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国内谈话节目已经多达100多个，形成了继“综艺风”、“益智风”后的第三股收视风潮。不过谈话节目良莠不齐，有些节目重复、虚假、低俗到几乎使人谈“谈话”而色变。

　　近日有消息称，中央电视台《朋友》、《半边天》(周末版)等谈话类节目将被暂停播放。据说，这一动作只是央视对谈话类节目加强管理的第一步，接下来还会对一些谈话类节目做相应调整。

　　对于谈话类节目的现状，崔永元在曹可凡新作《谈话节目主持艺术》的序言《一吐为快》中不客气地指出：“谈话谈成这样，让人想起打鸡血、喝红茶菌、甩手疗法，都是一哄而起，都是无所不能，都是灰头土脸。”那么，造成这些情况的原因何在，国内谈话节目的出路又在哪里。

　　为此新闻晨报记者独家专访崔永元，请他就谈话节目实话实说。

　　记者：您在《不吐不快》中历数了当下谈话节目的不少“罪状”，情况真的像书中说的那么严重吗？

　　崔：那当然了，比我说的严重多了。一个是观众自己能看出来的，比如暴力、下流、低俗；还有的是观众看不出来的，比如所谓的安排“话托儿”，举手站起来说的都是节目组为他们事先准备好的话；再有就是“化妆”，请节目组的工作人员扮演当事人，我认为这都是愚弄观众。从商业上说就叫做诈骗；从艺术角度讲，则是混淆了故事片和纪录片的区别。

　　记者：前不久，您对中国电视的庸俗化进行过猛烈抨击，谈话节目的这些问题是否就是电视庸俗化的重要表现？

　　崔：对。谈话节目的这些问题违背了艺术创作的规律，也丧失了艺术家的良心。他们用自己所掌握的专业技巧来愚弄观众，来追求收视的轰动性，目的就是追求商业的利润。在美国，也有一些公认的极其庸俗的节目，比如“斯普林格秀”中有一期节目讲婚外恋：请当事人和情人在节目中大打出手。也不告诉观众是真是假。美国的媒介，都认为它很庸俗，不坚守行业操守。

　　中国没有“脱口秀”

　　记者：您对谈话节目的失望似乎集中在缺乏真实性上，但在学界还有一种观点：电视节目是将日常谈话公众化，就不可能保留生活的完全真实。脱口秀的“秀”本来就带有表演的意思。两者矛盾吗？

　　崔：我觉得不矛盾。谈话节目分为两种类型：一种称为真实的谈话，像克林顿、布什的采访。还有一类叫谈话表演，一般请喜剧明星、电影演员来主持，相当于我们这儿的小品，跟观众说清楚这是表演。《六十分钟》、拉里金的访谈这些真实的谈话，如果造假就是丑闻。在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脱口秀。基本上都属于真实的谈话，但又把表演成分掺混进去。观众还以为这都是真的呢。

　　记者：那是否可以说“真实”是衡量谈话节目优劣的标准？

　　崔：如果是真实谈话节目，那么这就是唯一标准。而如果是谈话表演，就不是。故事片就不应该用纪实的标准来衡量。

　　记者：那么，还有什么其他标准吗？您能否从谈话节目的本体来谈谈目前谈话节目存在的问题，比如主持人、制作等？

　　崔：主持人的问题我不想说，可能他们自己喜欢，认为这是自己的风格，别人无权干涉。制作的粗糙也不是大问题，干电视的都是想为观众奉献制作精美的节目。不能一步到位，就慢慢来，这都是暂时的问题。

　　关键在于你有没有考虑清楚自己的位置、作用和影响力。我常跟《实话实说》的工作人员说，我们的观众有七八岁的小孩子，也有五六十岁的老人。说到什么分寸，你是负有责任的。现在不少谈话节目已经有暴力、下流的成分了。最近，我正在研究港台影视管理体制，他们的分级分得很细。英美也都有低俗行为法案。而我们是在大家都可以收看的时段，什么样的节目都有。现在无论是谈话节目，还是相声小品，色情、半色情的东西都很多，从一定意义上说，我不是个很保守的人，但我有孩子，也有老人，我不得不考虑他们的反应。不能自己喜欢什么就播什么呀。

　　《实话实说》失去了宝贵的东西

　　记者：我在您的序言中发现了这么几句话：“而今回头看看那时的节目，因为淳朴而真诚，因为简单而平易，因为无所顾忌而显得率直和活泼。”那是否可以倒过来说真诚尽失、顾虑重重是造成如今谈话节目质量不高的原因？

　　崔：我刚干上这行的时候，全国也不过10个谈话节目。那时，对节目的形式不太熟悉。我们都是以真实状态来参与的，而现在变成了互相迎合：制作者迎合观众，节目的参与者迎合制作者。当大家互相迎合时就没有了当初的那种真诚率直。我有些时候觉得现在的节目太圆滑了，包括《实话实说》。在技术越来越成熟的时候，我们失去的是许多宝贵的东西。

　　记者：还有其他原因吗？崔：现在谈话节目很多，全国上下有100多个。大家都开始竞争，竞争让人的心态变得浮躁。不少人急功近利地想压倒对方，显出自己，不择手段地谋取最后的胜利。

　　记者：那么您觉得这些劣质节目的出路在哪里，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

　　崔：我觉得首先是要平静下来，仔细想想我们在做什么，在为谁做，应该怎样做？回顾国外谈话节目的历程是一个好方法。他们也经历过混乱，但最后一味追求收视率、急功近利的节目都不长命。就像市场很混乱的时候，大家都生产假冒伪劣产品，最后一定都没有出路。我觉得如果再这么搞下去，只有死路一条。看看娱乐节目就可以了：火得多快，退得又多急。

　　《实话实说》怎样面对收视压力

　　记者：但是电视工作者必然面对收视率的问题，如何让节目既不庸俗又被老百姓喜欢？

　　崔：我们也一直在寻找这样的方法。好莱坞的发展道路始终值得思考。他们有一个阶段商业片风行：到处都是枪战、暴力。但那些拼命跟风、盲目追求广告效应的影片在商业上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益，也就是挣不了钱。你看，现在在国际影坛比较活跃的，都是那些冷静地拍电影的：比如越南、伊朗和韩国。前两天，我在读《李翰祥的艺术生涯》，他年轻时很长时间都在拍非常庸俗的电影。但事实证明没有多少赢利，到晚年转向艺术影片，像《火烧圆明园》等，很受大家欢迎。你可以调查一下：究竟是哪些节目有商业效应。那些所谓迎合收视的栏目到底好不好，那些电视台又经营得如何？

　　记者：《实话实说》怎样面对收视率的压力呢？

　　崔：我想，首先，我们要分析观众的口味，观众的话有时很有用，很有价值，我们要及时吸收。第二，不要观众说什么就听什么。观众不是专家，我们才是专家，因为我们每天都在接触节目。我觉得观众想看什么，就做什么是不对的。比如前不久我们做了一期日本教科书专题，就有观众明确表示不喜欢，他们总想看歌星、影星。我就告诉他们应该喜欢。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完全听他们的。这期节目我们是下工夫做的，收视率却不理想，但我认为它很有价值，我们以后还要继续做这样的节目。

　　记者：《实话实说》今后的走向会如何呢？

　　崔：我们今后要加强两点：一是新闻视角，也就是说反应更快一点。比如“砸大奔”事件，我们在事件发生后很快就做了节目。二是国际眼光，就是要知道对某件事，国际上是怎么看的，其他国家的人是怎么想的。总之，一边改，一边做吧。(黄斌)