听清了吗？有其他意见吗？蔡明听清了吗……没完没了地问。问到我，“牛群有什么意见吗？”我就摇头，表示没意见。律师就捅我：“哎，说‘有’或者‘没有’，别摇头。法庭上不兴摇头不算点头算！”

　　“……哎，听见了。”

　　为什么呀？你得出声儿，那儿才能笔录。你摇头他看不见，人家也不看。还有录像。那些法官哪，检察长啊，都在里头看闭路电视。一共是两个被告。第一被告上来就伏法，认输，不带辩论的。先说，我们念一下答辩状，我们非常诚恳地向原告，向中国明星足球队表示深深的歉意。我们确实有着侵权的行为，虽然我们并不是故意的想侵犯对方（然后列举了一些事实）但不管是什么原因，我们认为我们已经构成了侵权。所以我们接受原告对我们的诉讼。至于说罚款的款额，一切听从法庭的最后判决……

　　态度特别好。

　　第二被告呢，对侵权问题避而不谈，避重就轻，比较强硬。他们说，第一个问题，给我们的诉讼状上头根本没有蔡明的名字，可是蔡明作为原告坐在那儿。她没有原告的这种法律资格。把我们大明给气的，就插说：“你能再说一遍吗？！”这时法官说话了：“经过本庭同意以后再说话！”任何人要说话都要先举手，审判长同意了，你才能发言。

　　我们律师说：“我非常遗憾地说明，这个诉讼状一个月以前已经递交到你手里了，这足以证明啊，你根本没有好好看这个卷宗。你再仔细看看有没有蔡明的名字？”

　　“……噢，对不起，有有。”

　　旁听席上全乐了。很快民心就一边倒了。全向着我们。第二被告继续说：“中国明星足球队不具有法人资格，因为没有注册，不应该受到法律保护。”

　　吴秘书长就从法律的角度进行解说：“……所有的体育组织，包括国安和中国足球队，都没有注册。说明您对体育这方面的知识是非常欠缺的。因为体育法是上个月（1995年）8月28日正式颁布的。在这之前，你举不出一支足球队注册过，当时哪一级的足球队，就应该由相应哪一级的领导机关认定，然后再登记，组建。也就是说呢，区一级的足球队成立，要由区足协去认定；市的归市足协；我们是中国明星足球队，冠以‘中国’两个字，就像中国足球队一样，要国家体委认定。我们就是经过国家体委认定，由中国足协登记的正式的组织。所以说，应该受到法律保护。比方说……”庭长打断他：“不要打比方！”

　　就是说什么形容词啊，比喻啊，那都是带感情色彩的词儿，法庭上不能用。就要求你说事实，不许打比方。顿时你就觉得，你就是有理呀，也必须得说“干货”。

　　这是第一轮辩论。

　　第二轮辩论关于罚款问题。吴振绵说：“7月7日媒体发了这条消息以后，我们正在大连参加比赛。大家情绪应该说是受到了很大影响。大伙为这件事情讨论到后半夜。认为，如果这个问题不能解决的话，我们将不再参加这个队的活动了。也就是说8月份本来有深圳的活动，又推了。那么以前按照惯例呢，每次至少由赞助方将60万至80万人民币打入中华体育基金会。演员们是分文不取的，义踢、义演，不图名不图利。咱们就算踢一次60万，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直接经济损失是60万。但我们只要求他们赔偿2万就可以了。这就充分地说明：我们要求的只是对方象征性的赔偿。我们是与人为善的。因为我们考虑到，对方经济上也蒙受了很大的损失，尽管是由于他们自己的过失造成的……”

　　法官问：你要求被告赔偿2万的依据是什么？吴振绵回答：“请我们的明星队队长牛群来继续回答这个问题。”

　　这时候已经有点儿剑拔弩张了。咱没经过这架势啊，因为我要说，就得从人情上说。你真正说法律的依据，一二三，干货，第一这方面我没准备，第二不是我长项。而且干巴巴的，我说着也没劲。我们共产党员的长项是什么？就是“发动群众”嘛！我说，“作为我方第一原告，我们的秘书长吴振绵同志已经说了赔偿2万块钱的根据，我认为这是根据之一。我想补充的是根据之二。如果说，吴秘书长说的是实实在在的，那么我说的相对他来说，恐怕就要虚一点儿了……”“咔！”大家就乐了。法官喊：“不许笑！”

　　“我长这么大第一次上法庭，很激动，也有些紧张。非常抱歉，我对于法庭上的很多规定不是很熟悉。但我一定会非常严格和自觉地遵守法庭的纪律。我请求法官先生，法律是要求有实打实的依据的，但是为了说明我这根据之二，您能不能允许我以虚为主去说？实际上这种虚也是一种实，因为这个事件使我们明星队的全体人员心情和精神都受到了一定的损害。基于这一点来说明我们为什么要求赔偿2万。如果我这样说法官先生认为可以，我就往下说。在我说的过程当中如果您认为哪一点不符合法律程序和法庭的要求，您可以随时打断我。”法官跟两边一商量，“好，你说吧。”于是我就“当当当当”开说：“……打看了那篇臭我们的文章以后，大伙首先是惊异，进而不解。接连不断地接到电话质问，开始是委屈，然后是愤怒。愤怒你应该发泄呀，我告他去不就得了吗？不是那么回事。我们国家的演员，真正打官司的没几个。我想如果要是我一个人，我也不会去打官司。那需要有胆量，有精力，能耗得起时间。我们怕。我们怕什么呀？我们怕麻烦，我们怕惹臊。演员，占着理还不敢打官司。正常吗？为什么？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演员的事儿够多的了。不是没有理，我们真有理。在我们一点不知道的情况下，他广告打出去了。然后我们开始挨骂。我们何罪之有？真是‘有理寸步难行，无理走遍天下’啦？我们有理的怎么让没理的、行骗的搞得焦头烂额，狼狈不堪呢？”

　　“我应该首先感谢秘书长对我们的‘塑造’，他说我们不图名，不图利。说句心里话，我们还真是啊，又图名又图利。只不过作为领导他不这么说就是了。这人的本性啊，无利不起早。队里每个人那么多片约，那么多演出，那么多挣钱的地方，撑的！到这来一分钱不挣？再受着污辱？哎，说我们就愿意凝聚在一块儿受污辱……我们有病啊？！既然如此，那位朋友就该问啦（我这说书呢），那你们靠什么凝聚在一块儿呢？靠什么呀？就靠名利。这里有大名，这里有大利！怎么讲？人哪，到了一定的程度，他那种求名啊，跟早期的求名是不一样的。一开始求名，我只要出名就行。这不是。我们现在图名，图什么名？每当我们看到运动员们经过自己的努力，在全世界面前为之升国旗、奏国歌的时候，我们跟他们一起流泪。当然我们有时候演出也是为国争光，但运动员得到的那种享受，好像我们由于职业的关系永远得不到。就觉得是个缺憾。所以梦寐有一天，能代表中国的文艺明星足球队，去跟世界各国的文艺明星足球队比赛。也为我们升一回国旗，奏一回国歌。大伙儿都有这个心气儿。说起来，那英，靠她的歌喉、靠她的汗水，为中华体育事业募捐了多少钱；张国立，靠他付出的时间和精力曾经为足球事业募捐了多少多少钱……将来跟我们的孙子们说起来－－啊，你爷爷你奶奶当年，虽然踢得不如国安吧，曾经是等于间接地给国安捐了点儿钱哪，当时很累呀。这不是名嘛？好名声啊，大名啊！这不是利嘛？大利呀！……”

　　我说的中间旁听席上老乐啊，法官就一劲喊：“不许笑！”我接着说：“还特别应该提出的是，我们是义踢、义演。我们明星队请的这两位律师王大明、战宁，要义辩。言外之意呀，分文不要！我们让对方出2万块钱，说句老实话，我们直接经济损失60万。如果说精神损失，600万都打不住。确实无法用金钱来计算。我们几十个演员，就算是大家非常偏爱或者是错爱的名演员，难道我们这些人的名字就值2万块钱？”这一说大伙又笑了。“显然，这是无法用金钱来计算的。看了报纸以后，有很多朋友不明真相，打电话质问我们。这里有我们的同事，亲戚和朋友，父母兄弟姐妹，还有厚爱我们的听众和观众。到处都传我们欺骗观众，这个名誉损失无法计算！2万块钱，对于两个公司来说，微不足道。不管你赔钱了，还是赚钱了，我想任何公司拿出2万块钱来，都不是什么难事儿。

　　“我们为什么要求赔偿2万？如果我们把赔偿定为1块钱，也就是说，只要你赔1块钱，说明你认输了，我们胜诉了就行。但是我们觉得这样做有亵读法庭之嫌。因为法庭毕竟是一个非常庄严和肃穆的地方。觉得只要这钱像个数儿，而且又不会给对方造成较大的经济压力，又能说明对方向我们承认错误了，道歉了，就可以了。于是我们选中了2万这个数字。而且对方只要是道了歉了，钱数还可以往下降，不在乎钱到底是多少，只要法庭认可的事，我们就坚决去办。我们只希望对方，今后堂堂正正地做人，堂堂正正地做事，堂堂正正地赚钱。谢谢！”

　　“哗－－！”

　　“不许鼓掌！”法官喊。

　　第一阶段是双方辩论，之后休庭。在休庭的过程中，法庭为原告和被告进行调解。希望双方都往后退半步，能达到一种共识。第一被告是认打认罚，说我们承认错误，对不起人家明星队。人家说的有理、有利、有节、有情。第二被告说什么不干，经过4个小时的法庭调查、辩论、调解，最后合议庭当庭宣判：

　　一、要求被告在《山西日报》头版显著位置刊登文章，对原告公开赔礼道歉；

　　二、第一被告赔偿原告各种损失25000元，承担诉讼费1223元；

　　三、第二被告赔偿各种损失15000元，承担诉讼费1000元。

　　我们当场表示，赔的这些钱我们捐给山西省足协，为发展山西省的足球事业尽我们的一份微薄之力。

　　官司结束，大家都松了口气。开始大家心都悬着，为什么呢？按说啊，一般都免不了有地方保护主义。因为毕竟我们是从北京来到山西，跟山西本土的单位打官司。俗话说，强龙压不过地头蛇啊。没想到这么痛快！连法官都说：当庭宣判，而且是全额赔偿，这在官司里头实属少见。

　　有家报社的记者跟我说：“这真是花絮了。法庭上你的发言能让大伙给你鼓掌，真够新鲜的。而且你们到我们山西打官司，弄得山西的观众都跟着你们走，本事够大的！”第一被告的律师下来就请我们吃饭，再一次表示歉意。那位律师是个女同志，她跟我说：“牛哥，要是我跟别人打官司呀，我早抗议了。你在法庭上蛊惑人心呀，煽动性太强。从法律上说，不允许。但是你们太真挚了！让人听着朴实无华，真情实感。这就足见哪，从法官一直到旁听者，包括我，都是你们的观众，所以都能接受你们这么说……得了，请你给我儿子签个字，多写几句。唉 ，当妈的，别看我在这儿‘横横’的，回到家就怕儿子学习不好……”我说，行。我就给她写：“可怜天下父母心，莫要辜负叔叔情，好好吃饭，长大个儿。”

　　“蔡明小姐，也请你给我儿子签一个……”

　　“哎！”

　　半年后的一天，张芳明打来电话，说第二被告的律师对一审判决不服，上诉到中级法院了。但中级法院的判决很快就下来了：维持原判，终审判决，不准上诉。至此，这场官司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官司打完了，牛队长余怒未消－－准确地说，是兴犹未尽。一天，吃饱喝足之后，他对我“发布”了一条消息：“我要写一本书，写写我们的中国明星足球队！告诉人们，我们在做什么……”

　　“好啊！”我说，“得让爱你们的朋友们知道，你们为什么要成立中国明星足球队。上次我问一个好朋友，知道不知道明星足球队是干吗的？他说不就是‘走穴’挣钱吗；还有一次，在那个谁家，正好电视里转播咱们明星队的足球赛，人家一边看一边说，‘这帮明星在那儿瞎踢什么？！那帮啦啦队瞎叫唤什么……’当时我挺生气，我跟他们说，你知道他们是义踢嘛？你知道他们是义演嘛？你知道他们是为了体育基金会筹钱嘛？你知道他们分文不取嘛……一通慷慨陈词，把朋友都得罪了。你看人家好长时间没来了吧……你的想法很好，是得写写了……不过我也顺便提醒你一句，到现在为止，你已经分了十八瓣了！算上你原来揽的那‘屎’（事），你的舌头是否能腾出来……”

　　“对呀……”他迟疑了。“可是，”他下定决心：“必须得写！……我的舌头虽然占着呢，可有个人的舌头现在闲着哪……”

　　“谁？”

　　“远在天边，近在－－”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

　　“怎么不行，就是你写了！你这阶级感情比我还深厚哪！”

　　我们拼命地互相谦让：

　　“还是你写吧！”

　　“不，还是你写！”

　　“你写吧你写吧！”

　　“你写吧你写吧！”

　　“你写！”

　　“你写！”

　　“你写！”

　　“你写！你写！你写！就这么定了！”

　　他像连片子嘴一样，一连说了几个“你写”。用说话的气势和音量把我压住，然后他掰开揉碎地给我做思想工作：“我太忙腾不出工夫来。北大建校100周年，我和大山得说一段相声。那是母校的事儿，我能拒绝嘛？中央电视台网络节目要开办，让我当主持人。早答应人家了，反悔也不好吧？去美国柯达总部接受聘书，聘任柯达摄影教育大使。回来还得拍20集摄影普及片，我是主持人。这一开机又得好些日子。还得跟明星队出去踢几次球。还得分别在冯巩和佩斯的片子里出任角色。说话春节晚会的节目又该开始创作了……再说好多大事都得我亲自抓……”

　　“……什么大事啊？”

　　“……‘政协’开会，还有‘人大’，这两会经常前后脚儿开……”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呀！”

　　“哎，这我得过问哪！我得关心哪！得关心国家大事啊！对不对？眼看‘十五大’没两天儿也要召开了，我不上心也说不过去。还有好多市政工程建设方面的工作我不插手下边儿准乱……当然，我要插手就更乱了……我这么多事儿，让你说，我忙得过来吗？！是不是？怎么能知难而退呢？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吧？认识到了就好……这书就是你写了，不用改了！来，咱们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拉勾上吊一百年不许要……”

　　他强拉着我的手跟我拉勾，然后鼓励我：“你就大胆地写吧……大不了就是丢人呗！臭是肯定臭了，但比没有强啊！你就写吧！你呀，就是懒，不爱学习……当然我也不够勤快……”

　　“有位伟人可说过，写文章好比拉屎，拉不出来不要硬拉……”

　　“另一位伟人还说过‘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哪！”

　　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了，我也没辙了。而且向来他决定的事是不会轻易更改的。

　　“你这人就是这样：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比那个……谁还专制！”我恨恨地说。

　　“那个……谁哪儿有我专制啊，我是刚‘腹’自用……你看我连这个‘愎’字都念不对……”然后他就给我提要求：“从现在开始起，你就得进入角色了。吃、喝、拉、撒、睡、行、动、坐、卧、走，都得有个作家样儿。比如说喝水，你就应该……噢，你已经按照作家那样喝水了？以后我再跟人家介绍你，就得先假装咱们俩不认识，然后站那儿嚷：‘哎，你不是著名作家巴金冰心王蒙刘心武苏叔阳肃儿嘛！跟巴金冰心王蒙刘心武苏叔阳一块儿谈笑风声的不是肃儿嘛……’我不容易，得在你名儿前边记住那么多作家……我这是给你扬‘腕儿’呢。‘腕儿’都是这么扬起来的……回来我雇一批人跟我一块儿嚷……更何况，咱俩是什么关系？那是多少年的‘同床好友’啊！我还能不帮你嘛！”

　　“谁帮谁啊？！”我又急了。

　　“好好，你帮我，你帮我……”

　　看到写书的事有着落了，他放下心来，开始吃饭。他一边嚼一边说：“我就不信，人非得用嘴吃饭吗？太俗！应该创新。我今天就用耳朵吃它一回……我还是用嘴吃吧！看来不能什么都标新立异……对你这本书也没什么特殊要求了。你记住，明星队这些人可都是出类拔萃的精英，每个人背后都有很多看不见摸不着的鲜为人知的故事，你一定得把他们那份不易、那份艰辛、那份甜酸苦辣写出来。看完以后，能让人心里一动，眼睛一亮，鼻子一酸，哈哈一乐。叫人又感动又感慨又有回味，激励人向上对人生有所启迪让人陷在书里起码3天回不过神儿来最好让人觉得是读了一部《红楼梦》……”

　　“……我让贤！”

　　“好好好，你爱写什么样写什么样儿吧。要求太高了你也达不到……你现在要写书了，你有使命，你应该有紧迫感。老牛明知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奋蹄。你也一样，你也别光等着我扬鞭子，您自奋点儿蹄子。或者说，您属鸡，你自奋点儿爪儿！来，你先定一个采访计划，第一个你打算采访谁……”

　　“第一个我打算采访……”，到这会儿我才幡然醒悟：我掉进了他设下的陷阱！

　　我平常给人们的印象老是忙忙叨叨的，其实特懒。现在接了这活儿，不动起来也不行了。但是习惯这东西不是挖一锹土就能埋了的，尤其是坏习惯。马克.吐温曾经深有体会地说：习惯是很难打破的，谁也不能把它从窗户里抛出去，只能一步步地哄着它从楼梯上走下来。不知道是不是他老人家的原话，反正我认为说得特别有道理。

　　……恍恍惚惚地，觉得老公走过来，做了个鬼脸儿说：“我被判处死刑了，走，送送我！”我糊里糊涂的，就跟着他走，没问问为什么，也不知道哭。他把我带进一个大杂院。大院里很热闹，有剃头的，有卖包子的，有弹棉花的，干什么的都有。他带着我在其中穿行。我看没人注意我们，就悄悄地跟他说，“咱们跑了吧！”他一脸的挚诚：“那怎么行？！跑不掉的，到处都是人哪，跑了也得给抓回来！”东打听西打听，好不容易找到了执行枪决的地方。一问，是这儿吗？是这儿了。 一看是一个像体育馆一样的所在。我说我不进去了，我肯定受不了。他语重心长地说：“你一定要进去，这都是生活啊！将来对你写东西有用……”－－还……他母亲的写东西呢！人都没了！犟不过他，只好跟着他进去。他把条子交给那个执行的人。那个人接过条子看了看，说，你进那屋去……

　　心里一急就醒了，原来是做了个恶梦！跟他一念叨，他哈哈大笑：“你看你看，我在生命的最后关头都忘不了这本书啊！你真应该深入开展一个向我学习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