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张艺谋①：“我是中国最勤奋的导演”

    张氏电影

    吴天明是张艺谋第二个伯乐，正是在他的支持下，张艺谋从摄影转型当了导演。当时，40几岁的吴天明不仅是业内鼎鼎大名的导演，也是中国最年轻的制片厂厂长，正是他在西安电影制片厂掀起的“新思维运动”，大胆起用和培养了一大批有才华的青年导演。1985年，吴天明找到张艺谋，请他担任自己导演的影片《老井》的摄影师，“主要是因为张艺谋在《一个和八个》中在摄影上的突破，打破了中国电影旧的格局，那种不规则构图和光影的效果，后来全国多少影片都在模仿他。”

　　虽然只是从广西厂借调，但吴天明爱才心切，“当时张艺谋在广西厂的工资不过才70块钱，我给他开100块，还给他分房子。”给张艺谋特殊待遇使吴天明在西影受到许多非议，“每天寄到省委宣传部的举报信都一箱一箱的”，但吴天明底气很足，“我在厂里公开讲，谁不服气也演个《老井》试试，要不你也拍个《红高粱》！”

　　张艺谋能拍《红高粱》，机会是吴天明给的，但前提是他已经具备了抓住机会的能力。早在《一个和八个》中，张艺谋就从影片创作的角度给出了许多点子，而《黄土地》那种雄浑的气势和对色彩、形式的极端强调更是带有他强烈的个人风格。“张艺谋不仅刻苦，而且头脑非常灵光，在创作过程中经常提出一些很有意思的点子，比如《老井》最后那个‘石碑’的设计就是受他的启发。”对张艺谋的进一步了解让吴天明认定他是个“做导演的材料”。 还在拍《老井》时，张艺谋就给了吴天明两个莫言的小说，其中一个就是《红高粱》的剧本。但在国有制片厂的体制下，批一个项目没那么容易，要文学部提创意，讨论剧本，最后还要厂里的常务会研究批准。但张艺谋没法等，因为《红高粱》里的高粱地要提前一年种出来第二年才有景。吴天明决定“硬干”，他召集了厂里的车间主任，从各车间搞副业的钱也就是“小金库”里挤了4万块拨给张艺谋去山东高密种高粱。

　　艺谋没有辜负吴天明的信任。1988年2月23日，柏林电影节评审团的11个评委一致将选票投给了《红高粱》，中国电影第一次获得了金熊奖，这也是亚洲电影在柏林电影节获得的最高荣誉。张艺谋真正开始以一个导演的身份走向国际。

　　“市场就是市场，口味就是口味，有些人爱吃辣的，多少年回头还找那口辣，我不能评价更大的主题，但到今天为止中国电影在海外市场站得住脚的拳头产品还是古装动作大片，比它更大的拳头产品还没产生，你要想靠一个什么文艺片，不太可能。因为我们还处在发展中，既然外国人还认‘动作片’这盘菜，就把这盘菜炒好，激发他去认认旁边的花生米、拌黄瓜、炸酱面，效应一定是滚雪球的。”

　　在国有制片厂体制内，张艺谋完成了自己的处女作《红高粱》。有意思的是，这也是张艺谋完全依靠国有制片厂资金拍摄的惟一一部电影。出乎很多人的想象，从1990年拍摄《菊豆》开始，张艺谋的影片就开始了完全市场化的融资历程，因为这时渐入低谷的国有电影制片厂已经不能满足他拍片的需求，而与此同时，国际市场开始对张艺谋放开怀抱。

　　从《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再到《活着》、《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张艺谋的影片频频在国际重要电影节获奖，而这些影片的主要投资方也都来自国际市场，包括日本、台湾、香港、法国等。

　　凭借国际市场的支持，张艺谋一直保持着非常稳定的创作，但他也意识到中国电影在海外市场始终只是作为艺术电影的一种类型存在，国际市场对他的作品也早已形成了一种风格上的认定，而这种风格上的分类在某种程度上反而限制了他的创作。

　　1996年，当张艺谋筹拍第一部都市题材影片《有话好好说》时，过于依赖国际市场的问题和局限性一下子暴露出来。由于对张艺谋拍摄都市题材的影片没有信心，另一方面新片不再沿用已经是国际明星的巩俐，海外投资方突然减资，投资从2600万元一降再降，最后降到600万元。此时，张艺谋的好友张伟平出于“哥们义气”，担当了《有话好好说》的投资方。因为影片风格的变化和发行没有经验，影片最终亏了1000多万，但却成就了张艺谋和张伟平合作的开端。次年，张伟平注资成立了新画面影业，专门投资和发行张艺谋的电影。

　　十二年后回头再看，最初的“意气用事”最后却成就了中国电影产业发展中的一段“传奇”。2002年，香港安乐影业董事长江志强的加入，使张艺谋的电影在投资和运营上形成了一个合作的稳定阵营，此时张伟平也已从一个电影的“门外汉”成为电影营销和发行的“高手”：投资过亿的《英雄》在国内获得2.5亿元票房，在国际市场更是携《卧虎藏龙》余威成功进入主流商业院线。之后，《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的推出使得张艺谋的电影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阶段，同时更开启了“中国大片”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