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的替身》：以子之名的强奸

《爱的替身》海报

　　（搜狐娱乐独家专稿 文/云飞扬）这是一卷没有尽头的残酷的浮世绘，无路可走的现世报，让母亲成为献祭的对象。唐晓白导演并参与编剧并导演的《爱的替身》，将镜头对准极度有中国特色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失独家庭”，只有男人对子嗣偏执的诉求，而无有对任何女人的爱，女人不过是为奴隶、生殖机器的资格，情感的缺失导致本来可积极向上的《清明上河图》花卷，成为冷色调的“清明上坟图”，即便活着的角色，都匆匆忙忙的奔向下一步。步步惊心的无辜者，一而再再而三的被极端的命运，逼向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传统结果里。思想的种子，可以改编人生的剧本，也可以改变他人的命运。她和她即将分娩的孩子注定是要贡献，作为牺牲收获无可逆转的命运。

　　这是中国电影史上最痛苦的一次分娩，以子之名的强奸，直接将失独家庭的悲哀困境表现出来。杨舒婷饰演的李巧鱼，她的人生在30岁时是最悲催的巧遇。丈夫何满的货车爬上了一个男孩，车翻了，男孩死了。在平庸的世俗社会里，如成泰燊饰演的成永贵，唯一的希望也就是苛求儿子通过“知识改变命运”，然而一场车祸，将所有的梦想、幻觉成为虚空里的泡沫。梁静饰演的梁云珍，早就结扎，不能再生育。愤懑的成永贵斥责瘸腿的何满时，后者慌不择言说“要赔，让我媳妇给你生一个。”冲动之下，成永贵强奸了无能为力的李巧鱼。在这个故事中，李巧鱼最为无辜，她遭遇的境地，再坚强也无法还清法院的判决，又不能救治丈夫，直面被强奸的命运，她选择了隐忍。从这个选择中，我们可以盘点出当前社会诸多恶意、恶政策。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令独生子女家庭一旦出现意外就难以补救。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社会保障体系的脆弱，令许多大病、意外的当事人，完全无法承受，更不用说诸多外来务工人员。庸碌无能的成永贵，在李巧鱼和梁云珍面前都是强权者，他凭借着传统的生殖繁衍欲望带来的报复心理，“以牙还牙、以物易物”的夫权观念将女性物化，坦然或迷狂的判决对她们身体的使用权，并且在错位的“代孕”过程中，试图留下被侮辱者。杨舒婷演来在真实的边界，以母亲的本能来包容事件的进展，承受着不可思议的荒诞，爱和恨都既关系着整个社会又锁闭到具体个人，星空之下、红尘之间、燥热的空气里，她行走在不伦的路线上，而观众却又难以“怒其不幸，恨其不争”，坐着说话不腰疼的我们，无法去体味这个人的灼伤感，生活的压力和存在感的虚无，归于实在的“新生命”降临之后的审判。

　　显然，性别的角斗在《爱的替身》中，男人都获得了当然的成功。成永贵又有了儿子，何满斥责妻子，梁云珍短信里说“离婚”，而李巧鱼放下孩子转身就上火车远离。这次分娩的结果，是恶意的满足，也是不能宽容的注定下场。四个人组成的活生生的话剧，舞台上的形象，没有一个能够坦荡荡直面自己的内心，施暴者、受难者，本来都可以改变故事的走向，而不是将故事变成失控的股市，第二个儿子出生以后，所有人都被钉在了耻辱柱上，这个社会也是如此。社会救济体系的似有还无，法律观念的单薄如纸，养儿防老积谷防饥的现实必要性，认命的朴素价值观，一场意外拖垮一家人，都让不冲动、不泼辣、不撒手的李巧鱼步步心惊的迎接社会观察者唐晓白给出的命运轨迹。李巧鱼是一部分女性的代表，大海般的母性宽纵了男权暴力性的言行举措，值得同情但不能鼓励，她们要学会走新路，很难，也未必有人教，也或许就无从去学。无论如何，李巧鱼这一次分娩的过程，献给被侮辱和被损害的母亲，一如《盲山》、《苹果》、《左右》、《北角》、《万箭穿心》等等电影中中国女性所承担的磨难。

　　再说回计划生育政策，刚刚执行推广之时，中共中央国务院做出过承诺，政策执行三十年，到期限再做研讨。如今时间已经到了，然而基本上没有大的改变，而中国是生育率早到红线以下，仅仅超过1.0的水准，是完全达不到世代更替的需要。而中国人的晚婚晚育和抚养儿童成本高企的趋势，在未来三五十年内显然也不可能有减轻的可能性。从全球范围内看，东亚东南亚地区已然是生育率最低，内地与港澳台尤其严重。而在内地也有几个地级市长期以来实行双胎化实验，生育率甚至已经低于全国平均数，这就说明二胎化并不能导致全国生育率的上升。根据很多研究机构以各种模式做数据推导，目前即便全面放弃计划生育政策，全国生育率回升到2.1都是不可能的任务。当前，北上广的生育率都在0.8-0.9，处于高度危险状态，不过是凭借外来移民补充缺失的人口，这又导致三四线城市和广大农村地区的空心化，未来社会体系将难以保全。爱与家庭最重要的体现，便是孩子，即便是贫二代、多代，也有指望，否则连孩子都没有的弱势家庭最不匮乏的就是绝望，从这个角度上看，成永贵的罪尤其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