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达尔、雷乃、侯麦怎么办！

　　早报记者 余奇 编译

　　伯格曼在前日清晨离开了，几个小时后，安东尼奥尼也追随他离开了人世。不知道这是否象征了艺术电影世界最后的崩塌。令人敬畏的欧洲电影大师经受了来自天际的“大清洗”。结果不容乐观。戈达尔、阿伦·雷奈、侯麦他们怎么办？我们难道要让他们一个个躲在家里，用毯子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逃过这次劫难？

　　与此同时，我在探寻伯格曼和安东尼奥尼之间的共同点。幸好确实有一些：两人几乎是同时代的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欧洲电影创意上和商业上最繁荣的时代，他们都能代表这一时期的欧洲电影。两人都被视为严苛、高尚的导演，习惯于表现在这个无神的当代世界，人性的孤立和分裂。对反对者来说，两人都属于那种桀骜不驯、孤芳自赏的艺术家，对观众有着超乎寻常的高要求……最终，他们向我们揭示：我们每个人都迷失、孤独，行将就木。

　　不过，这些导演依然十分不同。对欧洲艺术电影来说，如果伯格曼是最悲天悯人的祈祷者，那么安东尼奥尼就是最淘气的知识分子。安东尼奥尼的电影比伯格曼的电影更作弄人、更沉闷。《奇遇》和《蚀》都是让人绞尽脑汁的猜谜式电影。《放大》则是一场无赖、时髦的神秘游戏。《扎布里斯基角》提供了一趟随心所欲的“美国反文化”人类学之旅，有人怀疑，除了在安东尼奥尼自己的脑子里，这些东西完全不曾存在。

　　我还觉得，安东尼奥尼的衰老不如伯格曼优雅。也许这是所有“现代派”最终的宿命—————变成仅供人怀旧的古董。很无辜地，安东尼奥尼最终看似太时髦、太超前，所以他的“酷”如今看来有点矫情和无耻。还有，当安东尼奥尼在1995年来了个“迟到”的回归影坛，结果极为尴尬。太多动人的画外音，太多夸张的性爱场景，《云上的日子》打个比方，就是一个老男人边对一个年轻女人朗诵诗歌，边用拐杖撩起对方的裙子。毫无疑问，这是一部发自内心的电影，但却明显失去了他早期作品中的姿态和自信。

　　虽然如此，安东尼奥尼依然是20世纪最与众不同、最具创新精神的电影人之一。他1960年一鸣惊人的作品《奇遇》当时在戛纳放映时，据说被由众多知名影评人和电影人组成的观众嘲笑奚落，因为他展示了一个他们并不想看到的当代世界。这个世界坚固而令人费解。这是个花花世界，但缺少真爱。片中的人物迷失而疏离，只是无垠大地上的微小生物，机器中的零件。那个时候，诠释当代世界没有人比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更出色。没有人乐意如此残忍地描绘出这幅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