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艋舺》重振台湾电影 钮承泽：我也曾逞凶斗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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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曾经血气方刚，逞凶斗狠，也曾经人生路上有过偏差，再到患上忧郁症，走到今天。正是因为我经历过那样的偏差，才有了阅历能拍出这样故事。《艋舺》让我再活了一回。

　　■ 人物简介

　　钮承泽

　　小名“豆子”，国光艺校影剧科毕业。1966年6月22日生，双子座。父亲来自北京，9岁开始接触表演，2000年开始导演工作，2002年8月成立红豆制作股份有限公司。

　　电影演出：《风柜来的人》、《小毕的故事》、《飞天》、《黑金》。

　　电视演出：《吐司男之吻》、《包青天》、《台湾灵异事件》

　　电视导演：《吐司男之吻》、《来我家吧》、《求婚事务所》、《我在垦丁天气晴》

　　电影导演：《情非得已之生存之道》、《艋舺》

　　今年春节，一部名字又难念、又难写的台湾电影《艋舺》（音mon ga）红遍台湾，创下23亿新台币票房的好成绩。影片还借着柏林电影节展映以及盗版的流传，让大陆网友和媒体也兴致十足。和《海角七号》的意外之喜不同，《艋舺》是一次策划好的成功，似乎象征着台湾商业电影复苏的开端。

　　电影 不能承受之轻

　　2010年1月14日的傍晚，钮承泽和音效指导杜笃之不间断奋战近30个小时后，完成了《艋舺》的后期制作。在骑着单车离开录音室的回家路上，钮承泽哭了。在台北市中心街头，他泪流满面到脸都皱起来。钮承泽说那种激荡波澜的情感，除了一路走来始终坚持的自己，其他人不能体会。构思四年、筹备五个月、前后拍摄七十多天，近八十天的争分夺秒的后期制作成就了《艋舺》。更重要的是，被好莱坞电影侵蚀严重的台湾电影市场，台湾地区制作二十年后终于又上了春节档，做商业大规模发行。“你可以在离你家最近的那个电影院看着讲着我们的语言，我们的环境，我们的故事的电影。”钮承泽不无感慨地说。

　　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台湾当电影导演是件很没面子的事，因为好莱坞电影占据了台湾市场95%以上的份额。本土制作观众不关心，投资人不理会，电影从业人员纷纷改行到广告、电视偶像剧、综艺节目中。这种状况在钮承泽处女作《情非得已之生存之道》体现得淋漓尽致：导演豆子为了拍摄自己的电影陪投资人喝酒、辅导金太少而拿去炒股，最后弄得一地鸡毛片子依然无法拍成。

　　2008年《海角七号》的异军突起，似乎让台湾本土电影才看到崛起的可能，但钮承泽始终认为，《海角七号》是个意外，但电影工业需要的是例子。于是在筹划《艋舺》时，他和监制李烈就用尽商业的办法，在上映前就确定春节档，由此计算投资规模、能承担的风险、摄制日程甚至宣传策略。

　　对钮承泽来说，《艋舺》有点像台湾版的《阳光灿烂的日子》，所谓“人不轻狂枉少年”，钮承泽把自己的青葱岁月搬上了大银幕，给自己人生做了一番交代。钮承泽说，混迹街头的那些日子，他们其实也没干出格的事，无非是站在学校门口对着学长们骂脏话，和同学好奇地去艋舺地区探个险。十几岁时的叛逆一方面是钮承泽的年轻气盛，另一方面也是他和个性阴郁父亲关系变差的一种逃避。

　　成长 轻狂少年“小毕”

　　钮承泽的父亲是钮骅源于满清贵族钮祜禄氏，祖上出了六位皇后，其中比较有名的就是慈安太后。钮家为满族贵族之后，钮承泽的外公是国民党将军张载宇。钮承泽说，他虽然是外省人第二代，但住的不是竹篱巴内的眷村，而是外公专用占地1200平方米的自己院子的独幢楼。小时候他最常跟同学炫耀的，就是他曾经上过蒋介石专用的厕所。

　　钮承泽的父辈看似风光，但来到台湾后的生活并不是那么如意，父亲在钮承泽12岁时就生病，脾气变坏个性越来越阴郁，父子关系越来越远。钮承泽说自己在叛逆青春期很害怕见到父亲，“他发病后每天就坐在桌子前面，抖着手拿笔写家书，回忆着童年，诉说着思念，身体却是越来越消瘦，我却每天都在外面混，都在逃避……”与此年少成名的他，开始对演艺圈感到格格不入，而弟弟的存在又让他感到母爱也被夺走。

　　钮承泽19岁那年，父亲患上罕见的“运动神经元萎缩症”（俗称渐冻人）住院，在医院插着呼吸管度过几十年。父亲住院期间，钮承泽只要去探视，在车上一定和他母亲吵架。“其实那时我几乎没戏可演，但在外头还要硬撑面子，因为我是‘小毕’（注：钮承泽因出演侯孝贤导演的《小毕的故事》而获得1983年金马奖男配角提名，由此名声大振）。”于是，钮承泽每天开车在外鬼混，一群人凑着零钱只加两公升汽油，直到避震器坏了没钱修，当街抛锚动弹不得。

　　另一方面，族群与家世的巨大阴影，是钮承泽另一个不可承受之重。他承认自己是权贵子弟，年幼时多数演出机会是靠妈妈的关系。成年后他努力摆脱阴影，跟街头兄弟混在一起，讲台语跟国语一样溜，不希望被贴上“外省人”标签，但一提到外祖父、父亲的北京老家，他不禁又向往。

　　父亲后来的去世让钮承泽伤心不已，“父亲十九岁离家，再也回不去。一辈子怀念北京胡同，抑郁不得志，却又得了怪病，长期被禁锢在这样身体中。我陷入两个悲伤，一个是失去了生你养你的最爱，其次我发现原来他是这样可怜。”

　　创作 情非得已之人

　　1989年的《香蕉天堂》后他开始对演员的职业感到茫然，人生没有目标。直到有一次李立群对他说：“你要立志做一个伟大的演员，才有可能把戏演好。”但台湾电影的现实又逼着钮承泽有劲儿使不出，想演电影没电影演，演电视又挑三拣四觉得丢脸。

　　1996年的电影《飞天》让他在大陆待三个月，虽只有拍15天戏，但剩下的时间他都在农村体验农民生活。钮承泽说“透过那部戏，我得到很多的能量，最重要的是，原来你可以为一件相信的事情做如此的付出。我变成一个敬业乐群的演员。”

　　2001年的偶像剧《吐司男之吻》给了钮承泽巨大的成功，世界一夕改变，他开始不断接到制作人、电视台主管的邀请电话。慢慢地钮承泽觉得自己有了“国王地位”，某一次不小心发了脾气，他发现自己比较舒服，大家竟然都接受了。于是暴躁的脾气也在圈子里传开来。他自己也承认，自己“不知不觉就变成一只被宠坏的怪兽”。

　　《吐司男之吻》的成功，让2003年的钮承泽对偶像剧《求婚事务所》期望过高。结果收视不如预期大受打击，同时计划跟周杰伦合作的《艋舺》叫停让其一蹶不振，患上忧郁症。直到2007年他借着假纪录片《情非得已之生存之道》，才让自己从阴霾中走出。

　　对于将近八年的偶像剧拍摄，钮承泽是抱着一种感激的心态，“在我还是井底之蛙的时候，我就说了台湾电影的未来在偶像剧，到现在为止我仍然觉得非常准确。”钮承泽开始当导演时，台湾的环境很难让年轻人投入电影创作。于是钮承泽们用很高的标准和自我要求在拍电视剧，“我觉得偶像剧是很好的练习，你会掌握故事的技术、学会分镜、知道怎样让观众哭怎样让观众笑、知道怎样控制现场。”

　　监制李烈口述

　　性格直接的文艺男

　　豆导性子比较急躁，对事情要求比较高，所以很容易暴跳如雷。不过拍《艋舺》时他好很多了，起码没有摔过桌子。这次合作过程中，我们也是从头吵到尾。我的脾气也不是很好，他又是很情绪性，经常会炙热地去表达情感。他经常把自己的回忆添加在电影里，有时候我担心电影会很满，但他是导演我也会尊重。情绪性这是他的特点也会给他带来问题，因为有时候情绪低潮时容易走极端。这时候你不去理他就是，他慢慢也就恢复了。

　　豆子比较直接，很适合走商业电影路线。但同时他是个非常文艺的人，文艺就像他生活的一部分，你跟他聊天他不会像我们这样平铺直叙，完全是书本里才会出现的华丽辞藻。

　　用《艋舺》唤醒热血、勇气和无畏天地的傻气

　　周杰伦原来要演“蚊子”

　　新京报：《艋舺》票房这么高，能够预测到吗？你觉得大家喜欢这部电影是为什么？

　　钮承泽：有这么高的票房，确实是让我有点高兴。但《艋舺》在拍摄之初，我们就知道会在最好的档期———今年农历春节。一开始，我就知道它一定要卖钱，它一定要被喜欢，而且我加了些偶像剧的东西在里面。台湾电影最大的特点是情怀，我相信《艋舺》中的“情”唤醒观众心中深处的热血、相信梦想的勇气和无畏天地的傻气。

　　新京报：从报道上看，《艋舺》这部电影从2005年就有想法，为何这么长时间才拍成？

　　钮承泽：我在2005年底想拍这部片子，经历了很多波折，而且那时候台湾经济环境很差，加上2008年的金融海啸，客观条件都不太允许。但是我心里一直都很想要拍这部戏，也为了等一个适合的时机。随着华语片的复苏，涌现出像《海角七号》这样的本土电影，外在的环境也让这部片子能顺利拍摄以及八十天就能制作出来。

　　新京报：听说这部片子最开始是周杰伦提起的，后来怎么没合作成，当初周杰伦本来要演哪个角色？

　　钮承泽：2004年，周杰伦找了我，他问我要不要拍一部电影，讲我小时候那个年代的怀旧故事，他说片名就叫《艋舺》。我说要想一想，就出去散步，随之有很多很多画面、感受和情节涌入脑海；后来开始田野调查，搜集了一些资料。原本预定2005年8月开拍，但周杰伦因自身原因退出。当初周杰伦本来是要演蚊子这个角色，后来影片真的要拍时找到了《痞子英雄》里的赵又廷。

　　《艋舺》里没有断背山

　　新京报：《艋舺》里那些男孩子的友情，比如志龙（凤小岳饰演）与和尚（阮经天饰演）很多观众都解读为同性爱、断背山，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钮承泽：首先观众解读有他们的角度。电影拍完了我的工作基本结束了，观众从自己的认知来解读，我觉得很有趣。我能说的是，每个人成长过程中都可能出现这样的朋友，为了他（她）付出一切，这种感觉是无涉性别的。观众的解读我只能用双耳和双眼去感知。可以肯定的是，我觉得没有将任何同性爱的东西加到电影里，大家不要误会了。

　　新京报：《艋舺》的片尾我看到你打出“生存之道”四个字，是有意呼应你之前的电影《情非得已之生存之道》吗？

　　钮承泽：这是我和编剧曾莉婷在创作上的一个小情怀。其实不只是想拍电影的台湾导演、上世纪80年代的年轻人，无论什么故事都是在讲人道生存问题。

　　我曾青春叛逆但没干过坏事

　　新京报：据说影片有些来自你亲身经历，是用这部片子来怀念青春岁月吗？

　　钮承泽：有怀念的元素在。上世纪80年代大陆是改革开放，经济腾飞。台湾同样也是，经济迅速发展，政治格局的重新调整，也经历了一个压抑的时期。那时刚好是我的青春岁月，就像《艋舺》里说的，一群年轻人对未来怀有憧憬，但是又很压抑，很想快点脱离父母长大，于是在面对亲情、友情、爱情各种矛盾，产生出一个转变。《艋舺》是一部剧情片，只是有一点点黑帮背景，而且电影的结局也告诉大家“歹路不可走”。

　　新京报：那你少年时真的混过黑道吗？混黑道是不是真的看不起用枪的人？

　　钮承泽：不能叫混黑道。我15岁的时候在学校被欺负，那时候学校有很多角头，我念的是营桥中学，当地一个角头叫兴隆全，我还记得老大叫“茶壶”，他们都是本省人，他很喜欢我，觉得我很有趣，就问要不要跟他们混。那时我也正值青春叛逆期，但根本没干过什么坏事，顶多是蹲在路口，专挑戴大盘帽的高中生骂几句脏话。

　　新京报：《艋舺》里讲述的那种江湖关系真实存在吗？现在的艋舺是什么样子？

　　钮承泽：电影肯定有虚构的地方。台湾是一个地少人稠的地区，而且民众性格强烈。打开台湾地区的移民史，你会发现闽南人跟客家人有争斗，福建来的漳州人跟泉州人也在斗，充满着各种复杂的社区关系。因为台湾地区有些所谓的地方主义文化———就在一条巷子里，就会有一群人去抢地盘；然后以这条巷子为基地，各团体划分地盘产生一种社区心态。在同一社区中又有一种亲人般的关系，所以很多人都会互相扶持。但这是过去的台湾，《艋舺》里讲的真的是过去的台湾。

　　下部想拍两岸爱情故事

　　新京报：聊到台湾电影侯孝贤、杨德昌、蔡明亮这些名字是绕不过去的，现在《海角七号》、《艋舺》，和侯导这一代的电影都不一样，没那么小众，更商业类型化，你怎么看这种转变？

　　钮承泽：每个年代导演都有不同养分，他们面临的环境也不一样，势必会在风格上有所不同。侯孝贤、杨德昌他们的电影是成熟又自然的，我和魏德圣也都在他们身边工作过，我们很庆幸曾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但我们面临的是不同的年代，商业层次上的压力和社会问题都不一样。这个年代还有艺术片大师，我只想拍出属于我的电影，它不媚俗也不会过于清高。

　　新京报：听说你下部电影计划和大陆演员周迅合作，具体是什么样的呢？

　　钮承泽：周迅是我的好朋友，之前在《情非得已之生存之道》中有过客串演出。周迅是我极其渴望合作的演员，我下部戏确实想涉及两岸，一部讲述大都会，两岸人交往的爱情片，在社会高度发展的背景之下，有着不同的人生轨迹但是却又走到了一起。但现在还没有文本，所以不能说得太多。

　　■ 记者手记

　　《艋舺》在台湾上映取得火爆票房后，记者多次电话采访过钮承泽（豆导），每次豆导都能出口成章说一些非常文艺的话来，难怪《艋舺》的监制说他是一个文艺男。同行说他其实是个脾气很火爆的人，但在电话里他却非常有礼貌，电话断线了他会主动再打过来。聊到兴起他会说，“我很怕电访，总觉得说不清楚。其实我真的很想和你深聊，到北京见面后我们再好好谈。”当我问到豆导老家是北京，他就更兴奋了，“你知道吗，除了我爸爸，我们钮字姓的姑姑、伯伯一大票人都在北京，唯一的弟弟也在北京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