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建国大业》，第一遍数星星，第二遍看剧情。数过了银幕上的星星后，其实还有两个幕后大明星，他们就是这部电影的编剧王兴东和陈宝光。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建国大业》的两位编剧，通过他们，了解这部史诗性巨作的创作故事。《建国大业》两位编剧接受本报专访，揭秘《建国大业》编剧王兴东陈宝光揭秘幕后故事:
王兴东：要表达主题不是展览人物 人物小传
王兴东 1951年生于辽宁大连，第九、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一级编剧。
其作品《留村察看》、《孔繁森》、《良心》等获得政府华表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蒋筑英》、《离开雷锋的日子》两次获得华表奖最佳编剧奖和13届、17届金鸡奖最佳编剧奖，为北京奥运创作的电影《一个人的奥林匹克》引起热烈反响。
《天国逆子》在东京第七届国际电影节获得大奖；广播剧《深情》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
1999年，他写了国旗的诞生———《共和国之旗》；2009年，他写了新中国的诞生———《建国大业》。
他就是王兴东，著名编剧，全国政协委员。
就在《建国大业》导演和演员们频频在台上亮相的时候，这部作品的原创作者之一王兴东忙着自己的话剧《北平1949》，“这是我在《建国大业》之后下的一个小蛋，是写傅作义这位对于北平解放具有重要意义的人物。”
这样一部史诗性作品，在创作过程中有着怎样的故事，王兴东在接受本报专访时一一道来。
如何展现如此多的历史名人
华商晨报：《建国大业》为何以召开第一届政协会议为主线？
王兴东：怎么打仗，三大战役都表现了。我写开这个会的初衷就是让大家看完电影和小说后，了解政协会议是怎么回事。而且里面涉及众多名人，宋庆龄，李济深，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等共600多位。这次盛会意义重大，所以有了《开国大典》《大决战》后，我还要写这个会议。
华商晨报：涉及这么多历史名人，创作前心里有压力吗？
王兴东：那些名人，不能每一个人都写，那样三十部电影都写不完。一个剧作家最主要的就是提炼，就要找到一个焦点。
我是要表达主题而不是展览人物形象，因此确定以毛泽东为主角，然后重点写了宋庆龄，李济深、张澜三位非共产党的副主席，采用了“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的结构。如果没有当了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的经历，我也不敢写。
华商晨报：创作前要做哪些功课？
王兴东：计划写的时候，就开始大量阅读。我在开政协会议时，经常遇到一些名人的后代。徐悲鸿的儿子是我的好朋友，几次开政协会，我俩都在一个房间住，非常熟悉。说到他父亲徐悲鸿都说是个大画家，我要写这部作品时就从他是政协委员的角度了解。当时国旗确定之后，颜色由徐悲鸿来定，最后调成国旗红，很多书上都写过。
再有就是王蒙先生，他曾经是我们政协文史委的主任，他给我讲了很多关于召开第一届政协会议的事情，比如：冯玉祥在黑海的船上被大火烧死，李济深乔装商人从香港冒险北上，张澜在上海险遭暗杀。
如何在浩如烟海的历史中选素材
华商晨报：在资料收集、采访过程中，让你感触最深，最打动你的是什么？
王兴东：城南庄遇险。我曾经到阜平县城南庄看毛泽东险些被炸的地方，在毛泽东居所门前，看到房前木柱上留下的弹痕。其中一个细节非常打动人，就是毛泽东给做饭的炊事兵一支香烟，炊事兵舍不得抽。后来，炊事兵牺牲后，毛泽东在他坟前摆了几支香烟。就是范伟演的那段。我就是在大量的历史素材中进行提练。
华商晨报：这部作品中有很多重大的揭秘，历史是公开的，你是如何发现这些秘密的？
王兴东：就是平时的细心积累和不断地查阅资料。就像设计国旗这个环节，是我在一次参观《国旗在我心中》的展览，了解到五星红旗的设计者是上海的一个市民，我原来以为是集体创作。一个普通市民设计的，怎么会确定为国旗的呢？
我为了了解清楚这件事就去中央档案馆查资料，查阅了大量第一届政协有关国旗、国歌的史料和会议记录。设计国旗的曾联松当年32岁，是上海的一个职员。当年政协开始征稿，他就投了稿。最早大家同意一个黄杠下面一个五行星的设计，但张治中反对，后来就从2992个设计中，选出了38个好的图案，做成了一个册，让每位代表都选。后来田汉力主五星红旗这个。我在上海采访过他，1999年去世了。
也是根据这个故事，我在1999年写了电影《共和国之旗》剧本。
为什么坚持用《建国大业》为片名
华商晨报：这样一部史诗性巨著，创作是否顺利？在创作过程中，又是如何核对史实的？
王兴东：我写了五稿还不满意，当时是2008年，我媳妇就说，快写这个剧本吧，再不拿出剧本，拿什么给60年献礼。我把剧本给她看了之后，媳妇说很多都是以前片子中没写过的，可以拿出去了。
为了资料准确性，我找到了好友陈宝光，他比我小一岁，专门研究毛泽东的。他爸爸是前北京档案局的局长，有什么问题他去核实。
华商晨报：取“建国大业”这个名字有什么波折吗？
王兴东：有人曾提出名字能不能改，我坚持不改。这个名字在两本书的史料中都提到了。一个就是1949年8月28日，宋庆龄从上海到北平参加会议，毛主席上车和她见面时说，“我们欢迎您来北平，共商建国大业。”
另外在李济深的一本书中，写李济深北上参加会议时也提到了建国大业。有人说和“开国大典”有点重复，现在是越来越响了，现在中影集团都出“建国大业”的月饼了。
华商晨报：沈阳对建国大业有哪些贡献？
王兴东：1949年1月，李济深一行人从大连到了沈阳。在沈阳，李济深看到了东北的农民赶着大车去支援前线，他还参观了沈阳钢铁厂等很多地方。这对他参加政协会议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后他起草了致毛泽东、周恩来的电报，表了决心。
陈宝光：我们要对自己的作品负责 人物小传
陈宝光
1952年出生，现就职于中国电影家协会《电影艺术》杂志，副编审，已发表电影评论20多万字，曾三次获电影评论奖。
著有长篇小说《离开雷锋的日子》（与王兴东合作）等。
《建国大业》的小说和剧本都是由两个人完成的，其中之一的陈宝光是位电影人。
他在接受本报专访时称自己喜欢纯文学，因为纯文学的地位没有影视高，他希望文学和影视联姻。
他十分低调，不喜欢和演员在台上凑热闹，但对于编剧的地位他认为还有待提高。
演员阵容庞大的利和弊
观众一时难了解故事，但回头有弄清楚的愿望
华商晨报：电影公映，看到自己的作品有如此巨大的阵容，是什么感受？
陈宝光：看到这么多明星来参演，而且不要报酬的时候，真的很感动，大家对祖国都有一份感情在里面。其实是题材大，才可能聚集这么多明星。
华商晨报：演员阵容庞大的问题是，很容易就削弱了观众对剧本身的关注。
陈宝光：这个是肯定会出现的情况。你先看到李连杰的脸，回头再想他演的是谁，这个画面就过去了。把李连杰转变成剧中人这个过程，是符合人的思维特点的。演员太多，好处是看着不闷，但对史实不了解的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但不用明星，剧很扎实，估计也没这么多人看，货再好有什么用啊？
用了众多明星还有一个好处。看了明星之后，李连杰演的是谁？你就可能有要弄清楚的愿望，之后你就会找书或者上网了解你感兴趣的那段。
华商晨报：现在看电影效果，和你创作时的预想相差多少？
陈宝光：整体差不多。采取明星来扩大效应，手法没有想到，火的程度也出乎我们的意料。
电影里的虚构画面
电影创作有这个自由，是为了艺术的表现
华商晨报：《建国大业》吸收了哪些史学界的成果？
陈宝光：我们参考了近百本书，都是在党史方面很权威的出版社，如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在小说中，我们还找到了《毛泽东年谱》，在解放前那段，毛泽东每一天做什么书里基本上都有，使我们的材料非常准确。没有这些方方面面的史料，这本书很难完成。
华商晨报：在创作方面，和王兴东是如何分工的？遇到分歧，你们又是如何来协调的？
陈宝光：我们两个是互补型的，各有侧重，他在影视编剧方面是专家，我在党史这方面比较清楚，在小说创作上我负责更多一些。他提出一个设想，我就去找党史看能不能证明他的设想。我把我的意见都说出来之后，如果他还是坚持他的观点，我是服从的。在这部小说上，我还是坚持自己的创作。
华商晨报：这样一部大制作，涉及人物众多，你们和导演韩三平是如何沟通的？
陈宝光：剧本交给剧组后，就该导演的二次创作了。有些地方我们要坚持，我们认为不正确的东西要规劝，要对自己的作品负责。
华商晨报：电影里哪些画面是虚构的？
陈宝光：毛主席在西郊阅兵，刘烨演的角色喝醉酒的那段是虚构的。宋庆龄在街上看一群睡着的战士，这个情节也是虚构的。还有五大领导人喝酒喝到高兴时在那唱也是虚构的。
华商晨报：这不是和历史有出入吗？
陈宝光：电影艺术需要煽情，根据情节需要，电影创作有这个自由，和一些完全纪实的文学不一样。
这是从艺术的角度，进行艺术的表现。电影时间短，横跨那么长时间，需要高度浓缩。
华商晨报：在商品经济时代，“文学必须占领影视阵地”，你怎么看待这种说法？
陈宝光：以前纯文学占得那么高的地位，现在让给影视了。纯文学和影视联姻，还能火一把，要不很多都郁郁寡欢了。
本报记者
杨东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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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华商网-华商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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