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3年是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时代，纷繁复杂的阶级斗争极为激烈。在小说《九三年》中，雨果以深邃的社会历史眼光和磅礴雄伟的气魄，描绘了一幅资产阶级大革命的真实生动的历史画卷。书中惊心动魄的情节，尖锐的矛盾冲突，雄伟的气势，浓烈的色彩，使这本书成为一部不朽的杰作。

　　《九三年》以共和军平息旺岱叛乱为中心事件， 通过对三个主要人物的塑造，表达了作者的人道主义理想。1793年法国封建王朝被推翻后，前候爵朗德纳克在旺岱小镇纠集几千农民叛乱。国民公会派遣教士西穆尔登到岱旺的一支平叛部队当政治委员。这支共和军的年轻司令郭文是被作者给予美好理想的人道主义者。后来，朗德纳克被围困，他以被他劫走的三个小孩做人质，要求换取自由，被郭文断然拒绝。由于偶然原因，朗德纳克得以逃脱，当他看到三个小孩困于火海中的惨况时，人性使他回来解救孩子而自愿落入共和军手中。郭文震惊于朗德纳克的人道主义精神，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将他放走，自己承担全部责任。作为郭文的老师，西穆尔登视郭文如己出，他理解郭文放走朗德纳克的人道冲动，但国民公会的铁的纪律和他执行革命纪律的坚强意志战胜了私人感情。西穆尔登最终下令处死郭文，在郭文人头落地的一刹那，他承受不住沉重的打击，举枪自尽。

　　这个跌宕起伏、摄人心魄的故事寄寓了作者的人道主义理想，被认为是雨果毕生追寻人道主义的自我总结。而这份以血泪培育、用生命祭奠的理想中包含了作家对革命的沉痛反思和对革命暴力的深刻考量。雨果支持革命、赞美革命，它的人道主义理想首先从肯定革命中体现出来。

　　在雨果眼中，资产阶级大革命把法国从封建专制的奴役下解救出来，是人道主义原则的巨大胜利。《九三年》里，它通过退而马克、佛莱莎母子等形象，愤怒的控诉了封建统治的惨无人道。巴黎街景的速写则表现了革命给人民群众带来的无比欢乐。

　　与此同时，他也认识到革命暴力的重要作用和意义。郭文在临死前说过：“文明有它的瘟疫，这阵大风(革命)治好了它。也许大风选择得很不够好。可是它有别的办法吗？在瘟疫的恐怖面前，我了解风暴为什么这样猛烈。”雨果认为用资产阶级革命暴力消灭封建专制，是革命的天职，是为了实现人类的理想，这是他人道主义思想的另一个重要前提。在此基础上，雨果对于如何使用革命暴力，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不懈的探寻，这在19世纪欧洲人道主义作家中，是难能可贵的。

　　西穆尔登是作者颇具匠心塑造的一个革命者的典型。在实践了自己对国民公会的诺言，判处郭文死刑后，他才真正感到这条法律的残酷和无情。他的死，除了难以承受的心灵痛苦之外，还源于对现实残酷多变的迷茫：昨天还是生死与共的战友，今天却由他下令处死。革命在打击敌人的同时，为什么也对准自己的战友？雨果指出，西穆尔登的悲剧就在于“他有着剑一样盲目的准确性，只对准目标直飞去，在革命中没有什么比直线更可怕的了!”

　　郭文更多的寄托了雨果的人道主义思想。在革命斗争中，他既能英勇地献身革命，又能有能维护人道主义原则。但是，当面对朗德纳克的人性回归时，他陷入了巨大的矛盾中：对付一个“用一件牺牲行为赎回了他种种野蛮行为”的朗德纳克，革命如果 “用一种野蛮的手段去回答这种慷慨的行为”，那就是革命的“弱点”，共和国的“贬值”。最终他选择了献身于人道主义，但是郭文的回答并不是雨果的回答。作者惩罚他的错误，把他送上了断头台，因为他“忘记了法兰西被出卖给了英国，放走了祖国的凶手”。雨果也肯定他的思考：在朗德纳克舍命就了三个小孩之后，处死他是否是唯一正确的呢？在这里，雨果指出暴力并非万能，革命不仅仅是在肉体上消灭敌人，更重要的是在精神上和道义上战胜敌人。

　　“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雨果的人道主义与革命、进步并不对立，它不是凌驾于革命斗争之上的指挥棒，恰恰相反，雨果的人道主义建立在革命基础上，是对革命前途的思考和革命意义的升华，是革命彻底胜利、社会不断进步的历史必然。这就使雨果远远高于当时那些狂热迷信暴力的革命家和反对任何暴力的人道主义者。

　　“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可以作为解读雨果思想的一把钥匙，他成了其后不断壮大的西方左翼思想的先驱。雨果推动思想和言论的自由，赞赏一切社会进步，他的理想是结束以恶制恶，他看到战争给百姓带来的无尽痛苦，因而希望有朝一日能建立一个欧洲联邦。雨果的真正作用，是他通过文学作品对整个社会进步的推动和影响。西方现代社会对于人的人道主义思考，起自卢梭，但真正将之发扬光大的，当推雨果。二百年来，雨果的人道主义理想没有消亡，西方社会的社会发展史的的确确是循着雨果理想的道路一步步走过来。（天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