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帝”，以及“龙套帝”
十多年前，姜文和葛优在《秦颂》中有过一次合作，私交甚厚。编剧述平说，早在《子弹》构思之初，姜文心目中的“老汤”人选已属意葛优，很多情节甚至有提前量身定做的预设。
剧本送到葛优手里之后，姜文用手机短信送去了一个问号，未着一字。很快，他收到了葛优的回复，也很短，只有一个字：妥。
说服周润发的过程要更为复杂一些，要让发哥来演一场三大影帝对决的群戏，心理铺垫工作很重要。喜欢书法的姜文专门给发哥写了一封信，开头就是古来劝降书的经典《与陈伯之书》：“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
召自家弟弟出马用的是另一种兄长态度，亲近而不容商量。——姜文姜武以往仅有的一次合作，还得追溯到10年前的《鬼子来了》。
也是短信，姜文发给姜武，就俩字：“嘛呢”； 姜武回的更短：“家”。 姜文又问：“还有胡子吗？”姜武回：“有”。
“那时我刚拍完一部戏，里面的角色要求我得有大胡子，可收到短信的当天晚上我刚把胡子刮完，但我感觉他肯定是要我留胡子，我一边摸着我这光下巴，一边回他说，‘有’。从那之后我就开始留胡子，幸亏他是隔了好长时间才找的我，见面之后让他看我胡子拉碴的，这才给瞒过去。”姜武说。
姜武扮演的“武举人”，戏不多，但关键。戏份“直逼男四号”，姜武笑着说。“现场我们总是为戏的事情切磋，不过我切磋不过他，我总是被他切磋了，把我的戏删了不少。”而且，零片酬，出演到现在，没人跟他提过报酬的事情：“没办法，他是我哥，我哪好意思和我哥谈钱。”
姜文还擅长起用片场里的非专业演员，很多“龙套帝”在他片子里出现。电影里半裸上阵被强暴的大胸民女，是为艺术“献身”的某制片助理；从床底下钻出来的葛优8岁的傻儿子，是电影的制片和出品人马珂。姜文是这么说服马珂的，“中国电影史或者是外国电影史上，永远不会有一个制片人，会舍弃自己的形象，只为了博观众一笑。你这是最伟大的成全。”
危笑大概是这部电影演职人员字幕中出现最多的名字，除了编剧、第二副导演，从未有过演员经验的他还出演了土匪老七。一大早就起来化妆，脸上挂着用棉花和血浆炮制出来的伤口，穿着土匪的戏服，然后还得在现场调度当天工作。
编剧郭俊立在戏里演了一个气喘吁吁的胖子，攻城胜利后，老百姓忙着瓜分土豪财产，他对张麻子说，“县长，这两把凳子归我了。”另一场戏里，他演一个打麻将的地方乡绅，他未来的媳妇演丫鬟，站在他身后给他捶背。《子弹》刚一杀青，郭俊立就结婚了，在大量剪掉的冗余镜头中，姜文特意留着这个镜头没剪，“这就是老姜性情的地方，他对我说，留着，将来好对儿子说，就是这部电影，你爸跟你妈结婚了，然后有了你。”
烘烤型的导演
1986年，姜文在《芙蓉镇》里扮演老右派“秦癫子”，导演谢晋鼓励大家完善剧本，姜文就跟刘晓庆等一起排戏，排好了给谢晋看，谢晋经常会鼓掌说：“不错不错，比我原来那个弄得好。”后来姜文自己做了导演，总是先给演员鼓掌，然后再说问题。这与他一贯给人留下的霸王印象颇有距离。
“导演就是干这个 ，启发、忽悠、拍马屁、鼓励，以至于让他们忘乎所以，哎，我的戏就逮住了。演员不放松是演不好的，所以我这戏里边，演员发挥这么好，都是我给吹捧的。”姜文自己说。
他虽然广泛地听取各方意见，但是，一旦他自己的意见形成，他人就很难再改变他。跟他相识多年的吴凌试图举出一个说服姜文改变主意的例子，她认真地想了很久，最后放弃了，“没有，我想不出来。”
电影里黄四郎对张牧之(张麻子)的一句评价，颇似在说姜文：“霸气外露。”
“姜文是一个控制型和燃烧型的导演。他在不停地烘烤周围的人。”危笑说，“但他确实把我们都点着了。”
“姜文有一种特殊的把现场所有人员调动起来的能力，主要是靠他的凝聚力和个人魅力。从拍《鬼子》那会，其实特别苦。在潘家口深水库，周围什么娱乐都没有，天天拍夜戏。光大屠杀就拍了好长时间，那个冬天特别冷。我们当时拍地窖戏，真是在地下，天天在地下，整宿冻的。晚上就是挤在炕上轮流眯一会儿，然后接着拍。”吴凌到现在都在怀念那一代电影人单纯的、心无旁骛的创作状态。
“其实电影好多可以取巧的，就是可以不那么真的，但他全要真的。比如说打耳光，其实都是假借的，那种一闪，声音也可以用打在手上代替，但他是真打。你听那个同期声，全是真声。演员脸上一条一条的，全打红了。”吴凌说，如果电影不是有最后的上映期限，也许姜文会永远改下去，他会一帧一帧地剪，每个1/8秒的镜头都不肯含糊，虽然观众其实根本看不出任何区别。这种顶真的创作方式，注定了他不可能是一位特别高产的导演。
挣钱的两种方式
《让子弹飞》有普通话和四川话两种版本，因为姜文是贵州人，而葛优的母亲是重庆人，他们俩开口说四川话的障碍较小，而让发哥说四川话似乎有点不太现实，但发哥的“御用”配音演员恰好是成都人宣晓鸣。
毫无疑问，在四川地区将放映四川话版本，而在其他地区，也许俏皮泼辣的川音也会有市场，《疯狂的石头》以四川方言征服全国影院就是一例。也许，会有人为了看全《子弹》的两种版本，两次掏钱买票进入电影院。
在电影里，有一段台词耐人寻味。假师爷老汤教张麻子生财之道，但姜文饰演的张麻子拒绝下跪。
姜文掏出手枪，“凭这个能不能挣钱？”
葛优：“能，山里。”
姜文又掏出县长的惊堂木，“凭这个能不能挣钱？”
葛优：“能，跪着。”
姜文啪地把手枪和惊堂木拍在一起，“这个，加上这个，能不能站着把钱挣了？！”
“站着把钱挣了。”成了姜文的另一个隐喻。把枪擦亮，把活做漂亮，并且不向流俗敷衍的电影潮流妥协。过去我们以为摆在电影导演面前的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拍票房至上的商业片，但是板砖横飞；一是拍高深小众的艺术片，但是应者寥寥。但张麻子指出，这两条路其实可以并作一条，在商业环境下，一个好导演也可以端端正正地站着，并把电影市场的钱给挣了。
这是最坏的时代，也是最好的时代
“姜文的电影相当生猛，不光布满了男人味，而且布满了动物性，我很喜欢。当年我在美国看他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就感觉不得了，这么多国产电影，只有他拍出了那个非凡年代的质感。”陈丹青说。
因为要说的东西太多，说的方式又多双关隐晦，所以姜文的作品常常被人“过度解读”。比如《鬼子来了》里，“四表姐夫”向马大三表达对“一刀刘”的崇敬，高举巴掌喊出“第五代啊！”
而这一次《子弹》里又埋了类似的包袱，六子出于青涩的血气之勇，剖腹自杀，坟墓上一个大号木雕，一个巴掌做出“六”的姿势，让人浮想联翩：莫非“第六代”也已经被埋掉了？
老朋友王朔在《太阳照常升起》之前就把姜文称为“拳王”：“姜文应该是最后一个大师了，拳王……姜文气壮如牛，艺术野心更大，只怕没有他的舞台了。”
跟悲观主义者王朔不同，姜文觉得，现在依然是电影的好时代。
拍《阳光灿烂的日子》的时候，演员姜文连拍电影需要多少钱都没概念。别人问他，要多少，他说，怎么着也得200万美金吧。可是没钱，没钱就没电影。
没人看过他拍的片子，投资谈何容易。王朔把法国制片人让·路易介绍来，一个姜文从来没见过的，只听说拍过《铁皮鼓》的叫施隆多夫的德国导演，看了40分钟样片之后说：哎，这小子，我一定帮他把片子做完，这是个好片子。
起码，现在的姜文，已不需要如此辗转反侧，他有足够的能力将资源聚拢：好的投资、好的档期、好的演员和编剧，好的摄影与音乐……对于导演，剩下的，无非是认认真真，向那些对你仍有期待的观众，讲好你的故事。中国电影导演在当下的整体使命，不过是，不要让那些澎湃涌入这个行业的热钱，长时间火旺旺地烧着一口空锅。常常被方便面电影糊弄的中国观众虽然宽容，但并不弱智，容许你辈狂歌，可是，“不要装乖，不要吹牛逼”。
虽然金钱至上，虽然青黄不接，虽然外燥内虚，但在电影产业化的大背景下，也许，一些新的规则，新的游戏法，新的电影人和观影人，都在慢慢摸索成长。下得山来，提刀四顾，江湖犹在，宝刀未老。姜文所谓的电影好时代，这就是了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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