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七九三年，法兰西共和国不能够忘却的年代。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已临近生死存亡的关头。雅各宾派取代了吉伦特派亮相于历史舞台，实行革命的专政和恐怖政策。其时，国外反法联盟虎视眈眈，国内保王党势力蠢蠢欲动，二者相互勾结，里应外合，企图绞杀襁褓中的共和国。革命与反革命两种势力处于生死决战时刻，共和国命悬一线，岌岌可危。

　　这是法国大文豪雨果在其封笔之作《九三年》中描绘的历史场景。

　　雨果没有亲历那个时代，但他对法国大革命并不陌生。他生于一八零二年，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经历了大革命的变迁。对于这场法国以至整个人类历史上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他有着切身的感受。有资料表明，他父亲是拿破仑手下的一个忠诚的将军，而母亲在政治上倾向保王党观点。雨果的政治立场从支持保王党起步，历经否定与抉择，从四十年代末开始成为了共和派。在《九三年》中，他是一个以资产阶级共和派成员的眼光去看待这场革命的。

　　故事在这样一个场景中诞生，又在这样一个场景中升华。《九三年》的价值不仅仅体现在它对历史的精确把握，更体现在作者透过了战争与革命的风暴，直指人性——人类灵魂的重心。正如他在小说中写到的：“在绝对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这是《九三年》成为经典的原因。

　　战争作为社会变迁的动力，革命作为改造社会的良药，总是诞生在不可逆转的必然之中。自从三千年前的埃及奴隶大起义开始，人类知道了所有“至高无上”的权力都可以被忍无可忍的情绪所颠覆。一个社会群体的仇恨与不满总会用暴力的手段迸发和倾泻。因此，人类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历史上，不可避免地沾染上了血腥的味道。

　　然而，人道主义才是人类文明的最基本要素。我国古诗里就曾经出现过这样的句子：“劝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战争”与“人”之矛盾从简洁的幽怨中深刻地映射出来。不知道最早的人道主义观点是出自谁国谁家，但，不可否认的是，人类社会只有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会出现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才懂得用上帝慈爱的眼光去看待生灵，才懂得生命的珍贵——别人，甚至是敌人，他们的生命也和你自己的一样珍贵；才懂得杀戮的残忍，才懂得所谓的革命，其实只是一场叠加在汩汩鲜血与累累尸首之上的无可奈何的悲剧。

　　只有真正以人为本，对人类的存在以及他们面临的痛苦、遭遇的灾难怀有深切的设身处地的悲悯情怀，其作品才会具有不朽的内在质地。相信每个人都一样，读了《九三年》，最大的震动是朗德纳克的人性回归，在三个无辜的孩子纯洁的目光之下，在一个母亲绝望的惨呼之中，敌人在刹那间由万劫不复的魔鬼蜕变成为一个环绕着人性光辉的天使。

　　事实上，许多文学、艺术大师在描绘战争题材的作品中都会触及到这个永恒的主题——人与战争。著名的德国作家雷马克，他的右手腕上有一道无法消退的伤疤，这是一战给他的“礼物”，也是他心灵永远的伤痕。人道主义是他终身的立场：他所有作品都在吟咏人性的真实与美丽，甚至在战争的暴风骤雨里，人性依然焕发着微弱却坚定的光亮。这同在痛苦的思索与迷惘的抉择之后依然憧憬着人性之善的雨果大师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所不同的是，雷马克面对的是一战这场“不义之战”给平凡人带来的戕害与摧残；而雨果是在透视有着明显进步意义的法国大革命，并在革命胜利之后的欢欣鼓舞之中，依然能够沉静地去反思人类在战争中忽略、遗失的东西。相比较而言，两位作家的立场都是可贵的，但显然后者更为难得。

　　战争是用杀戮来改变群体命运的一场赌博，而个体的生命在战争的壮烈中，无可避免地变得微薄。在所有死神降临的悲剧中，牺牲成为了最理所应当的字眼，被涂上了一层正义与崇高的光辉。然而，人类的最终极、最抽象的理想，就是要以无数生命的断送为代价来捍卫的吗？

　　日本作家森村诚一在代表作《青春的证明》中，如实地描述了二战期间，日本青年怎样在“以身殉国”的旗帜下义无反顾地充作人肉炮弹，而他们的亲人、爱人只能在其结束了一场死亡的旅行中，悼念着一个个被烫在荣誉证书上的单薄的名字——后来，连这些名字的正确与否，都被指挥者所忽略了。在抽象的“胜利”面前，人性在不可挽救地流失着。即使胜利了又如何呢？那些欢笑也终将变得苍白干涸。所有的战争都是暂时的，唯有人性是永远的。

　　在绝对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

　　所有壮烈的革命，说到底，是为广义的“人”所服务的工具和方式。是人在统治战争，而不是战争在吞噬人，包括肉体和灵魂。

　　朗德纳克、郭文、西穆尔登，不管他们谁是战争的胜利或失败者，不管他们谁是命运的幸运儿或沦落者，他们都值得我们来祭奠，因为他们经住了对人性的拷问。他们是坚强的。（温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