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群的动机是什么？不同观察者的结论甚至尖锐对立。

　　蒙城县地处皖西北，即使在经济并不发达的安徽省，仍属中下水平。县宣传部的干部介绍说，蒙城大约有20万人在外务工，一年寄回来的存款为11亿元。“这已经是县里经济来源很重要的一块”。2000年底，牛群开始在这里挂职任副县长。当年送他到蒙城的现代出版社某负责人，仅在蒙城住了一宿，“那真叫冻啊”。“这么穷的地方，你能说牛群到那里是为名为利？”动机由此成为“正面”牛群最重要的依据。当然，除此还有一般接触时他留下的“诚恳”形象。

　　做副县长，牛群的人生境况为之一变。一位他的曲艺界同行的评价是“巨变”——相声演员的底色，现在差不多无人提及。赴蒙城上任之际，离他做《名人》杂志的主编与现代出版社副社长，也仅半年时间。

　　真正让曲艺界注意牛群，始于80年代初的一次全国曲艺调演。那次调演上，许多同行注意到这位跟姜昆接近的新演员。但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很个性，“姜昆是姜昆，我是我”。几位他的同行，都与记者回忆起他当年的豪气。后来果然他出息了。“他在艺术上确有天分。”同行客观地描述，“这种天分特别集中表现在‘说’上面”。说这一能力几乎贯穿了牛群的多数职业变换。遗憾的是，至少开始，这一能力并不让他觉得顺利。“《那五》是他跟冯巩共同出演的第一部电视剧。”同行说，“其实他俩的压力都一样，都没有演戏经验。不过，仅此一剧，冯巩出来了，后来不断接拍电视剧。”没有出来的是牛群。对相声演员来说，“出不出来”最直接的影响是收入。

　　几位去过他北京家的人士介绍说，“一间房贴满了‘文革’时期的报纸，一间房弄得跟战壕似的，客厅当然就是他的那些名人照片”。非常有特色是一致的评价，“整个装饰使人感觉个性与文化，至少从这里看不到特别富裕的气象”。

　　弄摄影、拍摄名人是牛群转换职业身份广受关注的开始。牛群在摄影上使用的胶卷与相纸量之巨无法与所有专业摄影工作者相比，其中到底多少来自专业公司的资助，也无人能说清楚。摄影专业人士对他的作品，面对记者采访，都不太乐意给出较高的评价，较普遍反映是“钱堆出来的”。但从市场效应来看，“他的势头又确实远远超过一般摄影家”。为牛群承办过他的海口摄影展的王亦平回忆说，“大约有十几个城市都展出了他的作品”。这些展出一般使用的商业运作模式，王亦平介绍说，“我们承展人承担运费与场租费，门票归我们。同时，我们需要购买这些作品的书籍与邮票小型张”。结果，王亦平当然是亏的。他是牛群摄影影响经济链中实际承担支持的一链。当然，即使现在，虽然家里还剩有摄影书与小型张，王也没有抱怨，“我们大约给牛群五六万元（买书与小型张），反正没有超过10万元。”对于牛群，王的印象是“敬业”，而且，“很有经济头脑”。所以，王亦平很不理解他为什么会在蒙城亏了那些钱。

　　在牛群摄影的商业运作里，除办展卖书与卖邮票小型张，还有杂志求稿的那部分收入。《名人》杂志因此找到牛群，在双方接洽中，现代出版社某负责人说，“牛群提出来他希望来做这份杂志”，结果他成了《名人》杂志的主编兼现代出版社的副社长，“这是走很正规的调动程序完成的”。这一次职业身份变换，同样广泛成为全国娱乐版报道的热点。这本《名人》杂志曾高密度地聚集了几乎所有演艺界名人，所用图片几乎全是牛群自己的摄影。但办了几期，只有投入没有回收，名人们好像只是友情出演。最后牛群是否挣着了钱也不清楚，不了了之。

　　即使是同行，相声演员说起自己的角色定位是:“自由职业者。”比较之下，从广播说唱艺术团进出版社后，表面看，出版社的同事认为牛群仍为“自由职业”状态，“他并不像我们一样按时上下班。可能更主要的功能是做单位的形象与公关工作，甚至有时来上班，也有一个扛摄像机的跟着”。而从相声同行角度观察，“自由状态只是外观，他有机会更深入地接近权力了”。大约半年时间，牛群选择了去落后贫穷的蒙城县——“走很正规的手续”，做挂职副县长。据知情者说，他的选择目的是做实业。牛群对自己的经营，自此提升到新层面。后来牛群向媒体自曝的新闻是他将自己的户口迁至蒙城。走到蒙城的街头，记者印象最深的是，这里几乎可以被称为“牛群的城市”，普通人说话交流的口水，还有那些最显赫的广告牌，主角只有一个:牛群。

　　蒙城县宣传部人士说，牛群为我们带来的效应，“无形资产也有十几个亿吧！”所以，回北京，与出版社旧同事相聚时候，牛群曾说:“我一进蒙城，钱，几亿、十几亿地追着我去那里。”

　　应该说，蒙城与牛群，当初是彼此选择。对牛群而言，蒙城是一个小空间，中国才是大舞台。在他两年副县长任期接近结束之际（后来又续任），给媒体的又一个震撼是“裸捐”，牛群选择宣布将自己“全部”捐出来的地点是全国政协礼堂——“起初，我建议把蒙城的聋哑学校改制民办利于发展，谁知道县里红头文件定我为法人代表，学校几百万固定资产归了我个人所有。这可睡不着了，赶紧做了第一个公证，将学校资产捐给中华慈善总会。接着又想，今后我拍广告、演出，似乎也涉嫌‘借慈善之名赚钱’，所以又做了两个公证，将今后一切广告费、演出费、劳务费，统统捐给慈善总会用于特教事业。末了一看，就剩身体没捐了，干脆再做个‘遗体属于最近医院所有’公证，到时让实习医生拿刀子放开胆儿练。”

　　接受牛群“裸捐”的中华慈善总会相关人士当时对他的说法，多少有基本的担心，“未来你拿什么生活呢？”但在戏剧高潮的当口，牛群演绎的是“境界”——“大公无私，以前只在小说、电影里看过，咱也想尝试尝试，那到底是一种什么感觉？我可不是开玩笑。‘裸捐’这件事，我真觉得捐出去的是包袱，无钱一身轻呐。人各有活法，53岁的我，其实一直生活在理想王国里，特想活潇洒。我也特想弄明白，人的思想境界到底有多大潜能。也许是经验，也许是教训，但必定会有用。”

　　“未来如何生活？”担心这个问题的还有现代出版社的负责人，这位负责人由此决定保留他在出版社的那份工资。

　　不过，慈善业内人士的解释（这同样也是牛群自己的解释），多少让大家对牛群“未来生活”的担忧变得多余。“他所捐，是在他死后的。身前，一切仍在他运作与控制之中。而且他现在的收入到底多少在他自己名下，多少在他家人名下，谁也说不清楚。”

　　一边是在蒙城以办特殊教育的名义争取社会捐助，而这个由公办变成民办学校的法人代表就是牛群自己。另一边是对所有收入全部捐给这“特教事业”的表态。从逻辑分析，“裸捐”显然是为让更多人被“特教事业”所感动。没有人怀疑牛群品牌的影响力，他到蒙城后创造的第一个关于牛肉干的品牌就几乎获得了全国人民的支持。应该说，牛群在演艺圈明星中是比较早意识到自己的品牌要与社会结合成一种权力，或者说意识形态，由这种权力或者意识形态再回馈给自己和社会。他无疑将自己定义为一个知名品牌，这个品牌落户蒙城而做实业，带来投资、拉动了经济，但奇怪的是却并没有带来相应的效益——就如《名人》的经营，当地方经济被撬动之后，给当地带来的项目利润与社会公益效果与他的盛名之下，简直完全无法平衡。之后纷纷浮出的倒是各种债务。比如最近被各媒体热衷的那位叫葛维杰的个体运输户，东挪西借的6万元运输“保证金”，两年多时间，没有得到运输任务，也没有得回保证金。工程款、材料款、装修款、押金……七七八八加起来，媒体报道说，牛群“总欠债近200万”。记者在这座县城采访，这些数据并不大的款项，在收入十分有限的当地人那里，远非那么容易凑齐。

　　一位著名演员在社会这个大舞台中的表演，为什么连续几年的投入远远低于产出？是牛群完全没有相应的经营能力，还是在聚攒名声，将名声转换权力，将权力再度转换成利益，以此利益回报社会这一商业链的哪里出了问题？

　　牛群 蒙城的三重角色

　　与牛群合作办五子牛饮品公司的张勇，据记者调查，原系蒙城县三义镇副镇长。也正因为这一身份，他囿于“身在官场”而无法直接现身介入公司运作。但是，副县长身份的牛群却可以堂而皇之成为这家公司的法人代表。蒙城县官员解释，“牛群是特殊的”

　　牛副县长的笑

　　2002年12月28日，牛群就任蒙城县挂职副县长正好两年。这一天是蒙城县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这次会议议题之一是选举副县长——结果，323票赞成，7票弃权，牛群“很正式地通过选举程序”，再次担任蒙城县副县长，任期五年。

　　蒙城县有8个正副县长，牛群属于第9个。在后来多数面对媒体的场合，牛群定位自己，“我是品牌县长”。

　　虽然是第9位副县长，但县里的有心人并不少，他们向记者叙述注意到的事实是，县里大会，牛群在主席台的位置经常在书记旁边。在欢迎他就任蒙城副县长的那次大会上，主席台甚至给牛群夫人刘肃也留出了位置，但刘没有坐主席台，而是坐在观众席。正式的报道记录这一天，已经给出了严肃党报少有的热烈——“昨日，‘全国养牛第一大县’蒙城县委礼堂里气氛热烈而隆重，并且由武警负责把门站岗，严格验证进入，场外更是锣鼓喧天，少先队员列队载歌载舞欢迎‘牛县长’前来任职。”接受采访的蒙城官员回忆那天，“蒙城好像前所未有地过大节”，“印象中万人空巷，似乎所有的老百姓都出动了，学校、机关、各级单位组织大家列队欢迎，牛群所到之处，‘人人有笑脸，处处是掌声’，鞭炮声不断。公安都出动了‘戒严’。”

　　当时最直接的传说之一，牛群还没有到任，联系业务的资料已经寄到“蒙城副县长牛群收”。现在回忆起来，当地官员解释，“当时的牛群就意味着滚滚财源啊！”

　　谁引进了牛群，现在似乎更多人希望模糊其事。相对敷衍的介绍是，当年在北京的牛群曾经为蒙城五洲牛肉干做广告，这样与蒙城县有关官员相识，后被引进蒙城。记者去到蒙城调查，多数人印象深刻的有牛群硕大形象的巨幅牛肉干广告已经被撤下。双方的合作，成为一个谁也不再乐意提及的话题。

　　不乏媒体追捧的牛群，在早些时候对这一话题也足够坦荡，“我还记得蒙城县委书记孙克杰邀请我去蒙城的话，‘你叫牛群，我们那里也有牛群，牛群来到牛群中，你觉得这个创意好不好？你去，蒙城的知名度一下子就提高了，然后那里就能发展’”。在那时候牛群的回忆与描述中，是当时的县委书记登门拜访，打动了牛群。“我没想到一个县委书记有这种创意。这是非常超前的，非常大胆的。”

　　从时间上推导，蒙城县委书记孙克杰的邀请，应当是在牛群出任《名人》杂志主编与现代出版社副社长之后。现代出版社属正处级单位，而引进牛群，出版社负责人说，“主要考虑他是国家一级演员，属正高职称，可以套正处待遇，但并没有给予实际的正处位置。”显然，牛群当时更属意蒙城，虽然他就任副社长时间并不长。也许就是孙克杰“牛群与牛群”的创意对他的启发。于是有了蒙城县官员与出版社“组织对组织的交流与沟通”。

　　后来引进牛群的那位县委书记孙克杰自杀了，而包括孙在内的三任县委书记都因经济问题而被处理。记者的调查，无论对牛群的评价差异多大，但在与当地官员的经济问题上，多数人没有表现出任何异议——一致认为牛群一定不在其中。一位官员对此的解释直接明确，“蒙城的官场是水，牛群是油，他还只浮在表面”。所以，“牛群是特殊的”，这一描述仅仅表示一种实际状况。

　　特殊的牛群，给予当地人最具想象力的空间是财富，而他实际的表现，更像处在表演状态的演员。接受采访的当地官员，特别是曾参加过那次牛群就职大会的，最具印象的是他的“就职演说”——在大会主席台上张嘴唱了一首他自己作的歌曲，歌名叫《你今天笑了没有》。记者费劲终于找到了那首歌词:“今天你笑了没有，我就想看你笑;今天你笑了没有，我就想听你笑;今天你笑了没有;我就想让你笑;今天你笑了没有，我就怕你不笑;怎么都是一辈子，咱得笑到老;怎么都是一辈子，咱得天天笑;怎么都是一辈子，不笑白不笑;怎么都是一辈子，笑一笑十年少。”

　　就在那天的大会上，有人直接提问请牛群能否说点将要做的实在工作，牛群回答:“只要我心里想着老百姓，能好好做人、好好做事，我就可以笑到最后了。”

　　牛校长的哭

　　在北京，去出版社上班，有个扛摄像机的跟着，出版社的同事还大惊小怪。到了蒙城，稍有走动，牛群吸引的何止一两个记者。那次就职大会，有媒体记录，“会后，牛群还专门与全国60多家新闻媒体开了一个‘新年茶话会’”。

　　在蒙城，牛副县长的第一次哭，自然被如实记下。“2001年4月12日，牛群以副县长的身份到蒙城县聋哑学校视察，学校坐落在涡河岸边的荒坡上，教学楼和宿舍都是危房，学校的教学工作已经很难开展。牛群当时落了泪，他不会打哑语，就用脸去贴每个孩子的脸，并表示要想尽一切办法改善学校的条件。”县委宣传部的邵健回忆说，那是牛群第一回在公开场合流泪，后来次数就多了。牛群从一个制造欢笑的人变成了一个爱哭的人。跟他一块共事的人都说，“也数不上来牛群哭过多少回了”，“中国官员一向给人严肃、内敛的形象。但在蒙城，老百姓接触到了一位不按规则办事的县长，他哭得酣畅淋漓，而且总是当众哭”。

　　牛群这“第一哭”，导出的结果是他成为这所学校的负责人。牛群自己的解释，“‘我哭，都是为了孩子’。于是牛群开始在学校开幕时哭，社会捐赠哭，文艺晚会哭……”

　　与牛群有相对实质性接触的一位蒙城官员差不多都记得住牛群招商时的经典开场白，“我姓牛、属牛、叫牛，我家在山东，长在天津，安家北京，下放河北，现在在蒙城。我的名和我的利都是老百姓给我的，我感谢多年来老百姓对我的厚爱”。——这是不是有点像绕口令？说到学校，“牛群就开始掉眼泪”——这位官员慢慢才将牛群从副县长的角色回归到他更真实的演员身份，“他真能哭”，“哪怕夜里两三个朋友在房间里谈事情，说到个什么事，他一下子就哭起来，伤心得旁边的人坐都坐不住。还没有两分钟，讲到什么高兴的事，他又笑得厉害，让旁边的人都手足无措。”“他是个相声演员。能哭会笑成这样，真不简单。”

　　蒙城县聋哑学校1995年建立，当时安徽全省要通过“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达标验收，其中一个硬指标就是县一级的机构必须有聋哑学校。时任蒙城一中团委书记的高伟介绍这所学校，“办公地点是由石棉瓦搭成的临时建筑，宿舍楼是危房”。所以，牛群的伤心，“不可以怀疑他的真诚”。

　　牛群介入聋哑学校。视察后的第三天，牛群和县里其他领导邀请一些教师来开会，讨论“如果你是聋哑学校的校长，你会怎么发展这个学校？”高伟是参会者之一。经选拔，牛群单独留下了高伟。“要我协助他一起办特殊教育事业。当时牛群特别诚恳，他的热情也容易打动人。”结果是牛群给高伟6个小时决定。

　　朴实的高伟坐在记者面前，回顾那时，“蒙城一中是省级示范高中，县里最好的学校。如果不是牛群出面搞这个事，谁也不太可能选择这个不被重视的聋哑学校。”几天后高伟赴任聋哑学校校长，县里决定，牛群任法人代表和第一校长。

　　刚到聋哑学校，高伟还清楚记得当时的账目，“户头上只有2100元，负债6万多元，还借用了老师的钱没还清”。牛群的努力也仍然让高伟清楚记着，“学校接受的第一笔捐款，是县文明办发动各文明单位捐的36400元。之后，牛群马上去北京参加一个大型活动，向县里保证‘我要以最快速度把学校从危房中搬出来’，后来牛群在外面的捐款就陆续来了，个人带来的捐款前后不少于300万元。”在接受县文明办捐款的第二天，学校也由危房搬到租来的振华工贸有限公司一片约10亩的厂房。公允地看，没有牛群的努力，“这所学校的改变，不可能这么快”。

　　牛群成为聋哑学校法人代表一年多后，次年的8月，暑假结束，风波顿起。牛群提出将学校改为民办，新校址定在县东北角的板桥镇，结果34位老师集体辞职。高伟的解释是，“新校址的选择，牛群与学校老师意见不一致。我也认为学校太偏僻不方便和外界往来，而家在县城的老师上班也不方便。在这点上不一致，老师们就辞职了。”不过，辞职老师向记者叙述的原因与此不尽相同，“关键是太突然。白天召开全体教职工会，宣布改制与搬迁新址。牛群当时非常强硬，‘老师愿意干就干，不愿意就走人’，所以晚上8点钟，老师就集体辞职了”。高伟回忆说:“这时候，学校的账户上还有100多万元。”学校改民办，不是没有人对未来学校的归属与账目走向有疑问，但显然改制与搬迁“无法更改”。

　　后来，牛群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问他是否试图挽留辞职的老师，牛群给出的答案依然强硬，“没有。我觉得没有必要”。有意思的是，记者在蒙城采访，有知情人说，当时就有人劝过牛群，“特校老师不好找，还是留下这些老师的好”。但这些说辞，未让牛群动心。中央电视台记者注意到牛群新选址的那块地，“离庄子祠比较近，离尉迟寺也比较近”。牛群的解释是，“选址时实际并不是成心要靠近那个旅游点，仅仅巧合而已”。

　　牛群看中的那块地在板桥镇路东的“雪峰公园”，大约三百来亩。记者到此踏勘，镇委书记康治平介绍说，“这里原本是低洼地，不属于可耕地。镇里组织义务工填平后绿化工作做得比较好，有山有水。”牛群的激动也点燃了康治平们的情绪，“我们要在这里把学校建成世界一流，亚洲第一。”康治平跟记者算账，“牛群都说‘世界一流，亚洲第一’，如果这样，这里的交通、餐饮和住宿都会拉动起来。”这一煽呼，康治平向记者透了他们的底牌，“这块地对外的喊价有800万元，跟牛群谈下来是220万，其实哪怕只有100多万我们也愿意。”后来，牛群付了110万元拿下这块地。

　　或许是牛群无幸得到这块地，拿到地的第二年，发大水，这块地被淹了。“他后来就没要这块地了，我们也将钱退给了他。”厚道的康治平觉得很可惜，当然对镇里“也没有什么损失”。采访临结束，这位镇长说起他跟牛群的交道，“牛群说，来蒙城前觉得当官是最容易的事，很想讨个官来做，现在才知道当官是最难的事。”更准确地看，牛群与康治平讨论的未必是当官，而可能“做生意是最难的事”。

　　在改制成民办，也选中了新校址之后，当然是在新校址还没有被大水淹过之前，牛群把学校与及自己面向社会一并“裸捐”了——面对镜头，牛群也坦言，办特校，还是会“自己给自己开工资”。

　　民办之后，所有的财务，牛群学校一致的说法是“由县财政管理，每一笔钱都要经过县财政的同意，学校自己不动一分钱”。但记者到蒙城县财政局采访，熊副局长的解释却令人意外——“从原则上讲，学校转为民办后，财政局便没有权利和义务对其进行监管。”不过，从形式上看，县政府还是安排财政局派出两个会计帮学校记账，“这纯粹是服务性质，作用就是记账报销等，对资金使用没有任何监督管理的作用，都由他们学校自己决定”。蒙城县民政局马局长向记者给出的答案也十分明确:牛群的学校得到的捐款跟当地的民政部门没有关系，所以没有发生过任何关联。

　　牛总的债

　　牛群主持的五子牛饮品公司的前身，是三义镇的九龙口矿泉水厂。由于三义镇欠张勇、郭翠兰夫妇的钱无力偿还，经蒙城县人民法院判决，并经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这家企业归了张郭两人。

　　知情人说，“当然是张勇托人找到牛群，希望和他合作。牛群是多大的名人，谁不想攀上他呢！”当时大家看到的牛群，“一点架子都没有”——各种招商引资场合，一开口，“只要跟我干，名利双收。要钱有钱，要权有权”。一旦和牛群合作，他担保，“保准让你高兴得吃惊！”张勇、郭翠兰与牛群的合作，让人“吃惊”的是进展的顺利。

　　有亲见者描述说，牛群去到张勇、郭翠兰的矿泉水厂参观，一见到张勇，就赶紧顺手拿起旁边的毛巾，在水里蘸湿后从上到下帮张擦汗，接下来又不停地用双手按摩张的肩膀，说，“兄弟你辛苦了，不容易啊”。后来，张勇跟他的朋友说起他的这次际遇，“我哪里见过这架式呀，何况人家是个全国名人，是副县长，我感动得不得了”。更让张勇夫妇感动的还在后面，“牛群进到张勇的家，见到张母，神情激动地一下子跑过去，嘴里深情地呼唤，‘哎呀，我的老母亲，这么多年我对不起你呀’。接下来又是掏出相机帮老人照相，又是给老人梳头”。向记者描述当时场景的，给出的结论是，“那真比电视上演的还感人”。

　　在蒙城采访，即使看上去与官场商场最不相干的当地人，概括起牛群，最直接的印象是他真能说，“而且都是排比句”。你要问他们还记得什么，张口就来，“蒙城不富我不走，蒙城富了我舍不得走”。

　　在与张勇接洽合作事宜的最后阶段，牛群很关切地跟张勇说，“老弟，跟着我好好干，商贸城的房子就是你的，给咱的老母亲，让她多享享福”。中国商贸城为了感谢他的冠名，给了他十几间铺面，两套好房子。这样，牛群提出来组建五子牛饮品公司，张勇、郭翠兰夫妇的固定资产占新厂20%的股份，牛群则持有80%，成为牛总。记者在蒙城找到这桩合作的核心人士，但仍然对牛群的资产来源一无所知。

　　记者查到的资料表明，蒙城五子牛饮品有限公司2002年8月8日正式开业，注册资金60万元，由蒙城牛群教育有限公司与郭翠兰二位股东共同出资成立。牛群系法人代表，其中蒙城牛群教育有限公司出资48万，占80%，郭翠兰实物折价出资12万元，占20%股份。由于张勇当时系三义镇副镇长，所以这家公司由郭翠兰出任股东。但双方合作不到一年半，小股东郭翠兰将自己的股份“捐”给了牛群。

　　一家媒体的记者调查表明，今年1月20日，五子牛公司《股东会议纪要》明确记录，“同意郭翠兰将原持有本公司股金12万元，根据审计结果，现实有股金8.8万元，转让给自然人牛群6000元，转让给蒙城五子牛教育有限公司8.2万元，五子牛饮品有限公司的两位股东是蒙城五子牛教育有限公司和自然人牛群。”这位记者写道，“一提‘捐股份’的事儿，郭翠兰就流眼泪。”记者赴蒙城采访，相关事件当事人再次向记者证实这一事实。牛群取予之间，其理由并不容易为外人所知。至于牛群原来那番感人的表态，最后当然是没有兑现。

　　公司最后的命运是亏损。记者以做生意为由，到五子牛饮品公司调查。在一片农田中，有近20公里的路不好走，除了难以想象大型运货车如何能顺利通过这里的道路外;更难想象的是，当年牛群宣称建成“中国第一”的豪言如何兑现。接待人员告诉记者，“厂里的设计生产能力为每天200吨，但现在一般生产几百瓶”。有心人帮记者计算了一下，“三年多时间，换了7个校长、4个总经理、2个秘书，3个司机”。而这种种，县里官员向记者一言概括，“牛群出现的问题只是用人不善的问题，很多东西没有经营好”。

　　有一个有趣的说法，现在蒙城牛群的债主，经常聚在一起轮番打他的手机，虽然他们知道牛群不会接听，“难道讨债不应该？”

　　被需要的县长

　　在不大的蒙城县，牛群就是蒙城。并不只有当地人才这么以为。“我想我是个品牌县长。我们蒙城每年在外的劳务输出几十万人，一说起来，我是蒙城人，牛县长在我们蒙城，这恐怕在外头打工的感觉都不一样。”这个90年代开始闪亮的娱乐明星谈到自己这个内地贫困县的副县长身份时说。面对提问，牛群能轻巧地绕过他的官商身份以及使他惹上麻烦的债务危机。他在镜头和公众面前闪耀了十来年，他热爱被人注目，哪怕在身陷困境的时候。他那只尾数为“9000”的手机这个时候正不停地被20多个债主轮番追打，一个叫葛维杰的农民已经被一年多的讨债经历弄得身心俱疲。

　　这仍然不影响许多蒙城官员对牛群的维护。“只有蒙城人才知道蒙城多么需要牛群”，一名四十来岁的蒙城官员说。在这个土生土长的蒙城人眼里，牛群这些年马不停蹄地在北京、上海各大城市和蒙城之间穿梭，给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农业小县带来了声望，为上千农民提供了就业机会，使这里获得更多被上层官员造访的机会。后者则给蒙城争取到了上级财政援助和社会各界公共投资的可能。“对一个116万人口、‘农大工小、人多钱少’的穷地方，牛群就是机会”(记者 朱文轶 吴琪)

　　蒙城的政治风气

　　蒙城位于安徽省的西北方向，像遍布中国的所有偏僻小县城一样，它姿态平庸，在漫长的岁月里，没有任何理由进入外界的视野。

　　第一个给蒙城（蒙城原来隶属阜阳，后来阜阳和亳州划分为两个地级市，现在隶属亳州）以烙印的人物是不久前因贪污公款被处死刑的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王曾在阜阳为官，在当地有个外号叫“王三吹”，他曾经对外宣称:阜阳是中国人口最多的市;有京九线上最大的列车编组站;有全国最大的养牛县——蒙城。

　　据说，上世纪90年代初，蒙城县一名从畜牧业提拔上去的主要领导确实对发展黄牛经济做了一些工作，但离“全国第一”的说法有相当差距。王怀忠这句给蒙城的定位让这个本来毫无性格的小县城一下子成了一场政治表演的主角。

　　接受采访的蒙城官员说，到了上头领导要来检察工作了，蒙城县领导就发动周边乡镇的老百姓都把牛牵来做样子，再每人给些补贴。为了让上级领导参观养牛专业村，从20里外的村子借“牛演员”，每牵去一头，“演出费”20元。为印证“家养三头牛，户户盖高楼”说法不虚，县领导强迫养牛状元建别墅、临街村民建楼房，结果“那些养牛专业户叫苦不迭”。据他介绍，1995年到1997年间是县里黄牛经济最红火的时候，“存栏量有97万头”。后来因阜阳地区的浮夸风受批评，政府对农民的经济行为干预较少了，越来越多的人外出打工，黄牛数量急遽下降，现在的官方数字是“20多万头”。而蒙城一名出租车司机对记者说，“你自己去看看，逢上赶集能否有个几百头”。

　　知情人透露，为调查与王怀忠相牵连的其他官员，中纪委曾入住蒙城多时。对蒙城来说，“养牛经济”已无法再夸耀，没有任何地理（蒙城东有蚌埠、西有阜阳，不通火车，没有水路）和区位优势的蒙城急切寻找新的发展点。“品牌之道”是当时蒙城的掌舵人孙克杰经营城市所悟。牛群于是成为延续蒙城政治表演的另一个主角。

　　2000年起，继王怀忠之后，蒙城县委三任书记前后落马。孙克杰也在其中，不久孙自杀，他涉嫌牵涉近百人的买官卖官交易无法审查。一名知情人士说，副县长牛群也是孙克杰个人交际的一个招牌，有了上面领导来，孙一定要拉上牛群去敬酒，他分析说，与王怀忠在官场上联系密切的孙深谙“政绩工程”的为官之道，“将牛群引进蒙城县本身显然是一个符合多方利益的举动”。

　　记者在该县宣传部看到的一个2002年底对牛群挂职两年副县长的总结中说，“任期两年里，他引进资金近5亿，而蒙城因此获得知名度的潜在价值，用金钱衡量说高达数十亿也不为过”。

　　蒙城财政难题和“牛群”解药

　　记者采访中，牛群的基本背景被首先被解释为“明星”，其次是“北京来的”。在蒙城许多官员看来，牛群效应能让蒙城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收益，甚至其他更多的东西。

　　胡鞍钢去年曾经做过一个调查，揭示了现有财政体制下，地方事权繁重，财政压力巨大，特别是县乡政府的支出责任和收入资源不相匹配，而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缺乏制度化渠道。调查结果显示，地方干部认为本地区争取中央财政援助、公共投资以及优惠政策的渠道按重要性排在前两位的因素都是中央领导人到本地区访问和考察、以及“跑部（中央部委）前（钱）进”。他说，这表明，地方政府若想获得中央的优惠政策基本上是靠非正规制度渠道获得，而且选用多种形式的非正规“寻租手段”，因为他们无法从正式的制度安排中获益。“面对已经入不敷出的‘吃饭财政’，要承担那么多公共服务职责的地方政府就不得不高度依赖预算外资金和体制外收入，无疑，在地方官员的脑海中，一个北京来的名人能给他们带来令人惊喜的‘预算外资金’。”

　　蒙城县面积2091平方公里，人口116万，辖25个乡镇(场)、574个行政村。据统计，财政供养人员近30万人，但县乡财政本级的财政收入却不足3000万，大部分乡村都债台高筑。

　　县宣传部的一位官员把蒙城想办事没钱的原因归结为“没有足够的注意力”，“要钱，我们要让人看到这个地方”。

　　“牛群是招牌也是解药”，他说，牛群在蒙城没有办公点，也不用上班，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参加各种跟蒙城有关的节日庆典活动和对外招商活动，不管是省市还是县里组织的，牛代表蒙城参加了广交会、深圳高交会等各种商贸活动。作为牛群招商引资重要功绩之一的是以他冠名的“牛群中国商贸城”，该项目占地300多亩（2002年5月开业），蒙城对外宣称投资额达2亿。记者看到的现实是，商贸城里的1000多个铺面有近2/3关门，仅是中间的一条主路开门商铺比较集中。早期曾来投资的“浙江精品”“温州皮鞋”早已整条街关门，曾经被热烈宣传的浙江客商加盟的“永康五金一条街”全部关门，仅有招牌挂在街口。商户张凌说，商贸城刚开张那会还有江浙客人投资，很快他们发现没有生意全退出去了，这个县城经济欠发达，地理位置偏远，交通又不发达，根本无法成为像浙江义乌那样的商品中转站。现在剩下的都是本地人做点零售生意，从阜阳、江浙、武汉等地进货，由于商贸城偏于县城东南角，县城人很少来买东西，所以只能面对周围农村做零售，“生意根本起不来”。讽刺的是，在商贸城的某个出口处，整面墙上是牛群推销的一个大广告，旁边醒目地写着，“一个拥有5000万消费群体的市场，一座年销售额可达50亿的商贸城”。知情人透露，到现在商贸城建店铺的施工费用还在由施工队垫付。

　　县机关一位干部带记者看商贸城正在进行的二期工程，占地7万平方米，“修这些漂亮的商铺总比看上去一块空地要好”。

　　地方经济与牛群品牌的这一组合，在走过三年多之后回头看，不知是地方经济发展的悲剧还是牛群个人发展的悲剧。(主 笔 李鸿谷 记 者 吴 琪 特约记者 于林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